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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被取消部分红军番号后的情况

(1)全国改编后存在的红军情况

《中央军委军事工作大纲》1930.4.15日之前全国有十四支红军,一到十四军。

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红军会议。统一了红军的编号和活动区。之后按序列成立到三十五军,有记录表格。以前重复的红军组织有许多:红一军有二支、红二军有一支、红三军有三支、红四军有三支、红五军有二支、红六军有四支、红七军有一支、红八军有三支、红九军有三支、红十军有二支、红十一军有三支、红十二军有三支、红十三军有二支、红十四军有二支、红十五军有三支、红十六军有……

唯有红十七军,三次成立,三次撤销番号。而且前两次成立的红军组织,在组织党史整理时都极少有人提及。下面有人提起了也无上级理睬,还有人说红十七军是根本不存在的……

笔者持有不同意见,江阴红十七军的几百名烈士名字刻在烈士陵园,记在烈士英名录上。难道他们的英雄事迹与烈士姓名都是造出来的?你造造看,行不行?湘鄂赣苏区红十七军牺牲的一千几百名烈士,解放战争中的红十七军,解放后进剿大西南的红十七军,部队牺牲的烈士都不算了。

1930年11月,中共中央将已有主力红军改编为七个军,但这一决定未得到各部队执行。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再次命令将全国红军改编为七个军,但只有少数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其余部队仍没有进行改编。确定了瑞金共和国政府红军军旗。

1931年5月,王明负责的江苏省委解散了红十七军,改为江阴县红军游击队。笔者曾见到解散红十七军的资料记录,还有就是张志强(陈潮涌)的回忆资料。这资料要作当事人凭证显然有欠妥当,理由:1931年春,张志强被捕。即登报发表脱党声明,自首书(请查阅《锡报》等报纸)。关在溧阳监狱,请了假去参加中共江苏省委会议?自首后判五年,1935年出狱。出狱后参加“中统”,1936年,响应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在江阴县老衙门(红十七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徐鸿英家里)举行集体婚礼。五对叛徒在一起,张志强穿着一身笔挺的中统军装,旗帜鲜明。(请查阅1936年《锡报》等多家报纸。)张志强向组织隐瞒了自己的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向中央党史办反映了他的这段历史,他从今后对江阴的历史不再开口。2012年夏天,笔者到常州武进县党史办去,他们第一次听说张志强参加过中统,自首过。常州党史办现在可能还不知道他的这段历史。

实际江阴红十七军有没有执行解散决定,还是继续存在?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的谜团,活着的人没有了。

1933年3月12日,鄂东南苏府在中央代表洪紫清指导下,召开第二次执委会。会议决定要扩大红三师成为红十七军与湘鄂赣省第六军团……是万分紧急的任务……

1931年1—10月,刚建立不久的军事领导指挥机构完全被打乱。中共中央军事部原下设部、委全部取消,同时成立中央苏区党的军事领导机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了湖南、江西、山西、浙江、山东五个省委军事委员会。

1932年6月后,撤销了江苏、河北、满洲三个省委军事委员会。

上面两小节的资料来源:《中国工农红军的编制序列及其演变》

改编压缩了一些红军组织,取消了他们的番号。另外进行归并,损失大的,人员急剧减少的军队合并到其他的军队里去。

(2)江阴的红军取消番号后的归属

1931年5月 被王明、米夫控制的中共中央同江苏省委在上海开会,王明兼任江苏省委书记(江南省委)。会议撤销了红十七军编制,改为江阴县红军游击队。后来说:以红十四军为中心开展游击战。1931年10月,红十四军在苏北失利,被迫解散,就此销声。

红十七军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上海的交通要道中间打游击,骚扰。江南的水陆交通便利,国民党军队,公安、保安团围歼速度奇快。红军战士在反动派大军云集的缝隙里浴血奋战,不断牺牲。从1927年到1935年,江阴红军战士能活过三年以上的不足五分之一,基本上都是因战牺牲。1935年10月 因江阴红军负责人徐鸿英被叛徒出卖(1935.4.13日)牺牲,江阴地下党同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江阴红军东乡分队长夏汝生宣布红军分队解散,解散时剩下8个人,几支短枪,二十几支长枪。

1932年11月26日,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中共湘鄂赣省委主力红军第16军军长孔荷宠,政委黄志兢在《16军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我们为着要完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定下四个月工作计划。……在四个月中,计划扩大十七军、十八军。独立三师编成十七军,独立一、二师编成十八军。继续扩大独立师、独立团。”(人民出版社《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二辑第542页)

(1)要加紧扩大红军……有计划的扩大红三师,在明年三月底(扩)为十七军,你们与北路指挥部和红三师的关系,须格外密切,经常给他们以政治上的指导,与各种工作上的帮助。……你们接此信后应即召集会议详加讨论坚决执行,并将执行程度另行报告省府。“资料来源:(同上书,548页)

1933年春天,徐鸿英命令徐江萍到江阴东乡三甲里组建江阴红军分队,减轻中央根据地被围剿的压力。因为叛徒告密,被反动商团发觉,拼命追捕他。他无法立足,徐鸿英安排他到靖江联络站缪其武家里,再离开江阴,到武汉去,两人约好在武汉碰头。组织上安排了徐鸿英转移,徐鸿英不服输,还想拉队伍再干。其实,已经不行了,叛徒太多了。

1933年3月,中共鄂东南道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以湘鄂赣军区红军独立第三师为基础,与赣北独立师、河北指挥部合编为红十七军。8月1日,红十七军在湖北省通山县黄石洞成立,军长张涛,政治委员方步舟,下辖第一、二、三师。1934年2月,经过鄂东南地区一系列战斗的红十七军,将部队缩编为红三师第七团。10月,该部编入红十六师。

1933年5月10日,鄂东区苏维埃政府在中共第十一号训令中指出:“扩大红三师为红十七军,准备成立第六军团是万分紧急的任务……”

1933年6月,全国红军实行统一编制序列,将各军下辖的师的番号从第一师到九十九师作出统一划分,至此方才完全避免了红军中番号重复的现象。随着红军的发展,先后出现了红一军到三十七军的番号。

时通山县委党史办帮助袁平来回忆说:“红十七军成立大会是1933年玉芦苗半腰长的时候,在通山过去名叫黄石洞的地方召开的。当时大会的横幅是:庆祝红十七军成立誓师大会。……(《湖南党史通信》1984年第11辑第32页)

1933年6月24日,红十七军成立时的标语:“白区劳苦青年快来,拥护红十七军成立!”“第十七军准备配合湘鄂赣主力红军成立十六军团!”两标语现存在通山县委党史办。

1933年6月16日至18日,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指出:“第十七军(红三师)应在鄂东南活动,向南发展与铜东苏区打成一片,要下绝大决心巩固铜东苏区根据地,坚决用一切有效方法消灭敌人的碉堡。(笔者注:铜东即为安徽铜陵市东面,江南区域。)

叛徒陈小鹏向国民党的进言书:“湘鄂赣是扬子江的主要要寨,是中国整个局面的枢纽。要消灭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必须先消灭湘鄂赣苏区,瓦解孔匪所部的十六、十七、十八各军的主力……“(《赣西北匪情实况及进剿意见书》1933年6月9日,存江西万载县档案馆)

……

1933年冬天,中央组织部安排徐鸿英到湖北麻黄地区去。因为没有合适的人接他的手,他不能丢下江阴的地下党人员自己离去。

(3)他们是怎样英雄牺牲的

1935年4月13日,徐鸿英是奉“保和兄”(中央组织部)的令,去湖北麻黄地区陈云那儿去报到的。乘日本“和丸号”客轮途径湖北湖口,被埋伏在客轮里的江阴三十多名公安特警开枪打死,尸体推入长江。这三十多名国民党特警是张品泉的弟弟带领的,不久,张品泉的弟弟被地下党打死。随后张品泉就将弟媳纳为妻室。听高素芬讲:湖北根据地已经派船出来接他了,国民党发觉不对就赶紧将他打死了。徐鸿英是到湖北麻黄革命根据地去报到后参加红十七军的。“保和兄”寄来的信封上写的徐学樵先生收。

陈全林是在香山脚下掩护徐鸿英脱险后,被国民党军队紧追不放。带队伍撤退到江北如皋,又遭国民党军队的伏击。为掩护红军游击队突出包围圈,他子弹打光被捕。他被捕后被挖掉膝盖骨,琵琶骨串上铁丝,扎在站笼里,放在如皋西城门外面。四面架上机枪,等红军游击队去救。徐鸿英去了四次,试图营救,还暴露了一个联络站,最后被迫放弃。因为城墙外面有几百米的开阔地,才能到河边。最后被国民党凌迟处死。

夏汝生是在同日寇战斗时在河边牺牲,日寇同伪军怕他再醒过来。就用竹篙头将他的五脏六腑捣得稀巴烂才离开。

陈楚书在开会的路上同范秘书一起被捕的,在朝南三官殿。国民党怕有变故,准备立即枪毙他们。陈楚书笑着对国民党反动派说:共产党人是永远也杀不完的,今天我们两死了,明天会有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站起来……“呯”的一声,子弹从陈楚书的眉头中间穿过。陈楚书带着微笑,手里的半截燃烧着的香烟还在冒烟。他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很长时间才倒了下去。

王增涛江阴县看守所特种监狱里,为了要他交代出江阴县委领导,对他使尽了酷刑。先将他绑在老虎凳上,折断了他的双腿。再用烧红的烙铁烫他。见他还不肯招,就用一桶辣椒水灌进去,将肚子灌得鼓一样,再将它放在地上。张品泉(国民党江阴县公安局长)穿着马靴,用力在他的肚子上踩下去……不招,再灌再踩……最后将他折断的双腿放在干石灰桶里,浇上水泡石灰……一直折磨到死。

高素芬在监狱外面,只听见王增涛传出来一阵阵的惨叫声,就是没有办法进去救他。两三天后就没有了声音,被弄死了。

……

(4)红十七军没人知道的原因

甲:党风腐败的危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江阴党史办成立。江阴文化馆里办了一个烈士纪念馆,徐鸿英的遗像不见了。文革前,江阴政协里面的烈士纪念馆有徐鸿英。解放后的江阴烈士纪念馆里有徐鸿英,进门第一个就是徐鸿英的遗像。1949年,江阴解放后,江阴县人民政府在徐鸿英家里设置了一个烈士纪念堂,纪念徐鸿英烈士。县里的干部、部队的新兵参军等,都有到徐鸿英家里去凭吊。听高素芬讲地下党过去事情,一个个烈士流血牺牲的英雄事迹。澄江镇的党委书记、镇长带领各科科长去徐鸿英家里每人在花坛里种一棵花,浇上水。后来,各种花开了好多年,过了年菊花还能开得很娇艳。1993年高素芬去世后,种的花全部枯萎死亡。院子里的二个花坛、水泥地、门外长长的水泥路,都是澄江镇人民政府帮搞的,怕高素芬老太太走路不方便。

江阴党史办成立初期,应该是将徐鸿英给忘了,以为他在外地做的县委书记。但是,这也可能是党史办个别领导的推诿之词。因为后来做的事情确实不好,是无法推卸自圆其说的。由于受几十年的极左思潮的浸淫,党史办的个别领导象搞革命样板戏一样,挑选了出生三代贫农,根红苗正的一位烈士。给他树立了江阴早期革命的英雄人物,其余的烈士统统安排在他的下面,使江阴的党史变成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甜糖糖的历史。

为了维护他写史的正确性,徐鸿英变成了1928年参加革命,牺牲地点在湖北湖口改成了武汉汉口被捕牺牲。是想叫他死远点,死到千里之外去。徐鸿英在江阴组织史里没有职务,澄江镇镇志里面没有一个字,江苏省及各地出版的书里没有徐鸿英的名字;他的儿子部队教授级干部,没有一个字;他的四个女儿,上海一个,江阴三个,在澄江镇民政科被全部消失。登记的是上海别人家的女人(施嗣玉.楷音)。江阴民政局尚没有去查,有没有被改掉。

高大生、高小生等人被改成1928年参加革命,1923年入党的俞百揆资料被抽去……党史办的个别领导说,前面的革命工作都是自己搞搞的。

蔡如山的回忆材料:我1923年入党,被改成1924年。

老同志徐江萍、堵铁军等的录音回忆里加进了农民暴动时某某某是江阴县委书记等的回忆资料。

长寿乡的钱大妹,汤耀文等老乡被改成了1925年4月入党,其实是1927年参加革命后入党。因为是老乡,所以给予照顾……

徐鸿英的有关资料不断失踪,找不到。明明知道有徐鸿英这个人后,却不派人去调查,等老同志都去世了就真的没有这个人了。市里主要领导都找过党史办这位副主任,他就是不买账。他笑嘻嘻的对徐鸿英烈士家属讲:我不写徐鸿英又不会吃官司的……

他对研究党史的同志讲:不要去研究徐鸿英,让以后子孙后代去研究。他对澄江镇史志办的江文治讲:澄江镇是重要的镇,烈士多。你们要同县里保持一致,县里怎样写你们就照抄,不要自己去写……

笔者说:江阴的红军同苏维埃政府是大事啊?你不写?回答说:红军成立了几天就解散的,那还要写?用不着写的,我们写的都是很重要的大事情。

历史研究到了不好的人手里,经过权力的扭曲就变成了不伦不类的演义与评书。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重新改写。因为你搞的党史经不起敲打,小敲小打就碌碌翻的了。专门搜奇猎怪,将不怎么样的人描绘成革命英雄,歌功颂德……

领导干部的作风腐败,在任何部门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乙:张志强向组织隐瞒的个人叛变

张志强,又名陈昭禹,小名:阿牛。江阴县城区西门外面是他家,家里开槽坊。家境不错,年轻人比较积极,经常到徐鸿英家里去玩。大家一看见他来了就假装打麻将,讲空话。徐鸿英和陈维吾为要不要吸收他加入组织的事情经常商量:认为他家里有钱,万一被捕后会立场不坚定就麻烦了,积极蛮积极的。徐鸿英认为再看看……1929年秋天,陈维吾任县委书记时吸收他加入了地下党组织,为一般地下党员。1931年春天他被捕,被捕后就自首,脱党。他的自首书、脱离党组织的声明在《锡报》等报刊公开登出。被判五年刑罚,在溧阳监狱服刑,刑满出狱。1936年他穿着中统制服同邢加文、徐炎、徐龙生、范克强五对叛徒在老衙门(徐鸿英的家里)举行集体婚礼。响应蒋介石的新生活号召,旗帜鲜明。《锡报》,《正气报》等好几家报纸报道,有照片。1938年 ,谭震林、何克希带新四军打回江阴,在焦点、武进建立根据地。谭震林他们准备找原来的残兵旧部人员,张志强隐瞒了被捕后的一段历史。潘汉年向组织隐瞒了去接触汪伪的情况,解放后被发觉他也承认了。立即被关进北京的监狱,一直到老死。如果他不隐瞒就不会让他恢复党籍,朱松寿就没有同意他恢复党籍。张志强算1938年入党的党员,前面一概不算。后来张志强任城西游击队队长。1949年冬天,江阴县解放后,他任江阴安全局(公安局前身)负责人之一。所有的烈士不烈士资料都要经过他的手,那时回忆烈士的情况比现在回忆改革开放还要清楚的多。张志强、任寿生为徐鸿英的烈士做了证明人。江阴人民政府在徐鸿英家里布置了一个烈士纪念堂,干部年年都去凭吊。江阴烈士纪念馆里徐鸿英的照片是挂在第一个位置,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枪毙张品泉(江阴国民党公安局长)高素芬是主诉,徐鸿英、张品泉的档案袋里都有资料。

张志强后来调江苏省农林厅任负责人之一,具体职务不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江阴成立党史办,张志强提供了八万字的回忆录,拿了稿费。回忆录里没有提徐鸿英一个字,重新采访他时,他说:根本没有徐鸿英这个人的,不要说县委书记,连支部书记都没有当过……

笔者被迫向中央党史办反映了张志强的情况,建议中央对张志强进行批评、帮助、教育。张志强从此对江阴的党史就不吭声了。他违反了中央老同志回忆党史要实事求是,高干不得干预地方党史的规定。想要为自己立传,就大吹法螺。他在回忆录里说:1929年他入党后是江阴县委宣传部长。问他:同一届县委的领导是那几个?他一个也说不出来。他说:1930年,他和蒋云一起在石牌一带组建红十七军。红军里面的事情一样都讲不出来。听红十七军老同志讲:他(张志强)根本不在红十七军的队伍里面的。张志强讲:1931.年5月,他和蒋云一起到上海江苏省委去开会,会议上解散了红十七军。问:他以地下党什么身份去参加江苏省委会议?即使开省委扩大会议,也是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红军军长、军政委一级。他1931年春天被捕,在溧阳监狱里服刑,请了假去参加会议?确实是可以的。

蒋云在上海工会外委当主任,跟江阴红军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上海工会外委”是罗章龙第二中央的一个下属组织,在蒋涌领导期间。

张志强回忆录里讲,他同蒋云从江阴直接到上海江苏省委会议室,去参加了会议。开会之前的组织纪律法则一句没有提到,明天他想去中央开会也只要走进去就是了。蒋云也不可能预先知道会议的地点,上海有600多处革命活动遗址,30个中央机关。

徐鸿英是红十七军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江阴地区党的负责人。红军会议应该徐鸿英去开会呀?徐鸿英自己不去开会,帮红军组织外的普通地下党员张志强开组织证明,再让交通员替他送到上海去。代表红军军部去参加会议,徐鸿英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张志强一个普通江阴地下党员,江阴县委会议都没有资格参加,城区区委书记他认识不认识都是一个问题。

共产党有铁的纪律!任何人不得违反。地下党员一般只认识二至三个人,最多不能超过五个人。超过五个人就分开开会,称自己是支部书记。党员有事找支部书记或支部副书记;支部书记有事找区委书记或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有事找县委书记或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有事找地委书记或副书记……不得越级。县委委员找地委需要县委开介绍信到地委,县委委员要到省委去需要地委开介绍信,否则不予接待。

至于原来党史办的同志有人认为,他(张志强)回忆别人是资料也都准的?那是解放后他在安全部(公安局)工作,烈士的评定会议他都要参加,所以他记得正确。另外,他出狱后,在徐鸿英家里(老衙门),穿着中统军服(他参加了中统)五对叛徒响应蒋介石的新生活号召。进行集体婚礼,当时在江阴及邻近县里影响很大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同徐鸿英的共产党分道扬镳。这是他一生的挥之不去的污点,不去刻意遮掩没有人会去提起,这就叫画蛇添足。将徐鸿英烈士妄图打到十八层地狱里去,更是掩耳盗铃般的“聪明透顶”。

江阴红军的事情没人去提,跟着他瞎写没人愿意,也写不出来。搞党史的人心知肚明,谁愿意去得罪一个江苏省农林厅付厅长,做个恶人呢?红十七军的历史没有人提起,与张志强有很大的关系。湖北的红十七军也是没有人提起,现在,将王明的爪牙,湖北省委书记林瑞笙搞小宗派曝光了出来。张志强的回忆录应该有许多是假的,他在开大兴公司。

附:上海开会时的秘密程度与组织纪律

据张文秋的回忆材料:面对复杂险恶的局势,林育南办事精明果断,又沉着应对。他时而装成蓬头垢面的流浪汉,时而装成衣衫褴褛的工人,时而又装成衣冠楚楚的学者名流,机智巧妙的与敌人周旋。党中央、全总及其他部门的负责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任弼时、恽代英、王家祥、罗章龙、还有向忠发、徐锡根等,也都不时前来这个秘密据点,指导,商谈工作,参与起草文件的讨论。

林育南对会议及与会人员的安全作了极为严格的规定:凡是到上海开会的代表,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组织证明,才能取得参加会议的资格。代表们的任何手续,都由各地地下交通员去直接接洽,不通过邮局联络。代表到达上海时,由大会工作人员用事先交换的暗号,暗语取得联系,然后再送到旅馆暂时住下,不直接到开会的地方。待有了证明后,再由工作人员用汽车接到会场。汽车在行进途中,代表们不能左顾右盼,不得打听沿途街道的名称,不许打听开会的地址,门牌号码。

代表们到了会场,必须严格执行纪律,不准外出。吃饭、睡觉、活动都在房子内进行。说话,走路要轻,在临街的几间房子里,只许有个别人活动,不许有多人在里面喧嚷,小组与小组之间不许随便往来。代表有事,由小组长去联系。听到电铃响声,就立即把文件拿到楼下,做好放进锅炉里烧掉的准备。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各人能出去的就马上出去,不能出去的要随机应变,自找脱险的办法。大会结束后,所有代表不得带走只字片纸,代表由大会工作人员用汽车先送到旅馆里,再由工作人员代买船票、车票。然后,派人护送离开上海。

1930年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赵公馆’秘密召开,来自全国19个根据地的代表都是当地党和苏区的负责人……

丙:中央非常委员会常委蒋云的牵扯不清

红十七军成立的时候,江苏省军委同特科还是那几个人负责:陈云、何孟雄、康生、李硕勋、李维选等。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尚没有变。他们的耳目是非常灵敏的,一有风吹草动他们能马上知晓。他们都有丰富的地下斗争阅历,敏感的自我保护意识,敌我内部的内线情报。临阵换将是最忌讳的,蒋云自己在红十七军成立的预备会上(王龙宝家里),宣读了省委对他的三点指示:调上海工会外委工作。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徐鸿英临时代军长。几天后,军委任命陆掌林任红十七军军长,兼独立师师长。所以,红十七军军长是陆掌林,不是蒋云。建议江阴市烈士陵园,将烈士不正确的职务改正过来。

蒋云的自首书上有:我是江阴县委书记,红十七军军长……上世纪八十年代,江阴党史办个别领导数年以后依据自首书说蒋云就是江阴县委书记,红十七军军长。如果确实是这样,蒋云是违反了《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中关于自首不得透露自己在党内的真实身份的规定,属于……如果说他是为了掩护徐鸿英同江阴红军、地下党这样自首的话,那倒是褒奖,可惜不是。应该实事求是的写党史,不能画花,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纠错可以,而且应该发觉就纠正,共产党讲的就是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其实是最不好的。

蒋云是第二中央非常委员会的六个常委之一。他们私自组织开会,印小册子全国党内发行,印发《告同志书》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公开搞分裂,利用反“四中全会“搞宗派。从中央到地方极力分裂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对党的组织、思想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中共中央号召全党起来同他们作解决斗争,极其艰难的挽救了党的各级组织,开除了一批闹独立不肯检讨的主要骨干,重新将各级党的组织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丁:徐鸿英牺牲前的情况

1930年下半年 红十七军因为白色恐怖严重,有隐瞒的叛徒在江阴地下党内,没有发觉。没有公开在地下党内传达成立的书面文件,怕交通线上有叛变的人员。(后来查明,东门交通总站的邢介文,“4.12”政变后就叛变了。叛变后继续隐蔽在江阴地下党内,江阴地下党一直没有发觉。)

1935.4月“保和兄”的来信,调徐鸿英到湖北去报到(湖北已经又成立了一个红十七军)。是邢介文、张雨清将”保和兄“的信送到徐鸿英家里,将信交给高素芬的。高素芬将信去交给徐鸿英,徐一看信封上的暗号都对的。就出来同邢介文、张雨清一起商量具体乘船到湖北的事宜。

邢介文就将徐鸿英要离开江阴的消息,告诉了江阴国民党公安局长张品泉。邢介文同张品泉多年来一直是单线联系,隐蔽极深。徐鸿英在江阴国民党公安局里的内线,居然几年来没有找出他。

张品泉的弟弟就带了三四十个警察,预先埋伏在了客轮里,徐鸿英一点没有发觉。

1931.5月 红十七军解散是中央有文件记载,笔者曾经见到过资料,这个事情好查。

笔者按照逻辑推理,徐鸿英应该是调去湖北红十七军里去的。湖北在1933.8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七军,这支红军重新成立,主要是为了减轻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的压力。成立不到一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错误路线领导,被国民党7个旅层层包围,当做红军主力里的主力进行攻打。反复战斗红军损失甚大。后经过几次改编后,并入其他部队。红十七军就被取消番号。1948年有扩建红十七军的决定。抗日战争时期有红十七军的出现,笔者尚未调查。

笔者以为:红十七军成立两次符合中共中央收缩政策,外地扩大红军战斗,分散敌人兵力,解围中央根据地。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后,上海地下党机关大量被破坏。王明率领部分人员匆匆忙忙的乔迁到中央苏区,上海有留守中央,陈云、康生、潘汉年等负责。不久,上海留守中央代理书记二任都先后叛变。

上海站不住脚了就向外地撤退。长江第一关江阴估计也不行了,就在湖北长江第二关开展武装斗争。拖住国民党的军队,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这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政策,也是给中央根据地解围的最好的办法。

戊:中共中央米夫、王明的迫害

中共革命早期经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的危害,损失巨大。期间陈独秀、李立三想独立,脱离斯大林的控制,都失败了。陈独秀的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李立三被取消职务后到苏联去接受审查(审询)。被苏联拘押了十五年,还被投进了监狱两年。

王明最无耻,在莫斯科完全学的暴君斯大林一套东西。1931.1月王明、米夫(苏联)已经控制了中共中央。

王明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小宗派,排斥异己、斩草除根,他用了解散红十七军等一系列恶毒的手法。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派中央巡视员到地方,随意解散、开除、改组地方党政组织。目的就是共产党的组织和人,都要百分之百的听他和米夫(共产国际代表)的话。否则,前面杀的鸡你们都看见了。

1929年,上海”时报”登了一则启示:徐鸿英准备投降国民党了……这份启示是国民党江阴县党部负责人姜洪(姜锦坤)同国民党江阴县公安局局长张品泉一起搞的反间计,想瓦解这支红军队伍。

共产党这边徐鸿英担任的红军第十三师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江阴县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务,这要党内最信任、最可靠的同志担任,可能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党史调查,说徐鸿英要想投降国民党,国民党不要的人就是这位姜洪。姜洪是共产党的死对头,日本人来了后他投靠日伪,任汪伪江苏省委委员。曾经来江阴县组织一个伪国民党江阴县县党部,任部长。用这个材料来否定徐鸿英,给徐鸿英脸上抹黑,真是太荒唐透顶了。

写历史要有责任心,要摸着自己的良心写历史!

副文:后来成立的红十七军是怎么解散的呢?摘录一段资料:

题:红十七军鲜为人知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红十七军鲜为人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1933.7.23日湘鄂赣省委给中共中央局的一份报告,此报告中称:“最近我们在中华(央)军委通令之下,准备改编十六军为六军团十六师、十八军为十八师、十七军不成立。但因扩大红军工作做得不好,不能马上充实与扩大红军,使六军团之成立不能早日实现……。”(人民出版社《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三辑第65页)这份报告与事实不符。红六军团是在1933年6月中旬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组建的,当时没成立军区领导机关,暂由湘赣革命根据地红军第17师师长肖克,政治委员蔡会文统一指挥。而这份报告是7月23日写的,为什么还说红六军团没有成立呢?当时,湘鄂赣省委书记为林瑞笙,此人1932年9有到任。他上任后,“全面贯彻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全盘否定李宗白为首的湘鄂赣省委的工作成绩“,”大搞宗派主义排斥了大批好干部,党员干部稍有不满,即诬为“右倾机会主义”,“A.B团”,“改组派”“。”将肃反扩大化,许多干部、军人、群众被错杀。后来党中央发现了湘鄂赣的问题严重,作出了改组省委的决定,派陈寿昌、徐严刚到了小源。改组了省委,撤销了林瑞笙、陈佑生的职务,成立了以陈寿昌为书记,傅秋涛为副书记的新的省委。(《平江人民革命史》226—228页)

以上可以看出,由于林瑞笙等人严重的地方主义倾向和执行“左”的错误路线,才使红十七军未能进入红六军团序列。红十七军虽然组建不足一年,但他功不可没。史不能略。

(作者单位:湖北咸宁地委党史办;编辑:赵功德)

笔者建议:全国受王明迫害的烈士陵园大门口,做一座王明的跪下像,像秦桧夫妇、汪精卫夫妇一样,向民族英雄请罪!民间人士谁来开这个头。

摘录:三,番号撤销

1934年1月,红十七军主力红三师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在通山县王文驿遭敌人重兵7个多玈的伏击而失利,部队仅剩600余人,枪500多支,后编为五个连。师长张涛被撤职,后叛变。师政委叶金波,政治部主任张向明被隔离审查。后在“肃反”中,张向明被错杀。红三师师长、政委分别由刘运洪、王英全担任。2月初,道委将河北师余部编入红三师,组成第七团,杨锡成任团长,谭质夫任政委,全团千余人。为加强富水河南龙湖瑞地区的武装力量,第七团奉命抽人枪百余与赣北师余部合编为湖瑞独立团王武之任团长,袁凤鸣任政委。3月,红三师奉命抽调百余名骨干与通山县各区游击队合编为通山独立营。洪杖云任营长,程怡坤任政委。4月,因叛徒告密龙湖瑞独立团被包围后失利,团长王武之香山,政委袁凤鸣被俘后英雄牺就义。

1934年6—7月间,湘鄂赣红十六师作战失利,余部暂编一个营,编入红三师。10月,省委鄂东南干部会议决定,将红三师七团与与红十六师余部合编为红十六师,徐彦刚任师长,方步舟任政委,谭凤鸣任参谋长。袁洪国(后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七军(红三师)番号撤销。

资料来源:《中国工农红军第17军史实考》作者:游强进

附件:国民党湖南省主席,西路“剿匪”总指挥何健在他撰写的《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清剿概要报告书》中,所述红十七军情况则更为详尽:原为孔匪荷宠所属伪湘鄂赣军区之伪十七军所辖之红十三师与警卫师并各地少先赤卫游击等队有枪3000余支,人倍之。其最高匪首,为伪湘鄂赣军区北路总指挥张 焘,伪十七军军长叶金波,伪红三师师长肖高蔚,牵制国军五六师之多。(《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送审本》敌伪资料第20页)何健所述与中共湘鄂赣省委1933年6月所作决议中有关红十七军的文件吻合。

1933年5—8月国民党李宪五部的一份作战报告写道:“伪十七军侵犯毛家铺。”(《暂编第3旅李宪五部在鄂南咸宁一带与红3师作战详报》,1933.8。资料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87全宗 卷号 899

201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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