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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地区平叛改革始末
时间: 2011-04-07 作者: 杜斌 来源: 藏学资源网

昌都是藏东地区经济、政治、宗教、文化中心,且与民主改革搞得较早的康定、青海、云南藏区紧相连接,因此,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当时的社情来讲,与西藏其它地区相比都有所不同,情况比较特殊。因而,一九五九年前后,昌都地区是西藏叛乱最早、叛乱分子活动最猖獗、平息叛乱的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那时,我任驻昌都某团参谋长,直接参加了这场斗争,许多事情都记忆犹新。

一九五六年,与昌都地区毗邻的康区、青海、云南藏区的民主改革已基本结束,受这些地区的影响,西藏广大农牧民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很高,民主改革这一敏感的问题便开始传谈开来。对此,党中央和西藏工委认为,西藏的民主改革终究是要进行的,早点谈及这个问题,使西藏上层人士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便将来能承受民主改革的精神压力。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西藏工委打算先在昌都搞试点,摸索一些经验,为将来全面实行改革打下基础。这时,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是—个大发展时期,援藏工作人员陆续增加,整个形势呈好的发展势头。但是,西藏噶厦政府内一部分反动上层人士对形势的发展惶惶不安,他们十分担心失去在西藏的封建统治地位,对民主改革怕得要死,顾虑重重,从言行上作出了与形势和群众的呼声相对立的反映。党中央鉴于西藏的情况比较特殊,改革不能急于求成,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电告西藏工委:因西藏条件尚不成熟,六年内不实行改革。西藏的改革推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内看情况再执行。并指示西藏工委,将党中央的这一决定转告西藏噶厦政府上层人士,让他们打消思想顾虑,不要作出于人民无益的不明智举动。—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应印度副总统拉达克希南的邀请,达赖、班禅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大会,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受毛主席委托,曾三次找达赖谈话,这三次谈话的时间大约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和五七年一月一日、三日,告诉达赖喇嘛,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改革,六年后是否改革,到时请达赖喇嘛本人决定。不久,毛泽东主席在给达赖喇嘛回信时又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信的大概内容是:西藏的改革叫起来了,很好,但条件不成熟,不是改革的时候……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就西藏暂不实行民主改革的问题在北京正式发表了公开讲话。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西藏工委及时召开了西藏工作会议,调整了工作部署,原打算在昌都先搞改革试点也不再搞了,全藏有关方面的工作一律停止,开始了工作“大收缩”。紧接着,大批援藏工作人员内调,地方工作人员由二万人减少到三千七百人;部队也本着“保点保线” (保住边境守点和川藏线)的原则,由五万人减到两万人左右。点是保住了,但线却没有完全保住。由于人手少,川藏公路许多路段得不到正常养护,不能通车,记得当时昌都那段公路只能从岗托通到怒江,怒江以西的许多路段几乎不能通车。当时进行的这一工作大调整和工作“大收缩”是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自然,损失也是很大的。从一九五六年工作大发展到五七年开始工作大收缩,前后仅隔一个年头,工作几乎没有开展,大批援藏工作人员进藏紧接着又大批内调,对人力、物力、财力的耗损可想而知。按当时“一人两吨半”的说法,一个援藏工作人员从内地进藏至少需要两吨半物资作保障,也就是整整一台嘎斯车的载重量。应该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大调整,是党中央和西藏工委对西藏噶厦政府的最大尊重和让步!但是,西藏噶厦政府内的部分反动上层人士对此有何反应是何态度呢?他们很清楚,虽然中央明确表示六年内西藏不进行改革,但六年后呢?按照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西藏民主改革只是早和迟的关系,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总有一天会被废除。正是担心和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便妄想通过武装叛乱,将西藏变为永久的独立王国,以达到分裂的目的。于是,叛乱的枪声首先在昌都打响了。 ‘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江达头人作为昌都地区的代表到拉萨参加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后,七月上旬回到昌都,七月二十日,齐美多吉便与邻区窜到昌都的部分匪帮纠结在一起,把人马拉上山,开始了局部武装叛乱,他们在川藏公路岗托至妥坝沿线进行抢劫,进行骚扰破坏活动,将沿途二十多个道班洗劫一空;

八月五日,苏联地质专家与我工作人员一道赴野外作业,在妥坝以东十二公里处遭到叛乱分子袭击,我亡四人,伤五人,在部队的奋力保护下,才使苏联专家脱险;

八月十六日,汽车第十六团八十多辆车运送进藏物资行至色霁拉山山脚,遭到叛乱分子袭击,我亡一人,伤二人;

九月十八日,昌都地区汽车运输站二十辆车行至妥坝以东二十一道班时,又遭叛乱分子袭击,我伤亡各三人;

十一月七日,昌都宁静地区普巴本泽旺多吉召集头人会议,策动叛乱,要求解放军立即从宁静、盐井等地撤走并滚出西藏,不准给解放军运送物资,不准卖粮草给解放军;

十一月二十五日,普巴本泽旺多吉率匪徒偷袭我在澜沧江边看守溜索的一个排,制造了我牺牲副连长以下二十一名官兵的“竹卡事件”,并抢走了全部武器弹药;……

面对叛乱分子的暴行,昌都驻军和人民群众十分愤慨,强烈要求惩治叛乱分子,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但是,本着“政治解决”的原则,部队一直克制、忍耐着。并通过当时任昌南前指指挥长的邦达多吉代表组织出面做说服教育工作,争取矛盾缓和。与此同时,部队各级组织和广大指战员也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对群众进行政策宣传,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再由群众去做因受蒙骗跟着叛匪上山的人的工作,使他们觉醒,尽快下山回家。通过这些工作,昌都形势一度稳定。但是,由于受西藏噶厦政府内部分反动上层人士的唆使和幕后指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齐美多吉再次组织人马上山与人民为敌,这样,昌都地区的形势再度紧张起来。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叛乱分子将人民解放军驻丁青的一个连队包围了九十多天,妄图迫使解放军退出西藏。同年十二月,叛乱分子两千余人武装围攻我驻扎木的一个排,全排官兵奋勇还击,坚持了十五天,直到昌都援军赶去才解了围。虽然当时昌都地区叛乱分子气焰十分嚣张,活动十分猖撅,但部队始终坚持“不开第一枪”的原则进行自卫,部队付出的代价是很惨重的。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叛乱集团出走,分裂活动公开化,政治争取已不可能,叛乱亦由局部遍及西藏各地,人民解放军为了自卫,同时也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开始了正式武装平叛。根据上述历史事实,对一九五九年的平叛,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而实质上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

昌都地区平叛,主要是从内地调集部队。一九五九年、由成都军区派出“黄指”,即由黄新廷副司令员任指挥长,成都军区副政委王其美任政委的指挥部,主要在昌南地区指挥平叛,昌西地区平叛指挥部指挥长则由五十四军赵文进副军长担任。不久进行组织调整,将昌都地区“黄指”和“赵指”合二为一,指挥长由赵文进担任,政委由王其美担任(这时赵已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王任命为西藏军区副政委)。一九六一年,王其美因公调动,昌都地区平叛指挥部政委改由西藏军区副政委詹化雨担任。自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总参委派赵文进为代表,与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一同到昌都检查平叛工作,召开了昌都“八月会议”后,昌都地区各部队平叛指挥关系进一步得到了理顺,工作走上了正轨。当时,昌都地区的叛匪主要活动在昌西一带地区,即现在的芒康、丁青、边坝、洛隆等县,因而,平叛的重点也在昌西。我们采取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办法,在“一号战区”,即昌西战区给予了叛匪有力的打击。曾先后在丁青一带抓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的空降特务数十人。从一九六一年初开始,昌都地区逐渐转入平叛尾声,主要是清剿残余匪帮。根据中央“边平边改”的指示,实行平一地,巩固一地,再转一地的方针,顺利地进行了平叛改革。一九六二年三月,昌都地区同西藏其它地区一样,经过三年的艰苦势力,圆满完成了平叛改革任务。

西藏平叛改革,代表了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平叛改革的胜利,是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它不仅废除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而且打破了西藏噶厦政府一部分反动上层人士的分裂梦想,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西藏各族人民从政治上得到了彻底翻身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过上了幸福生活,这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否认的。西藏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自己的祖国,这一点,无论是在一九六二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还是在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得到了事实的检验和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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