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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女杰,百岁不老

——访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十五期学员女军官田茂华

李文俊 文/图 李春民[均属徐州市作家学会会员]

微风徐徐,秋雨沙沙。2014年9月17日下午,笔者怀着崇敬而又好奇的心情,以“徐州老兵公益”志愿者的身份,访问了年近百岁的现住徐州市 原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十五期学员女军官田茂华女士。

田老今年97岁,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咋看上去,精神抖擞,步履轻快,赛过6、70岁的老人;眼睛不花,不戴镜子,能看书报;耳朵稍背,细微声音,需人帮忙;思维敏捷,数十年的小事,如数家珍;口齿清晰,咋听起来,不像老人。看着她那健壮的体态,谁也不相信她已经年近百岁。看着我们惊愕、赞叹的样子,她“扑——哧”笑了。随即,她像小青年似的轻盈走了一圈后,又原地站着连连起立蹲了三下。当时在场的60左右的儿媳禁不住插言道:“您看我的婆婆,我现在的身体不如她……”说着,她匆匆从屋里拿出来一摞奖状——那是历年登山荣获的“徐州老寿星第一名”奖状。

田老不仅身体健壮,而且性格开朗。在那烈火炎炎的战争年代,为国捐躯不饶的事迹,《徐州日报》、《彭城周末》等诸多新闻媒体均曾作了正面的专题报道,笔者在此不作一一赘述。就此,我提出来自己的想法:您老能否谈谈自己的生活隐秘吗?例如,婚姻、家庭等等。老人听了,“哈哈——”爽朗地大笑起来,连声说:“可以,可以呀——”

一、 双印寄情思,姻缘放异彩

说话间,老人急忙从房间拿出来二枚珍藏的玉质印章。她指着其中一枚动情地说:“这个,是我的丈夫姜邵勋当年向我求婚时的赠品,叫做《落马之果》;那个呢?叫做《情侣章》……”接着,她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他的来龙去脉。

我,1938年7月进入了黄埔军校学习。那是1945年的一个春天。当时,我在军校图书馆工作。经人介绍,我结识了年已31岁少校团副的姜邵勋;我呢?已经28岁,上尉军衔。后来听说,她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爱上我了。他特意托人给我送上来一枚私人印章,上面亲自刻印了四句话:“独上高楼思悄然,日月如水水如山[天];同来玩月人常在,风景依稀似少年”;其顶篆刻三个字:“情侣思”。当年青春少女的我,处于羞涩,尤其社会习俗的制约:农村盛行的娃娃亲,他在老家是否也有了?……如此等等,在犹豫不决之中,我选择了拒绝。这样一来,他疯了一般,他大叫着,骑着马,一圈又一圈,突然跌倒在地,左手严重骨折。当我看着他为了我,手吊着绷带,那痴痴专注的眼神,我的心碎了,软了。不久,他又直接送给我一枚印章,顶面篆体刻着“送田茂华”四个字;一侧刻着:“落马之果”,另侧刻着:“我遵命了,你会笑我吗?为茂华先生作。”一行字;再侧刻着:“签降留念——民国35年元月江天刻”的字样。[见右图]

就这样,我真的屈就降服了。当年,在西安一个饭店里,在31师师长刘钊铭作为证婚人的主持下,我们五区军校的部分学员以及徐州籍的战友颜松文、孙法珍、谢莹的参与下,愉快地举行了婚礼。

二、 坎坷人生路,迷茫送真情

结婚四个月后,在西安,我便把自己的生母接了过来。不到十个月,我们又迁至徐州,住在教会。1946年七月底,31师奉命调至前线,攻打延安。因为种种原因,在丈夫行李已经准备好了急于出发之际,我执意没有让他前往。最后,进了西安总队学习、训练。当时住在一个叫做“小庙巷”的处所。1947年秋,我们回到了南京,在后勤学校工作。1948.3.24.我们的孩子姜敬炎出生。孩子出生仅五天,我们又次返回了徐州,仍然住在教会里。当时,社会混乱、生活艰辛,在那寒冷的冬季,我们全家唯一用以取暖的一床被子被人偷窃,不得已,我们数次地寄人篱下、流落街头。1948.12.1.徐州解放。在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下,丈夫带着我们全家准备返回南京。他怀抱着“哇哇”啼哭的婴儿,全家人悲悲戚戚。半路上,老奶奶恋家守土,从他的怀里抢下了孩子,致死不愿离开。无奈之中,他独自一人,眼含泪花、一步三回头地便装离开了徐州,一直没有信息。就这样,我们娘儿仨,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可能是自己温顺、安分的性格吧,本人如此明显的身份,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文革时代,竟然没有遭到甚大的冲击。在大字报漫天飞舞的当时,仅仅贴了与我有关的一张大字报——:“符合公安六条的田茂华要老老实实!”在李树声校长的介绍下,在当时的正新即现在

的五中任教;半年之后,经刘文英的介绍,又到了市职工业余学校任教。于1957初,再次调入市商业局职工业余学校。文革期间,把我从学校调到了淮西杂品公司作营业员,11年之久,直至1978年退休。当时退休金每月57元。于1979年秋,经徐进修介绍,先后到了市政协、市民革,从事文秘、会计工作。于此期间,无论在哪个单位,我都是埋头工作、任劳任怨,一直赢得领导、群众的好评,并多次受奖。在汶川大地震时,我已经92岁。当我从电视里知道此事时,我本人先后徒步到了街道、学校、民革及电视台进行了40、50、100元的资助,当时的《徐州日报》、《徐州新闻》及电视台均曾做过专题报道。现在,我儿孙满堂,全家十几口人,整天乐呵呵。目前,我的基本工资每月近三千元。自2006年起,市统战部,每逢春节,准时上门慰问。除了一些礼品外,还给我们3—4千元的慰问金。最近,国家民政部又专门颁发了优抚原国民党老兵的有关文件[民发.2013-196号]对所谓当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予以肯定、优抚;尤其有关的新闻媒体,还有一些奉献爱心的志愿者,他们登门拜访,给我们温暖、慰问,对我们的业绩予以肯定、表彰。说心里话,今天,能够作为黄埔军校的一员,我及我的家人,由衷地感到无限的荣光。可唯有二事让我遗憾:一是当年除了我的同事李传书去了延安外,我们都到了西安。说实话,那时,为了抗日,为了混口饭吃,那个知道“两安”的区别呢?作为普通的军人,政治观念含糊不清的老百姓,谁又知道以后国共二党能够发展成激烈对持呢?二是我的丈夫因为二党的对立造至我的终生守寡。1986.5的一天,由美国——香港转来的一封信件,内加50元美金一张。后来据说是民革刘传多的外甥,一位姓王的中校从马来西亚借旅游之光偷来大陆转来的。其信誓旦旦:“回台后,哪怕我本人坐牢,我也要把这封信带给你的家人!”经联系后得知,我的丈夫听说大陆家人已经流离无着,于是便在台湾另立家门、娶妻生子。上述信件,属于试探性的茫然。他的儿子姜敬哲,最近不到二年,我们已经团圆了二次……老人说到这里,不知是激动,还是难过,嘴唇颤抖、眼角湿润了。

三、“子女”受牵连,“最”字喊晴天

稍稍稳定了情绪后,老人又继续了她的故事。谈及子女,站在一旁的独生子、与共和国同龄的姜敬炎激动地大声地说:“我是当年定性的历史反革命子女,67年的文革期间,我刚满19岁,生活的折磨,政治上的屈辱,一言难尽——一句话:在我的同龄中,我是最、最、最……”他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什么挖大河、举棉包、推沙石,乃至最后的关禁闭,他滔滔不绝、眼睛发红、声音沙哑——那眼神,是对文革罪行的怒视;那声音,是对“红帮”恶棍的声讨!“……什么真理、正义,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敬炎说到这里,老人听了,痛苦地微微闭上了眼睛。

——“唉,现在,一切都好了!”老人深深叹了口气。此时,风,仍在刮;雨,仍在下,可我们的心里却热呼呼的。采访结束了,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老人。我们在心里暗暗祝愿:“老人家,愿你您健康,永远健康!”

徐州经济开发区 大庙镇 大庙村390号

联系电话:1516227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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