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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14 02:35:00 环球时报 单仁平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很多人都在谈论中日关系。马立诚先生日前通过互联网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中日和解是对二战结束的最好纪念”。这个立论至少表达了一个美好的愿望,但要指出,该立论看起来也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我们觉得,在中日之间多一个这样的呼声,应当不是坏事。

马立诚先生的文章倡导中国社会对中日僵局的我方责任进行反思。这是他“对日关系新思维”的突出标志之一。在中国媒体大多数声音都批评日本的时候,有一个自我反思的声音应当说是有益的。马文用大量篇幅讲述了日本战后建设和平社会的努力,以及日方对中国改革开放提供的各种帮助,还谈到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实际反思。尽管马对事实的陈述有明显的“选择性”,但中国公众重温一下他集中在文中的史料,也是有必要的。

我们支持马文这样的文章在中国舆论场上能够得到传播,无论该文的观点总结是否有偏颇之处,它都对增加中国社会审视中日关系的视角和维度具有正面意义。

我们同时认为有必要指出该文的一些重要事实空白,并有针对地谈一些我们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马文给人一个印象,中国舆论对日方的指责比较单一,不像日本的不同声音较多,因而对两国民间对立负有更多责任。这是需要特别澄清的。中国舆论的确没有日方开放,但中国主流舆论一直比较中道,为日本辩护的少,对日说尖锐狠话的也不多。而日本恶骂中国的公开出版物比比皆是,比马文列举的为中国辩护的声音更有影响。此外中国官员大多对日留口德,而日本高官批评中国的声音十分刺耳,而官员的态度往往是舆论引导的最强音。

中日公众互视的调查显示了中日舆论的真实情况,那就是日本讨厌中国的公众比例比中国讨厌日本的公众比例还要高,而且日本的这个比例在继续上升,中国是下降的。对于完全不了解中日恩怨的人,大概会因为这些数字误以为中国是70年前那场中日之间大浩劫的加害者,而日本是受害者。中日之间似乎有不少这种“大是大非的颠倒”。

马文谈到了中日围绕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争议的一些泡沫化表现,但没有触及这两大争议的深层原因。这两大冲突本来是可以缓和的,但日本的确不断发出挑战,其内在动力是它不接受中国崛起,拿这两个问题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中国无力改变日本社会的心理过程,我们可以用让步来安抚日本情绪的空间又很有限,从而逐渐造成中日间的强硬互动。

马文的标题就是“中日和解是对二战结束的最好纪念”,这大概是不少中国人的愿望。然而必须指出,愿望归愿望,现实归现实,中日的和解不是中国主动拿出姿态就能实现的,它实际上要困难、复杂得多。

外交大转弯通常很不容易,在实力相当的大国之间尤其难。当年美国尼克松政府能主动寻求突破美中关系,有国际大环境推动,也有美国实力对华的绝对优势帮其下决心。中国当时两面受敌的恶劣环境也促使我们接受了美国的橄榄枝。

中日关系的真正之难在于中国崛起将强未强,对日本的吸引力还拉不住它。当年中日友好是日本有实力优势,现在中国逐渐变成战略优势方,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颇具挑战的过程。而且美国是中日关系的重大要素,搞中日关系至少有一半取决于中美关系,日本首先有想不想同中国和解的问题,然后它还有能不能同中国和解的问题。

在当前的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下,中日实现马文所期待的和解恐怕不现实,但两国应当控制不利因素,实现两国关系从谷底向上的改善。这应当是能做到的,它对中日都有好处,两国已经积累了朝此方向努力的大量愿望。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欢迎马文这样的声音参与对中日关系的讨论。情况越辩越明,在外交问题上,多元思维永远是有益的。(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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