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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抗战打断了“黄金十年”是国民党发明的神话

2015年05月13日 07:59

来源:凤凰网新闻客户端 作者:刘仲敬

核心提示:“抗战打断了北伐后的黄金时代”,其实是国民党在失败以后发明的神话。无论从二十世纪历史的整体趋势看,还是从国民政府的内部文件看,抗战都是北伐的直接延续,国民政府并没有“世界终将从对抗走向对话”的天真念头。

蒋介石演讲,资料图

本文摘自凤凰网新闻客户端,作者:刘仲敬(凤凰网新闻客户端主笔),原题为:抗战打断“黄金十年”是国民党发明的神话

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重新规划了一战后的远东秩序,以协约国在远东的主力日本为最大牺牲者。

从日本的角度看,“优等生”策略突然失灵了。

从中国的角度看,“流氓外交”突然显得比“绅士外交”更有效。此后十年,十九世纪的外交规范日益撕裂。中日双方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双重外交。

日本的双重外交意味着外务省和军部的分裂,两个决策中心执行两种不同政策。中国的双重外交意味着同一批决策者执行两种不同政策,遇强则弱、遇弱则强。两种“双重外交”造成的长期后果,如果翻译成居委会大妈的白话文就是:中国不断耍小聪明占小便宜,然后吃一次大亏,落到前功尽弃的地步,然后从头开始故伎重演。讲理的日本人一再吃哑巴亏,丧失白纸黑字的权益,弄得自己像个傻瓜。耍横的日本人一再捞到法外的利益,觉得对方就是吃硬不吃软的角色,“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才是最好的。

英国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观看这些不太体面的表现,觉得亚洲人就是既野蛮又狡诈,倒霉也是自作自受。

1922年,外务省制定《时局处理方针》:“尊重九国公约主旨,执行对华时局共同协议。”仅仅两年以后,军部就要求在直奉冲突中支持张作霖。从南京事件、济南事件到九一八事件,军部“隐忍”的耐性不断降低。民政党内阁倒台后,霞关(外务省所在地)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一群失去观众的演员。他们的做法就是不断重提1922年的框架,一次又一次地签署新的协定。

这事一点难度都没有,因为只有在当事人决心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谈判才会变得棘手。

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至少国民政府一方没有什么认真谈判的兴趣。革命外交就是“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任何安排都是临时的,最终目的就是将帝国主义扫地出门。

“抗战打断了北伐后的黄金时代”,其实是国民党在失败以后发明的神话。无论从二十世纪历史的整体趋势看,还是从国民政府的内部文件看,抗战都是北伐的直接延续,国民政府并没有“世界终将从对抗走向对话”的天真念头。

1929年4月,《中华民国国防计划纲领草案》提出:“由外交之现势、地理之地位、历史之事迹而判断,将来与我国发生战争公算较多之敌国,首为陆、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山东问题及其他多数利害冲突问题之日本。”

日本人倒是没有制定什么针对中国的战争计划,直到淞沪抗战爆发。不过,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觉得国军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唯一忌惮或厌恶的对象,毋宁说是外交部的牛皮糖战术。

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对英法美的修约谈判是认真对待的。对日交涉就完全两样,达不成协议比达成协议更好,因为任何协议都解决不了满蒙特殊地位问题,所以任何协议都是革命下一阶段的推翻对象,现在何必太认真呢?王正廷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态度,是以不了了之。”于是,一切都变成了悬案。

牛皮糖战术的主要受害者,就是日本的国际协调派和商人。1931年以前,他们说话还能管用。然而说话管用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找不到负责任的交涉对象。1928年,张学良拒绝执行父亲一年前签署的《新五路协定》。他的借口非常幼稚,说是原来的文本弄丢了。日本人没有追究,其实是因为满铁当时还很想做生意。张学良自己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得意洋洋地表示“年轻人办事也不差”。

1929年4月,辽宁省政府发出训令《禁止土地、房屋出卖给日本人》。1930年7月,辽宁省政府发出训令《禁止中日合办各项事业》。1930年9月,辽宁省政府《禁止盗卖国家土地》规定:无论私有、官有、公有土地,卖与或租与外国人者,均以盗卖国土论处,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课以罚金。

这些行政命令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同时违背了条约义务和国内法律。日本人的反应是找了一批国际法专家,在报刊上论证为什么这样做是错的。这一招早已在抵货运动时用过,效果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一点效果也没有。

国民政府长期搞群众运动,非常清楚怎样侮弄死脑筋的对手。他们依靠党部操纵群众团体,就像地下高利贷钱庄依靠黑社会。如果发生问题,都可以算成民间组织的责任。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很快就掌握了这种艺术。他不准国民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成立党部,而是另外组织了一批群众团体,例如著名的“国民外交协会”。根据马越山的记载,他对卢广绩说:“你们是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政府不便出面的事,你们可以出面做。”

林九治郎知道“运动是总司令身边的人煽动起来的”,但是无可奈何。外交的前提是双方都想达成协议,否则就会沦为争取舆论支持的公关表演。“张学良时代的对日态度,已从排日事件发展到对日攻势,而以铲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为目标。”重光葵说他“树立了公然排日的方针,用很露骨的办法想把日本势力逐出满洲。”

九一八事变是南次郎对若槻首相的公然挑战,然而下台的却是后者。日本方面的双重外交颠倒了位置,立刻引起了国民政府方面的双重外交颠倒位置。

张学良、蒋介石、胡汉民和汪兆铭在此后的几十年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论证“不抵抗政策”和“国际道义”,希望给国际社会留下有利于自己的印象。他们在国外的舆论工作非常失败,几乎不逊于国内舆论工作的巨大成功,结果造成了流传至今的绥靖神话。

其实里顿调查团时代的国际社会与其说是绥靖日本的横暴,不如说是厌恶国民政府的小动作。

英国外交大臣西蒙的两份备忘录很能说明问题。《满洲》备忘录说: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接收了俄国在满洲的权益,但中国从来不愿接受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中国从过去的消极抵抗发展到现在的积极抵抗,冲突日益扩大和频繁,终于在九一八全面爆发。日本违反《国联盟约》的原则,但事出有因。事件的性质是复杂的,不能解释为一国入侵其他国家。因为南满铁路属于日本,日本有权在铁路沿线驻兵保障铁路的通行。

《当前的中国危机与英日关系》备忘录说:中国在东北建设与南满铁路相竞争的铁路,引起了日本的不满,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欺诈和野蛮是东方人的特征,英国人犯不着蹚浑水。里顿报告反对恢复东北战前状况,建议派遣国际维和部队进驻,其中明显蕴涵了不相信国民政府会遵守条约的意思。幸而日本人更加积极地拒绝撤军,国民政府才得以在国内舆论战当中将全部责任推给日本。

不过甚至晚至卢沟桥事变,国民政府在国外的舆论工作仍然没有什么起色。英美外交官都不相信日本人有意发动战争,只有苏联心满意足地收复了北伐时代的人肉盾牌。这种内外有别的格局一直在延续,虽然成效也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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