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教育就是万能的吗?

1. 美国名校录取标准的来龙去脉

毋庸讳言,我国教育学界认为不能完全凭考试成绩,而是要在高招中导入和加强课外活动表现、推荐等方面的权重的思想,主要是来自于美国(欧洲和日本并不是这样)。然而,不少人所认识的,只是美国高校招生制度的表面形式,很少对于这种形式的来龙去脉以及它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的原因做探究,这是一种可怕的忽略。我们要想探讨我国教育学界关于高校招生制度的主流思想源流时,十分有必要对于美国高校招生制度的形成、演变,以及其背后的原因,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要做这样一个回顾,有一本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是我们不得不读的,这就是《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1]。这是一本迄今为止这个方面最具经典性的著作,以下关于美国名校入学标准的叙述,基本上以这本著作为来源。

20世纪以前的美国名校,基本上是贵族豪门子弟的俱乐部,这些贵族豪门子弟往往不爱学习,而喜欢社交和体育。他们标榜自己,说个人品质、个人道德比学术能力更重要。那个时代美国名校的教育质量十分堪忧:学术标准不高,而社交和体育更多的时候只是沦为纨绔子弟玩乐的借口。这种状况,引起了美国教育界有识之士的担忧——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想改变这种状况,要提高美国名校的学术能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维护美国统治阶级的统治,维护社会稳定。《被选中的》一书说道:“英国的统治阶级认识到,‘击败反对者的最佳途径是取得其领导人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必须要起用并教育较低社会阶层中有能力的孩子”。对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阶层采用釜底抽薪的方式,通过名校招生把其最优秀的子弟吸纳进统治阶层,以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考虑。

要提高大学的学术能力,要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就一定要强调学术能力考试,把社交、体育的权重降下去。因此,在20世纪头二十年,美国的名校迅速确立了以学术能力考试成绩作为录取标准的制度。在这当中,利益的斗争当然也贯彻始终:“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家庭是各名校捐赠的主要来源,但是,名校的入学标准的钟摆还是向贤能主义,向强调学术能力考试摆了过去。

然而,这时出现了一个原来意想不到的新问题:20世纪的头几十年,欧洲犹太人大量移居美国。这些犹太人的孩子考试成绩很好,大量进入名校,严重地危及原来美国本地既得利益集团的孩子进入名校的机会。美国的一些教育管理者开始想方设法限制犹太孩子的入学机会。他们去研究犹太孩子的弱点,发现犹太孩子在社交和体育上比较弱——这原本是毫不奇怪的,新来乍到的孩子在社交上肯定会差一些,对于当地的体育项目也会比较生疏。于是,钟摆又从学术能力考试向“个人品质”摆了过去。我们的教育学家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先进经验”,教师推荐信及个人面试,也是这个时期大行其道的。《华盛顿邮报》关于《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的封面书评说:“美国大学入学评鉴中特别重视课外活动、领导特质以及推荐信的做法,与欧日截然不同,许多美国人引以为荣,其实这是二十世纪初特殊环境考量下的结果。诚如当时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所说:‘是为了防止日增的犹太人比例。’”这实际上是一种并不光彩的针对犹太优秀学生的制度性作弊。

之后二战爆发,大学生源减少,招生困难,而且全社会都要强调各阶层同仇敌忾,与国家的敌人作战,钟摆又向贤能主义的学术能力考试摆了过去。

战后的美国,排犹主义没有了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人造卫星先于美国上天,警醒了美国。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美国需要大量的理工科优秀人才,这当然又使得钟摆重重地向贤能主义的学术能力考试摆了过去。这次摆过去,就再也没能向相反方向摆回,因为美国大学的入学标准从十九世纪的所谓“个人品质”考量,向贤能主义的学术能力考试走了很远。

然而,仅凭贤能主义的学术能力考试录取学生确实也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并不是像我国的那些教育学家们所主张的,考试成绩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学生的真实能力,而是凭考分录取学生,虽然确实给寒门优秀子弟提供了一个进入上层的通道,但从统计看,社会上层的孩子的入学概率还是大大高于弱势群体。尤其是黑人的孩子,单凭考试竞争很难上得了名校。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美国各个名校开始对于黑人子弟大幅降分录取。必须指出,对于黑人子弟降分录取,在这个特殊群体内部的入学机会分配,凭的还是考试成绩,所以,并非是钟摆向背离考试的方向摆动。

2.目前教育学界与媒体关于考试的观点过于偏颇

通过考试,而不是通过血缘,也不是依靠走人际关系的举荐,来选拔人才,给予更优质教育资源,提拔到更高的岗位上,这个创举,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如今的文明世界,几乎全都采用了这个制度。然而,今天作为考试制度发源地的中国,其主流教育学界及媒体对于这个制度的批判、反对声音,却一浪高过一浪。从总体上说,这种批判是相当偏颇的。如果这种偏颇的观点逐步成为政策,甚至制度,那么,对于中国未来的损害将是极其长远的。

考虑考试制度这个问题,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公平、公正;另一个是效率。首先,我们讲公平、公正问题。公平、公正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制度安排是否公平、公正,要看涉及的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认为它是否公平、公正。考试制度确实提供了一个社会纵向流动的机制。一个社会,即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别较大,但只要能够保持较为畅通的纵向流动,就能够给其社会成员一个较为公平、公正的感受,也比较容易维持社会的稳定。所以,考试制度不仅仅是一项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安排,它还是一个在政治上实现公平、公正,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安排。

实际上,对于考试的诟病主要是集中在效率方面,即考试能不能有效地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这些年来,说考试不能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的各种说法甚嚣尘上。比如“高分低能”、“30年来高考状元无一成才,全军覆没”,甚至说历史上的状元也不行。这类说法的荒唐之处,就是没有统计学的概念:你当然可以找得到“高分低能”的个体,也可以找得到“低分高能”的个体,但是,统计数据支持的,恰恰是“高分高能”,“低分低能”。

还有一些对于考试的诟病,是没有获得信息的成本的概念,不懂得事前预测与事后认知之差别。比如某大学教授说:“人才的选择,最可靠的办法不是考试,而是实践”。这个貌似有理的说法,其实是荒谬的:考试选拔人才是一种预测,根据其考试成绩预测各个人的培养价值,以决定在他们身上如何配置教育资源,不可能等他们都实践过了,再去做所谓“最可靠”的判断。

3.自主招生也不应降低考试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谈高校自主招生,有必要明确以什么方式实行自主招生。笔者认为,高校,特别是顶尖名校,实行自主招生确实有好处,但不应该是随意根据主观标准自主招生,而是应该体现在自主考试上面。可以考虑,允许985学校在统一高考后,根据统一高考的成绩画线,选拔达标的考生进行由各个学校自己命题的复试,以选拔出更适合自己学校要求的考生。

4.应该真正搞懂“快乐教育”的真实含义及实际效果,不可盲目跟风

长久以来,中国的学者及媒体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故事:中国的孩子学习这么辛苦,效果却极其不好;而美国呢,实行“快乐教育”,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学习的效果却非常好,有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各个科技领域保持了长久的领先地位。这个故事是相当诱人的,不劳而获的故事永远是诱人的。然而,事实却绝非像表面上这么华丽。事实上,美国的“快乐教育”试验,毁掉了几代孩子,其后果就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为重要的制造业优秀劳动力的匮乏。美国自己痛定思痛,从上到下正在号召向中国的基础教育学习,并且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以学生的统考成绩来评定教师资格,不达标者下岗。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美国的“快乐教育”之所以没有对美国在科技领域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有三个原因:一是基础教育对于科技研究有着较长的时间滞后性;二是美国长期享有的科技领域的优势,使得美国可以吸引在其他国家受到更好的基础教育培养的人才;三是美国的“快乐教育”是应对既没有天赋又没有钱的弱势群体的孩子们的,而中高收入的群体可以为自己的孩子购买优质教育资源,那些有过人天赋的孩子如果家庭经济收入力所不及,则由社会或国家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美国的优质教育资源恰恰意味着不是快乐教育。即使如此,所谓“快乐教育”仍旧给美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问题,目前正在深刻反省中,我们实在不应该去照搬美国教育体系中糟粕的那一部分。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仍旧是个发展中国家,正在赶超当中,我们需要大量的优质劳动力。我们的孩子就是要比发达国家的孩子学习得更辛苦,才能获得并保持赶超的势头。他们今天的辛苦不会白费,今天的辛苦换得的是他们明天,以及他们的子孙万代的快乐。

5.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人的先天禀赋的差异,把优质教育资源提供给天资特别优秀的学生

如同人在体能方面的先天禀赋有着巨大差异一样,人的智力的先天禀赋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避免谈论人的智力的先天禀赋差异,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性”。这种“政治正确性”已经妨害了人类社会在这个方面客观中立、求真务实的研究,如果让它再肆无忌惮地妨害对于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教育实践,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了。

美国虽然在理论上也避免多谈人的智力的先天禀赋差异,但在教学实践中还是力求解决这个问题,它“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确保学生中真正的天才和精英不被埋没!从小学开始,就通过智力测验和标准考试,找出人群中的精英,冠以‘天资聪颖’的头衔,加以特别培养”这确保了美国仍能培养出优秀的科技精英。

中国过去,有小升初、中升高考试来选拔优秀儿童或少年,把他们送进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学校。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这一套选拔优秀儿童或少年并因材施教的制度安排废除了,那么我们有没有考虑,有没有能力建立美国的那套制度?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在废除原有的中国自己的制度时,就要三思而后行。

6.要警惕目前要求在基础教育中削弱理工科教育的呼声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科技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尚未完成,即使是已经在科技上长时间领先世界的美国,也仍旧把理工科当作教育中最为重要的科目。

然而最近一些年,我们的一些著名教育专家却把矛头对准了数学以及其他理工科目。数学,如同我们在问卷调查的结果中看到的那样,连普通人都认同其重要性,而我们的一些著名教育专家,以数学难度高为理由,竭力鼓吹弱化数学教育,并在新课标中真正实现了对于数学教育的弱化,以致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姜伯驹的抗议。实际上,我国的文科生,在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偏弱,不适应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教改方向已经定为文理不分科,那么,关于理工科科目,应该是所有学生都往理科方向上靠,而不是往文科方向上靠。

更有甚者,有些大学著名教授,甚至提议“高中之前,除数学外,不开设物理化学课程。大量增加人文类,特别是艺术类课程,大量增加体育课,可开设不进行考核的第二第三外语”。这种建议如果真的付诸实施,则必然是对于我国的基础教育,对于我国的发展,带来极为深重的损害。

7.目前对于我国基础教育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化批判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被贬低到了极点,在许多著名教育学专家及媒体口中就是“万恶”。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这里必须要有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PISA(国际学生评估)应该是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最佳评价标准了。这个项目,原本是经合组织统筹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是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游戏,因为中国强大了,才让中国参加。2009年4月,根据OECD的技术标准要求,上海152所学校的5115名学生,代表全市各类中学约10万名15岁在校生参加测试。测试的结果是,中国上海的学生在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及科学素养三项评估中全部夺冠。这是中国基础教育成绩在国际比较中处于优异地位的体现,得到了各国教育专家及主管教育的高级官员的高度评价。但奇怪的是,在中国国内,对于这个结果仍旧是一片骂声,有些教育专家甚至说,这个成绩越高,就越证明中国基础教育的失败。这样的说法已经不讲道理了。

为什么会出现对于中国基础教育如此不合理的、非理性的否定,而且声音还这么大,相信的人还这么多?究其原因,是把对于我国基础教育的评判,绑架到了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上,成为了一种政治化批判。然而,基础教育不应被政治或意识形态斗争所绑架,否则,无论政治或意识形态斗争哪儿边对,哪儿边错,哪儿边赢,受害的都是我们的基础教育,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子孙万代。

四、结 语

目前在我国的教育理论界,在由大众传媒所塑造的舆论中,关于我国基础教育,以及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中,主流观点的问题很大,有不少观点是既不符合事实又缺乏逻辑的。如果以这样的理论引导我国的教育改革,会严重地、长久地损害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应该有个在基础教育理论界的拨乱反正了。只有把基础教育理论界那些最为荒唐的理论观点清理好,我们才能向健康的方向推进教育改革和青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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