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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区北,有一大片地方是中航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沈飞”)的厂区。

就是那儿,创造了交付部队几十个型号数千架战机的骄人业绩,被誉为“中国歼击机的摇篮”。

今天,我们不说战机,想说说“沈飞”记忆里战机以外的事儿。

炮火中诞生的“沈飞”

今年76岁的王泮久在“沈飞”成立不久就来到厂里,那时他才十几岁,亲眼见证了“沈飞”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化。“‘沈飞’是伴着抗美援朝烽火诞生的。”王泮久说。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赴朝作战,当时的安东(丹东)没有可供起降的机场,沈阳就成了志愿军空军的后方基地,并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基地就是现在的“沈飞”机场,当时叫北陵机场。

老人回忆说,当年,王海、李汉、赵宝桐、范万章等著名战斗英雄赴前线作战都是从这里起飞的。李汉击落了美国F-80飞机,他所驾驶的米格-15飞机就是由“沈飞”组装的。当时的“沈飞”,除了负责组装和修理飞机外,还生产飞机副油箱。

现代战争不仅兵要精,武器也要好。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和空军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加快我国航空工业创建的步伐,1951年4月17日,中央下令将空军工程部管辖的工厂,除少数几个氧气厂外,全部移交给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

同年6月29日,沈飞第一任厂长熊焰代表“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第五厂”和“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正式办理了移交手续,“五厂”更名为“国营第112厂”,这一天也成了“沈飞”正式诞生的纪念日。

然而,当时的112厂厂区面积仅31万多平方米,全部建筑面积不到5万平方米,机器设备共232台,绝大部分是破旧的皮带机床,职工647人。面对大量亟待修理的飞机和发动机,党中央、政务院发出“全国支援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并于1951年8月对112厂进行扩建。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亲自批准建设经费,表示“要物给物,要人给人”。这次扩建后的112厂到1952年上半年,新增机器设备360台,人员已达千人,成为重要的飞机修理厂。

“沈飞”有自己的机场

“沈飞”厂区内有一条试飞跑道,现在那一区域叫“沈飞机场”,它的前身叫北陵机场,已经有85年的历史了。

对于“沈飞机场”的历史,王泮久如数家珍。他说,在北陵机场之前,沈阳已经有于洪机场和东塔机场,一个是军用为主,一个是民用为主。建北陵机场完全是当时东北边防军司令兼航空军司令张学良出于扩充空军、建立东北航空工厂的考虑。至于张学良选定在北陵附近建机场的原因,王泮久做过一番研究。他查阅的《皇姑文史资料》记载:“横亘东西,位于沈阳市区北部画一条线,起点是辉山,沿着天柱山一路走来,经过东山咀子、二台子,再到隆业山(北陵),最后到塔湾为终点,这条线被誉为沈阳的‘龙岗’地脊。”

沈阳北陵机场的兴建始于1930年9月,张学良一边着手兴建北陵机场,一边与荷兰弗克飞机制造公司就建设东北航空工厂的相关事宜进行沟通。

弗克公司非常积极,除了派专人来沈阳协商建厂事宜之外,还特意派了两名飞行员,驾驶两架战机为张学良作飞行表演。通过空中飞行和地面参观考察,双方对建厂事项达成一致,很快就进入了建厂的准备工作。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沈阳,张学良建设东北航空工厂的计划随之破灭。

在“沈飞”航空博览园二楼东厅展出的一块石头界碑,上书“满航”二字,是数年前北陵附近施工时挖出来的,这是日本侵略的又一铁证。

1953年11月7日,考虑生产需要,北陵机场正式移交给“沈飞”。“沈飞”的试飞车间也由厂区迁至机场,并开始组建较为完备的试飞站。沈阳北陵机场也正式成为“沈飞”的一部分,“沈飞机场”由此得名。

“沈飞”转入喷气式歼击机制造后,为适应飞机的试飞要求,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先后对机场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维修和改建,机场的功能有了很大提升。

王泮久告诉记者,现在工作或者说战斗在这里的是担负着飞机试验试飞任务的全体机务人员和试飞员,他们露天工作,不论是盛夏酷暑,还是冬雪严寒,一年四季始终坚守在机场。

第一位倒在岗位上的“沈飞”厂长

歼15在辽宁舰上的表现,让人们记住了一个为国防工业献出毕生心血的“沈飞人”——罗阳。翻看“沈飞”历史,像罗阳这样倒在工作岗位的“沈飞人”还有一长列,许多人至今还很少为外人知晓。

在“沈飞”航空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件看起来与航空毫无关系的物件,那是一件线衣,前胸部分被剪开了,这是“沈飞”第三任厂长高方启的遗物。

说起这位厂长,王泮久老人沉默良久,他说:“我赞成人们说的‘共和国第一’是干出来的说法,当年的人们是怎么拼命地干哪!”

高方启原是沈阳五三厂的厂长,他本来是研究子弹制造的,精通英语、德语,在五三厂时就是一位模范厂长。

到“沈飞”后,给王泮久印象最深的是,这位厂长一进厂就扎下了根。高方启的家在沈阳市内,每天上下班需要很长时间,由于“沈飞”当时生产建设任务繁重,每天全厂都在加班加点工作,所以他从到“沈飞”那天起,就给自己定下了规矩,除了每周六晚上回家与亲人团聚外,其他时间一律住在厂里。

由于当时生产需要经常与苏联专家交流,对俄语一窍不通的他,硬是利用挤出来的零散时间,迅速掌握了这门语言,到后来可以与苏联专家正常交流并查看俄语资料。

高方启这种忘我的工作状态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损害,他的身体状况甚至引起来“沈飞”视察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的重视。陈毅强令他到北京去检查,当时的检查结果是高方启已经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然而,病情并没有挡住高方启工作的脚步,1966年,他在车间参加生产时,倒在工位上。当时,他身上正穿着爱人亲手织的线衣。在抢救过程中,线衣的前胸部分被剪开了……

亲人的呼唤、医生的努力未能留住这位为“沈飞”早期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厂长,去世时年仅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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