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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英国《卫报》刊载了一篇揭露美国芝加哥“黑牢”内幕的独家报道。文中披露芝加哥警方在一间货仓内违法拘禁疑犯,禁止犯罪嫌疑人同律师会面。警察非法拘禁未成年人,并滥用私刑,导致一人头部受伤,一人死亡。

以下是观察者网对这篇报道的独家翻译:
芝加哥警察局内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审讯场所,被关在里面的美国公民将无法与家人或者辩护律师取得任何联系。律师称其堪比美国中情局在海外设立的“黑牢”。
霍曼广场位于芝加哥城市西侧,是一座看来普普通通的仓库,实际上,它长期以来被芝加哥警察局中的特殊部门用来实施某些秘密任务。当地的辩护律师与一位曾进过霍曼广场的抗议者(他在被关的大半天里一直被铐着)接受了《卫报》的采访,称这里面进行的活动违反了公民基本的宪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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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广场远景
《卫报》对芝加哥警察局虐待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进行了调查,其行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犯罪嫌疑人未被警方登记入中央数据库,以备查询。
警察向犯罪嫌疑人施暴,导致其头部受伤。
犯罪嫌疑人被长时间铐住。
辩护律师被禁止进入这个“秘密”场所。
在没有法律顾问伴同的情况下将公民拘押12到24小时,其中还包括年仅15的青少年。
至少已有一人被发现在霍曼广场失去知觉,之后被宣布死亡。
抗议者布莱恩·雅各布·丘奇是“北约三人组”(观察者网注:2012年5月16日,因为抗议北约峰会,一群激进分子被警方逮捕。之后,除去布伦特·巴特利、布莱恩·雅各布·丘奇和杰瑞德·蔡斯,其余人被无罪释放。这三个人被控犯有涉及恐怖主义的罪行,将面临至少30年的刑期。关于“北约三人组”的案子仍在进行中。)一员,他在2012年进过霍曼广场。在把他送到附近的一个警局登记并正式起诉他之前,霍曼广场的警官们把他铐了大半天,并拒绝给他找辩护律师。
“霍曼广场绝对不是普通的地方,”丘奇在周五的采访中告诉《卫报》记者,“它让人想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那些审讯场所,也就是中情局所谓的黑牢。霍曼广场就是美国国内的黑牢。你一旦进来了,就再没人知道你的遭遇了。”
芝加哥警察局用秘密仓库来审讯疑犯,这让人想起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虐囚行为。所不同者在于,一个是用在外国公民身上,一个是用在美国公民身上——据说霍曼广场拥有军车、审讯小屋,甚至还有个笼子,而那些被拘押的美国人,大多是穷人、黑人和棕色人种。
不像在别的管辖区域,进入霍曼广场的人据说一个都没被登记过。进去的证人、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芝加哥人似乎并没有在公开的数据库留下可查询他们行踪的记录,如果是在辖区登记过的,那么行踪就都是可查的。被押者的律师和亲属坚持说根本无法找到他们的行踪。那些试图进入霍曼广场的律师都被赶了回来,尽管他们的委托人还被关在里面。
芝加哥律师茱莉亚·巴特米斯说:“这差不多是常常光顾警局的辩护律师之间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如果你在警局找不到你的当事人,那他们有可能就在霍曼广场。”
芝加哥民权律师弗林特·泰勒指出,霍曼广场的存在,反映出芝加哥警方已经把虐待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常规化了,这违反了宪法的第五和第六修正案。
“从霍曼广场的这些内幕看来,它似乎已经把40多年来一直进行着的违法行为程序化了,”泰勒说,“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被禁止见律师,而且在被强迫、而非自然的状况下给出口供。”
关于霍曼广场的更多内情不得而知。芝加哥警察局并未回应《卫报》。但在《卫报》发表相关报道之后,警局提供了一份极为简略的声明,坚持声称在这个“敏感”的秘密基地,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问题上,CPD(Chicago police department,芝加哥警察局缩写)遵守了一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准则,对霍曼广场和其它部门一视同仁。如果辩护律师的当事人被关在霍曼广场,他们是被允许进去会见他们的。霍曼广场也是CPD证物恢复财产科所在,公众也有权要回已被列入清单的所有物,”声明如此写道,但无数辩护律师和一个曾被押者都对此加以否认。
“任何被CPD逮捕的人都有记录可查,被关在霍曼广场的也不例外。”声明上还这样写。
芝加哥警察局的这份声明并未写清相关记录工作是在逮捕或拘留发生多久之后才着手进行的,也未说明这些记录是否可以公开。警局发言人并未做出详细解释。
当《卫报》记者在周五来到霍曼广场时,门口一名男子拒绝其入内,也拒绝回答问题。“这是个安全部门,连站在大门口都是不允许的。”这个男子说道,拒绝透露姓名。
前芝加哥警察局总警监和另一位退休没多久的警探在过去几年都曾在霍曼广场待过,他们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霍曼广场的运作都是和芝加哥警局一体的。
但从律师们对其当事人经历的描述来看,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霍曼广场内部的这种疯狂状态就一直存在着。而至今,大多数人对这个地方仍一无所知。直到《卫报》记者就此进行采访,西北大学法学院冤狱研究中心的创立者罗博·沃登才第一次知道了霍曼广场这个名字。
“那些人就这么消失了,”刑事辩护律师安东尼·希尔说,“直到某天他们被正式指控,或者恢复自由时,他们才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一名曾被押者的经历
雅各布·丘奇对霍曼广场仍心有余悸。2012年5月16日,因为抗议北约峰会,他和另外11个人被关到了那里。丘奇说在大约17个小时里,警察们都把他铐在一条凳子上,并忽视其“米兰达权利”(观察者网注:Miranda rights,又可译作“米兰达警告”,指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有权在受审时请律师从旁提供咨询),一直时断时续地审问着他。而在所有这些发生之后,又过了3个钟头——其间辩护律师和他隔着一只铁笼子会了一面——他才在附近的第11区警察局被控实施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罪名,在那里他才签了字,按了手印,并被拍了照。
丘奇在参加抗议北约峰会的集会之前就做好了预防措施,把全国律师协会的号码记在了手臂上。在被带到霍曼广场之后,丘奇明确要求见律师,但被拒绝了。
“基本上,我不允许和任何人联系,”丘奇对《卫报》记者说,这种做法与允许在押者打电话及寻求法律指导的条规背道而驰。
在霍曼广场,丘奇被关在一间煤渣砖砌成的没有窗户的牢房里,他的左手被铐在一条长凳的横杠上,两只脚也被锁在一起。他在此种状况下度过了大约17个小时。
“我本来就是这么想的,‘很好,他们让我们在公众眼里消失了,我们也许无法再见天日了’。”丘奇说。
尽管针对他们的那次警方突袭吸引了主流媒体的注意,但据丘奇的律师莎拉·杰尔索米诺回忆,在持续12个小时的“积极搜寻”活动中,律师团队都无法得知丘奇的下落。不存在任何记录。只是在把这件事捅到市政府法律顾问和市长那里之后,他们才第一次知道了霍曼广场这个地方。
之后一个律师去了那里,他最终得以入内,隔着一只高至天花板的,用金属丝编成的笼子和丘奇见了一面。又过了几小时,警察才把丘奇和他的两个同伴带到附近的一个警察局进行登记。
“北约三人组”的辩护律师得以进入霍曼广场,纯属例外。而丘奇在霍曼广场受到的待遇却是毫不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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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三人组” 左起:丘奇、蔡斯、巴特利
律师们的声音:当事人被打伤头部

《卫报》记者采访了三个律师,他们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试图会见其关在霍曼广场的当事人,但都被拒绝了。另外也有两名进入过霍曼广场的律师,他们把这个地方描述为警察用来隐瞒犯罪嫌疑人下落的所在。在所有曾被关押在霍曼广场的人当中,丘奇是唯一一个同意接受《卫报》采访的:其他人都害怕警方的报复。
据芝加哥法律援助中心的伊莱扎·索洛维所说,在2013年1月,一名男子被带到了霍曼广场,他之前在芝加哥中央数据库上所登记的名字被人改动,并且此次转移也没有任何记录留下(这名男子不希望向《卫报》透露姓名,他当前的律师也拒绝证实索洛维所言的真实性)。索洛维是在这名男子因为头部创伤送入医院后才得知他被关在霍曼广场的。
“他说是在霍曼广场的一间刑讯室里,警察们把他的头打伤的。我在过去的6到8个钟头里都在找他,但问遍了芝加哥警察局的各个部门,他们都说从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索洛维说,“他发给了我一张用手机拍下的他头部伤口的照片,因为就在他被单独转移到霍曼广场之前,我们在警察局见了一面。”
另一位芝加哥律师巴特米斯说她在2013年9月接到了一位母亲的电话,那位母亲15岁的儿子在天还没亮时就被警察带走了。一位跟进此案的好心警官告诉母亲说她儿子因为涉及一宗枪击案而被关在霍曼广场,不久就会被释。巴特米斯之后前往霍曼广场,有差不多一个钟头,他们就是不让她进去。
据巴特米斯回忆,有个警察告诉她说:“你不能就站在这里,拿笔往纸上写,这是个有便衣警察的秘密机关,你这样弄得大家都很紧张。”巴特米斯说如果男孩在一小时内还被关着,她还会再回来。在“12,也可能是13”个小时后,男孩被无罪释放。
2013年2月2日,约翰·哈伯德被带进霍曼广场,他再也没能出来。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这个44岁的男子“无知觉地躺在一间刑讯室内”,被宣告死亡。此事曝光后,库克县(观察者网注:芝加哥市所在县,位于伊利诺伊州)法医告诉《卫报》记者,这名男子的死因被判定为海洛因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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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广场一角的警车
霍曼广场也不是单单针对恐怖主义的,许多在它之外的特殊部门(包括那些针对帮派活动和针对毒品交易的)也常常利用其设施。如果警方想了解芝加哥街头有关“金钱、枪支、毒品”的任何相关信息,“他们就把嫌疑人带到霍曼广场,把此地当成一个非官方的审问场地。”希尔说。
前芝加哥警探比尔·多什声称他从未听到过丘奇与律师们所描述的发生在霍曼广场内部的虐待行为。他曾访问过霍曼广场内部的证物室。(“我只出示了一下退休证就进去了。”他说。)
多什说,转移在押犯罪嫌疑人,让他们无法得到法律指导,此种行为对警察而言,是“职业生涯的终结”。他告诉《卫报》记者:“仅仅是为了把犯罪嫌疑人藏起来而转移他们,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理查德·布莱斯切克在1980年至1983年间担任芝加哥警察局总警监,他也声称自己没有关于霍曼广场虐待行为的第一手信息,而且认为,否认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一说并没有充分证据。
布莱斯切克说:“霍曼广场应当像其它任何部门一样,人们可以打电话给中央数据库,说:‘你能告诉我某人是否被捕,以及被关在哪里吗?’”
“霍曼广场不可能例外。”他说。
辩护律师无法见到自己的当事人
事实上,芝加哥警察局的行为条例是禁止丘奇与律师们所描述的发生在霍曼广场内部的虐待行为的。
条例中有一条指令如下:“调查和审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不得干扰犯罪嫌疑人的登记程序,使其延后”,在犯罪嫌疑人“到达首个拘留处时”,他有权立即给辩护律师“打一定数量的电话”。另一条指令写道:看守必须“允许辩护律师的到访”。
律师司各特·芬格说,2012年芝加哥警局对后一条指令的实施变得严格起来,因为有很多律师抱怨自己无法见到关在霍曼广场里的当事人。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丘奇的律师也许根本就无法入内。但即便如此,丘奇仍在没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度过了漫长的拘留期,而之后的那些被押者仍然无法见到自己的辩护律师。
前芝加哥公设辩护律师安德里娅·里昂认为霍曼广场是中情局黑牢的一个小规模翻版。她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在芝加哥法律界工作,据她所言:“对霍曼广场这类可以让人们近似于消失的场所,警方有个专用名词:‘影子基地’。”
民权律师泰勒正在追踪一起警察虐囚案:“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这类案件,我的当事人常常和我说,他们总是被警察从一个警局带到另一个。”据其所说,通过这种方式,“警方就能在当事人的家庭和辩护律师见到他们之前,以拷问或其它法子,逼出口供。”
索洛维说,甚至在一般的警察局,警方也无视有关规定,常常阻止律师同其当事人会面。而芝加哥警方的做法无疑是最恶劣的。“在芝加哥警察局,非常、非常少的犯罪嫌疑人能够维持自己的基本权利,更不用提霍曼广场了。”
丘奇回忆起他在霍曼广场噩梦般的经历时,提到那里面“很大、很大的运输工具”,“看起来就像他们在中东使用的那种巨大的防地雷反伏击军车。”
刑事学家和民权活动家西斯卡说霍曼广场的例子正表明,国内执法行为和海外军事行动之间的界限正日渐模糊。
“危险之处在于,在关塔那摩监狱或者阿布格莱布监狱所进行着的,总会慢慢渗入其它地方。”
“国内的执法机构在慢慢受到侵染,警察局变得日渐军事化,或者开始实践类似的拷问方式。所以芝加哥才会出现这么一座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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