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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老百姓遭了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曙光。”6月6日,在缅甸仰光的两位八旬老人赵振恒、马振宏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穿过唐人街来到缅甸广东工商总会。已经在该国多年的他们,用流利的粤语讲起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唱起了逃难和募捐时唱过的“流亡三部曲”。正是如此深刻的家仇国恨,令当年只是年幼学生的他们,便开始了为中国抗战捐款捐物。

这是千万海外华人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一个缩影。

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抗战期间的华侨义捐和侨汇达当时的国币13亿元,占中国军费的1/3。另外,加上其他途径的捐款捐物,华侨贡献共约国币50亿元。这不仅仅是钱是物,更是灼热的赤子心、赤子情。周恩来就曾为秘鲁华侨的捐款事迹题词:“万里外六千侨胞统筹债捐达二百万秘币,是侨胞之模范,是抗战之光荣。”

多个侨团变卖会馆捐款

在上世纪上半叶,华侨们在异邦为生活而打拼时,感情仍牢牢地扎根在故乡大地。在祖国有危难的时候,他们的千丝情便化为了万钧雷。从1931年起,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马来西亚“马华巡回剧团”深入城乡演出劝捐,他们高唱:“你一角,我一角,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涛……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誓把中国保……”

据美国旧金山广东银行经理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932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仅20多天的时间,当地华侨已电汇100万美元给十九路军。

而在全球,有多个侨团会馆变卖了会馆房屋,用于捐款或购买抗战公债。华侨人数较少的新西兰筹款32万英镑,属华侨当中人均最高的地区。侨胞人数分别仅为35人和40人的玻利维亚和海地,也分别捐款3560美元和3840美元。

侨领和华人企业家是各侨团华社的中坚骨干,在捐献和认购爱国公债方面是义不容辞的带头人。东南亚华侨商人胡文虎在1941年前就已捐500万元国币以上,是侨领中个人捐款数额最大的。另外,泰国陈守明,新加坡陈六使和陈文确兄弟,马来西亚陈棉生、陈永,印尼侨领丘元荣等捐款数额也很大。

菲律宾的著名侨领李清泉,抱病领导华侨国难后援会,为十九路军汇来巨款慰问,还捐购15架飞机。后来,他因劳累过度而去世,临终遗嘱再捐出10万美元。他的好友及侨团闻讯后,为继承他的遗志又筹资40万美元。

抗战不停止月捐就不断

华侨们认识到,抗日战争必然是十分艰苦的持久战,只有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捐款,才能达到打败侵略者、光复国土的目的。于是,各地侨团不约而同地开展月捐活动,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发表的《劝募长期月捐宣言》当中说:“抗战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解放为止。”

月捐是由大家按自己能力认捐,逐月交纳,一般来说是按月薪10%的额度,基本是“个个要捐”。古巴、巴拿马的侨团都规定18岁以上华人就要加入月捐,而企业主、商贩可以货代币。

南侨总会统计,华侨抗日捐款80%以上来自于月捐。正如《华侨先锋》杂志中所说:“是由那些日夜在油烟蒸沸的餐馆厨房、泳衣馆、农场和各个工厂、商店里的侨胞,捐集而来。”

1938年9月,新加坡8000名人力车夫通过决议:每日每车捐资,每月每人再捐。当时的《星岛日报》(香港)报道称:“人力车夫是华侨社会的无产者,所得尚不足赡养家室。然而从祖国神圣抗战以来,爱国之殷,绝不后人,捐款购债,颇为努力。”

除了月捐,华侨们还有其他各种募捐方式。新加坡侨校学生联合会为筹款制定“节约信条”,包括节约日常牛奶、饼干和饭菜费用,连袜子也要省去。还有“南侨总会”发起卖花捐,那时大街小巷都响起卖花声:“买了花,救国家!”侨胞们都以襟上插花为荣。

不顾个人温饱为国捐钱

华人华侨固然有巨商富人,但绝大多数还是挣扎在低层的劳苦阶层。在东南亚,他们多是小贩杂役;在欧美,他们多是厨师、洗衣工;在南美,他们多是农场苦力。这些华侨们在自己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却为中国和民族的安危,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

澳大利亚一位古稀老华侨,将准备养老的积蓄全部捐出。他说:“贡献祖国,无上光荣,死可瞑目矣。”缅甸仰光的女侨胞叶秋莲,将其所有首饰及两处家产的拍卖所得全部捐出,自己则入寺为尼。她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

印尼华侨马细旦是伤残人士,只能以手代步,艰难度日。当他知悉国内同胞惨遭日军蹂躏的消息时,热血涌上心头,每日爬至市区中心,“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侨胞见者无不献金,而其所乞得的金钱全都交给了华侨慈善会。

印尼粤籍华侨刘长英把自己的儿子送回国,参加抗日空军。儿子在战斗中牺牲后,他又将抚恤金全部捐为抗战军费。子是抗日英雄,父是救国义士,其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捐物小到衣被大到飞机

除了钱之外,侨胞们还捐献了大量的物品,从飞机、坦克、货车到被服、药品等,缓解了抗战时期祖国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紧缺的状况。

侨胞们还专门发起支援八路军的“援八行动”。法国里昂200多位以小商贩为主的侨胞,节衣缩食筹得1.3万法郎,为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军队购买防毒面具。

南洋惠侨救乡会多次通过宋庆龄给曾生率领的惠、东、宝等地的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送去大量物资。旅居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地的侨胞220多人,组成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乘坐小划船冲破日军巡逻艇的封锁,把一批批药品和被服等物资运到海南岛。

昂贵的飞机也是侨胞们捐赠的重点。据任贵祥、刘维开等专家分析,从1937年到1942年,全球华侨捐赠的飞机就有217架。另外,他们捐献的坦克也足以武装1个坦克团,直接增强了祖国的抗战力量。

1942年,美国俄勒冈州华侨救国统一会筹款后,加上争取到美国支持,买了3架战斗机,命名为“民族”“民权”“民生”,供中国用来训练航空生。

菲律宾华侨为祖国献机情形更为热烈,除了一般侨团商会献机外,还有华侨庄东里个人独捐飞机一架,侨校中小学生也集资捐“学生号”飞机一架,华侨妇女捐“妇女号”飞机一架,连马尼拉屠宰业的华侨和小杂货店店员亦集资各献机一架,合计下来,菲律宾华侨共捐飞机50架。

在大洋彼岸,美国加利福尼亚华侨募款购买军用运输机8架,命名为“北加州华侨精神号”献给祖国。斐济群岛仅有华侨2000人,也为祖国献机3架。

车辆,也是祖国抗战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在抗战前3年,华侨捐赠的汽车、卡车、救护车达1000多辆。1939年春,滇缅公路这条险峻的高原运输线重新开放,马来西亚华侨筹赈会和缅甸侨胞分别赠购卡车100辆和150辆。另外,美洲侨胞捐献救护车200辆,南侨总会捐献卡车200辆及其他物资。

“我妈妈白天要维持生计,照顾孩子,晚上就借着弱光,为中国抗日将士缝制棉衣,再交到侨团运回祖国。这是妈妈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缅甸老华侨马振宏告诉我们,他永生都难忘这个记忆中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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