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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美国共和飞机公司的P一47雷电,可能无人不晓,但它的前身——P一43枪骑兵(Lancer)却身名不显,更鲜为人知的是,P一43曾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有过一段独特的战史征程。

早在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时,美国人就已开始关注中日两国空中力量的对比。1931年8月31日,美国军方的一份评估文件称,中国只有80架战斗机,80名飞行员,其中只有10-12人称得上“一流战斗机飞行员”。但当时的“国民**”对现代化战机的兴趣异常浓厚,中国军火采购团甚至远赴德国购买过新式容克K一47型战机。这在美国人看来首先意味着巨大商机。此后一个时期,虽然苏制战机成为中国空军主力机种,但数家美国公司竞相派员前往中国活动争夺订单。争夺的激烈程度在业内有“割喉”之称。仅举一例,就连陈纳德力荐的塞维斯基飞机公司P一51战斗机也因为种种利害关系告吹。然而,时局不等人,1940年,日本海军新式“零”战出现在中国战场上空,更是令中国空军的劣势暴露无疑。同年底,中美高层渐成共识,有意组建一支“特别航空部队”,也就是后来的“飞虎队”。但装备P一40的“飞虎队”也有令中国失望之处,况且P一40战斗机也不单单只是供应中国空军的,“国民**”只能寄希望于别的战斗机种。中国天空的美制P-43枪骑兵战斗机

中国天空的美制P-43枪骑兵战斗机

中国天空的美制P-43枪骑兵战斗机

中国天空的美制P-43枪骑兵战斗机

中国天空的美制P-43枪骑兵战斗机

话说两头,这边中国空军正苦苦寻找新机型抗衡日军,那边美国航空制造业也在分化组合。美国航空业早期的知名企业——塞维斯基飞机公司是时正在闹破产,从中分离出了共和飞机公司,后者的产品局限于改进已落马的P-35。1939年3月,美陆军订购了首批13架P一35改进型号:AP一4型战机,军方编号YP-43。美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后,美军的采购数量增至125架,机型换成P一43A-l型。这批战机除美军留用少量(后移交给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之外,绝大多数(108架)分配给了中国空军。

P一43的形象实在算不上优雅。该机型机长28英尺6英寸,机高14英尺、翼展36英尺,全重8480磅。初看,给人一种粗短笨拙的感觉。但它装有性能可靠、马力强劲的“普拉特一惠特尼”R一1830—57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器,最高时速达到356英里/小时,航程650英里,升限超过6000英尺,部分性能甚至超过“飞虎队”的P一40B。

有纪录表明,中国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种机型。1939年5月,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在写给美国航空商会主席约翰·裘立德(John Jouett,1932年时曾来华参与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发展——译者注)的信中提到P一43,称“塞维斯基公司(原文如此——译者注)保证的320英里时速是否可信?”数周后在重庆会美国外交官时,孙科再次提到能否用这种新战机替代落马的P-35。同年12月,国民党空军毛邦初少将(时任航空委员会前敌副总指挥——译者注)和部分中国军火团代表在华盛顿向美国务院控制处的约瑟夫·格林递交了采购清单,P一43排名靠前。1941年3月,美国会正式批准“租借法案”。P一43成为首批依据租借法案援华的美制战机。

但说到P-43来到中国的真正原因,“租借法案”所说的援助友邦继续为共同事业战斗只是官面理由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极为紧要:美国军火工业需要这些外国订单来扩张生产规模,为日后美国参战做准备。P-43订单就是其中典型案例。1939年底至1940年,共和飞机公司发展最为艰难的时刻就是靠着这批订单生存下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P一43,美军就不可能有日后威震欧陆的P一47雷电。

在中国“水土不服”的战斗机?

首批30架P一43A一1于1942年初启运,3月20日运抵印度卡拉奇马里尔机场组装和试飞。1942年2—3月间,正值日本猛攻缅甸。卡拉奇是盟军活动的重要枢纽,P一43的工期因此颇受影响。首架P-43直到4月初才完成调试。前来接受这批新式美制战机的是中国空军著名的第4大队,美军飞行员也随队前来帮助,足见当时双方的重视程度。然而,P-43无论对中方飞行员还是美国飞行员都是一种新战机。转运过程的事故率相当之高。4月24日,第4大队24中队副中队长吴曾华(译音)在从卡拉奇飞往昆明途中坠机身亡。4月29日,2架P一43在印度汀江机场出现漏油现象。

根据美军上校罗伯特·L·斯科特的回忆,P一43漏油严重,加上机腹部位有涡轮增压器,极易出现空中起火的危险。“中国人拒绝接受这两架战机,径直回国去了。”5月12日,第24中队中队长陈罗昆也在昆明一次训练飞行中降落失败,机毁人亡。7月,第4大队大队长、空战英雄郑少愚驾驶的P一43在飞行途中起火,郑少愚不幸遇难。

如此之多的事故和损失,对于本已实力不济的中国空军而言真可谓雪上加霜。最初积极争购P一43的毛邦初等人此时反应最为激烈,他们认为P一43根本“不适合作战需要”。7月2月,驻中缅印战区美军高级航空军官克雷顿·比塞尔准将在致蒋介石的信中提到,愿意帮助中国重修这些战机,或者提供新的机型。比塞尔建议将所有P一43交还美国,该机型的R一1830发动机可以用在C一47和C-53运输机上,用于运送更为急需的战争物资。事后看来,这一草率的决定实际上等于断送了P一43有更多出色表现的机会,缺少了配件和后续支援机队,P一43注定只能是中国空战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新机型事故不断,但迫于前线战事的沉重压力,空军也只能尽快接受这批能到手的战机。8月3日,第4大队副大队长陈森(译音)驾驶的No.1222号P一43人机俱毁,这表明中国空军在继续接收P一43。8、9月问,第4大队接受了最后一批P-43并完成训练,转场至成都。最终到达中国空军手中的只有47架(一说41架)P一43。

P-43在中国的战斗经历

1940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空中战场最黑暗的岁月。中国空军只执行过少量轰炸任务,天空几乎难以看见中国飞行员身影。“飞虎队”不断上升的声名不过是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空军的惨淡光景。1942年夏,形势开始发生变化。陈纳德兰时已成为美国陆军准将,他将援华飞行队改组成第23战斗机大队,这支部队也是日后“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部队”(CATF)的基干力量。P一43及紧随其后的P一66、A一29等战机也正在陆续到达昆明。

8月6日,在呈报史迪威将军的报告中,陈纳德对空中战场态势进行了全面评估。他认为,日军虽占有优势,但也很难彻底夺取制空权。当时日军主力包括驻襄阳、武昌的第62航空师团(装备九七式重型轰炸机)、驻黎城和北平的第99航空师团(装备九九式双发轻型轰炸机)、驻上海和杭州的第65航空师团(装备单发轻型轰炸机)、驻汉口、南昌的第54航空师团(装备九七式战斗机)、驻汉口的第10独立飞行中队和驻广州的第24航空师团(均装备一式战斗机)。在这样一个北至北平,南到广州的广阔战场,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并非易事,加上日机还有大量侦察任务和部队防御任务拖累,其实际控制区域仅限于长江流域的狭长地带。据此阿纳德提出中美两支航空部队分工合作,与日军周旋,争取有利战机。“飞虎队”主要负责长江以南及重庆地区的防御任务;中国空军主要负责在长江以北的行动。这样既利于两军的协同作战,也有利于保证核心要地的防御强度。根据陈纳德的估计,中国空军当时仅有65架尚能作战的战斗机型(主要是P一40B、P一40E和部分P-43A—1),主力包括第16、第24、第75和第76中队,另有第11轰炸机中队装备了8架B一25C型轰炸机。陈纳德建议,中国空军此时至少应恢复至150架驱逐机和50架轰炸机,但就当时的情况看,中国空军所能得到的增援力量只有第4大队的P一43机队。

首先在中国创造战绩的P一43由美国飞行员驾驶。曾在卡拉奇滞留的10架P一43经修复后移交给了陈纳德指挥的第23战斗机大队。美方纪录表明,这些战机的油箱换成了带“凡波莱”膜片的自封油箱。1942年8月17日,驻桂林的美第75战斗机中队接到空情警报,称有一架日机入侵。2架P一40、2架P一43升空拦截。P一40未获接触返航,P一43发现目标。奥康耐尔中尉首先占据射击阵位,但机载电台和机枪同时出现故障。僚机布伦纳姆紧跟而来,此时已有警觉日机企图加速逃跑。两机时而俯冲,时而冲刺,时而爬升,布伦纳姆只有一次射击机会,终因距离过远未能成功。布伦纳姆事后报告称,这架日机速度奇快,在20000英尺高度时与P一43旗鼓相当。这在日军机型中实属罕见。根据事后分析,该机很可能属于驻广州第18独立中队的百式侦察机,该机型最高时速可达375英里/小时。9月3日,美第75战斗机中队克鲁克中尉驾驶P-43外出执行侦察任务,中途因机械故障返航,在基地附近遭到日机偷袭,克鲁克勉强降落,跳机逃生,得以幸免。这架P一43成为日军首架击毁的枪骑兵。9月12日,美第74飞行中队中队长弗兰克·希尔少校亲自驾驶P一43从昆明起飞,单机前往**河内侦察。途中先后有3架日机试图拦截,均被希尔摆脱。此次侦察飞行所取得的重要情报在数日后美军的一次轰炸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尔因此获得银星勋章。希尔本人同年12月8 H在昆明附近坠机身亡,死后葬在昆明附近小山之上。1942年11月,F一4型战机(P一38战斗机的侦察改型)到达中国,但由于P一43的良好机动性能和速度优势,该机型仍继续执行目视侦察飞行。

单从执行的任务种类看,P一43其实与P一40不相上下。在许多场合下,P一43甚至要为P一40担任“护航”。1942年12月14日,4架P一43为攻击河内的P一40担任高空掩护,使其顺利完成任务。同月30日,3架P一43再次为6架P-40担当高空掩护,使后者在缅甸腊戍击落1架日军战机。

1942年9月初,史迪威将军召开作战会议。陈纳德提出,鉴于P一43的表现,应该重视中国空军和“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该型战机的配件补给问题,但会议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大家发现,比塞尔在印度“忠实”地履行了他的保证,留在卡拉奇的P一43的发动机都被拆下来,装到运输机上去了,所以在中国战场的P一43损失一架就少一架。

中国空军的枪骑兵

10月13日,约5万中国民众聚集在重庆商用机场。中国空军20架P一43分成两个编队,进行了一次盛大的展示飞行。此举据称是为了显示中国空军的战斗实力。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两周后,中国空军的出动率明显上升。10月24日,2架P一43从江西南城起飞,成功击落1架日军侦察机,首创中国空军P-43的战绩。27日,至少12架P一43为轰炸山西运城的A一29轰炸机队提供了护航。

1943年新年,中国空军的P一43机队也呈现出新气象。元月,P一43多次出动,充当P一40的高空护航机。元月12日,2架P一43沿汉水西岸侦察飞行至宜都上空时,遭遇2架“零”式战机。中方战报称击落击伤各1架H机。至此,最初被认为是“不适合作战”的P一43机队成为中国空军当之无愧的主力机种。

截止1943年1月,中国空军号称拥有3个轰炸机大队,但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实际上只有1个A一29轰炸机中队、1个SB轰炸机中队;4个战斗机大队情况也差不多。3个P一66、I一153混编大队实际上都只有2个中队堪用;唯有装备P一40和P一43的第4大队的4个中队全部具有战力。该大队也是唯一有“攻势作战任务”的飞行部队。

美军部队P-43在新年也有斩获。这一时期,昆明至河内航线的侦察任务几乎成为美军P一43的专利。第76中队的杰弗雷’威尔伯恩上尉在缅北执行侦察任务返航时发现一架日军高空侦察机。当时日机在美机之上,上尉驾机悄然追至敌机尾部。日机毫无觉察。美机抢先开火,日机受惊后立即转入俯冲,威尔伯恩紧迫其后,硬是将其打得起火坠地。

然而,这个不错的势头没能持续多久,由于油料供给紧张,2月至3月,中美航空部队转入守势,空战鲜有发生。P一43仅担任少量侦察和联络任务。美国人发现这种战机行李舱较大,因此偶尔也会将之改为快速运输机,运送个把乘客。3月间,陈纳德的驻华航空特遣部队正式升格为美第14航空队。

4月1日,空中战事再次吃紧。美第75中队l架P一43、14架P-40K一1拦截了12架日军战斗机。美军凭借高度、数量优势,一举击落4架日机,其中包括2架新型二式(Ki44)战斗机。5月间,日军沿长江对洞庭湖地区发动进攻。激烈的地面战事迫使美第14航空队和中国空军全力投入。然而,在这场战事中,士气颇高的中国空军P一43机队却屡次错过与日军交战的良机。5月29日,第4大队主力悉数由梁山起飞,前往重庆拦截日机。事后发现,这是一次误警。机队离开基地后,19架日机临空轮番轰炸了梁山机场。两天后,9架P一43护送5架A-29轰炸宜昌与宜都之间的轮渡。与此同时,约翰·阿利森中校和另外2名美国僚机率领第4大队7架P-40掩护9架B一24轰炸宜昌。阿利森中校执行此次任务就将回国,这位空战王牌急于再创战绩,求战心切,反被日军拦截机群打乱了阵脚。日军第33航空师团第1中队中队长大坪雅志在混战中把阿利森的座机打成重伤。危急之时,第2304号P-40机及时赶到并击落了大坪雅志。阿利森这才得以幸免。驾驶该机的第4大队飞行员臧锡兰中尉因此获得美军授予的银星勋章。此役唯一的遗憾是P-43机没能在空战结束前赶到,错失聚歼敌机的良机。

5月底,美第14航空队开始接受P一40K、M新机型,两个月后,更多数量的P一38高空战斗机运抵中国。7月中旬,数次P-43侦察飞行因天气原因被取消,这也是美军航空部队中最后一次提到P-43。8月,P-43正式退出美军航空部队的战斗机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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