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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事演习 大约是6-8月份,我们进山参加军事演习,科目是核条件下步兵营对山地仓促防御之敌的进攻战斗。

演习的场地是武安县的的一片山地。山脚下的一片坡地,坡式较缓但灌木丛生、荆棘遍地、布满大小石子。演习的大致程序是两个步兵连在进攻出发阵地展开战斗队形——向冲击出发阵地运动——火力准备——向防御之敌第一梯队阵地发起攻击——占领敌第一梯队阵地后掩护营第二进攻梯队(第三个连)向敌防御纵深进攻。在营第一梯队发起冲击前,敌方会向我方进攻分队发射一枚战术核武器,我进攻分队是在核条件下展开进攻。现在想想可笑,我一个营打敌一个连,敌居然使用核弹,难道敌军那个连长是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可当时却跟真的一样。

演习的模拟“核弹”很有意思——挖一个直径三四米的平底浅坑,坑底摆满200G的TNT药块,再在TNT上放置一个装满汽油的容器。爆炸时,容器被炸飞,汽油被点燃形成一个大火球,燃烧后的浓烟呈蘑菇状——真像原子弹爆炸。

据说那个“核弹”是我们团副团长反复研究才发明的。我第一次见到副团长粟戎生是在团靶场劳动,粟个头不高、精壮、黑红的脸上带着一付圆框的眼镜,咋一看就电影里的象个小日本军官。粟副团长边指挥调度,边帮着战士拉土搬石头拉土,。我本为那是一个农村籍干部,可有人告诉我“看见没有,那是粟副团长,是粟裕的儿子”。我顿时肃然起敬,尼玛的,连连长排长都不干活光吆喝,科人家是大将之子呀。据说粟公子当军参谋长后干了点糊涂事,但我对他的印象的绝佳的。

我觉得演习很好玩儿,但也真TM的累呀。一年最热的时候,几乎天天是在没有一丝云彩的骄阳下冲锋。从进攻出发阵地到冲击出发阵地稍好,一般是低姿跑步。到了冲击出发阵地就惨了,下面是近千米交替掩护跃进。一个机枪班6个人,正副班长、主射手、副射手和两个弹药手。我是主射手,要抱着14公斤的57式重机枪枪身冲击。低姿蛇形冲击还行,卧倒就成了大问题,徒手或一手持枪可以用左手搓地,从跑到卧一搓就是四五米远。我要双手抱住枪身,只能用肘部搓地,基本上就像卸车被扔出的一个口袋一样——“砰”地砸在地上。左臂、左跨、左腿经常是破了结痂、结痂再破。

从进攻出发阵地到防御之敌第一道阵地,大约有两三千米,每天最少跑四趟。有一天徐副师长不高兴,结果跑了七趟。进攻时我扛着机枪,从敌前沿返回进攻出发阵地时张、郝替我扛。好在只有进攻才射击,所以枪基本是我一个人打,大概打了两三千发空包弹,张、郝只能捡弹壳。为了省事,张拿着军用挎包在重机枪的抛壳窗接弹壳。抛壳窗那位置噪音最大,烟雾多,张被发射药熏得脸上黢黑黢黑,就好像是个非洲人,满脸就剩下了一双白眼仁儿。

还有一个要命的就是防毒面具——防御之敌在我们冲击的路段上设置了染毒区,大约有百十米的纵深,通过时必须戴上防毒面具。面具的“猪嘴”是一个过滤器,过滤器可通气但通气量太小,毕竟要过滤掉PM2.5。戴上防毒面具即使坐着都不好喘气,更何况烈日骄阳下戴着面具、负重几十公斤奔跑呢?每次冲过染毒区就赶紧摘下面具,向被扔上河滩的鱼儿,大口大口喘上半天。时间长了大家开始偷懒,把防毒面具的过滤器卸下来,通气效果就和没戴一样。后来不知怎么被徐副师长发现了。第二天在冲击通过染毒区时,平时只用刷了白油漆的石头标示的染毒区被放上了几十个发烟罐。浓黄色的烟雾充满了士兵们的鼻喉,可把人熏惨了,上百人趴在地上鼻涕眼泪一起招呼。 累呀!苦呀!每天最幸福的时光就是训练完了回村子。配属我们营的坦克连连长太缺德了,在回村子的路上,他们设置了一个露天厨房。步兵是陆勤一类灶,坦克兵是五类灶,我们天天盐水青菜,他们是天天是肉片炒鸡蛋,真是馋死人不偿命呀。

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一个班住一家。回去后赶紧冲一个澡,训练穿的军装一扔,从来不洗。军装一干就会变成白色的,上面全是汗碱,袜子扔在地上都能立住。

吃完晚饭,帮助老百姓打扫院子、挑水、吹牛、打扑克,军民关系其乐融融,一直融到一天连部卫生员小刘(81年沧州兵)说“我们房东家闺女的肚皮特黑”。指导员李宏钊(68年江苏兵、瘦高个)一瞪眼“你怎么知道她肚皮黑?”,小刘无地自容,成了重点监督的对象,后来好像被提前赶回营房,正是应了那句话,当兵三年,见了母猪赛貂蝉。

大约是在8月底,演习圆满的结束了,该回营房了。我们军是全军第一批摩托化部队,每个步兵排都配一辆解放CA-10运输车。为了锻炼我们的革命意志,徐副师长又发话了“不要坐车了,部队走回去吧”——我的老天爷,40公里呀,从凌晨走到傍晚,回到了久违的营房。

四、补上农村那一课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虽然小学时也参加过三夏三秋劳动,但毕竟是走走形式。82年三进农场,刻骨铭心。

(一)磁县农场 大概是82年3月下旬,我们去磁县农场插秧。当时是大包干每人每天一分水田,自己去苗田起秧、运到水田、在按一定的株距行距把秧苗插好。

插秧最快的唐山百各庄农场的兵,他们在家里就干过这活儿,最能干的一天能插五六分地。一分地一般上午10点到11点就干完了。然后就可以休息、到处乱转。

我可惨了,早上5点多起床去起秧,连秧带泥一共两筐,起码有八九十斤。别人忽忽悠悠挑上担子就走,我得弓腰驼背一步三晃地往前蹭。早晨起来时水田里结着冰碴,中午太阳晒得后背爆皮,时不常地蚂蝗还要吸上你一口血。你扯吧,把蚂蝗扯得半尺长也扯不下来,只好拿烟熏,或者带上一些食盐,盐可以把蚂蝗体内的水分拔出来。

最要命的是腰,想想看,天天在水田里撅一天,腰会是什么滋味,会痛得你没着没落。一开始拿一个马扎儿坐着插,可用不了几秒就得挪马扎。没办法,挺直腰板蹲着马步插,一不小心屁股就浸在水里了。一分田通常要干道下午3点以后,有时候插完就该吃晚饭了。虽然苦,可我没比别人少插一分一厘。

有一晚无事遛弯儿,和一"农民"聊天。一问是北京人,我说你怎么落在这里,他说劳改刑满释放后就流下来了。我一惊,原来每天在我们旁边干活都是劳改犯?我又问你是什么罪?他很不好意思地说“强奸罪”。就这样,我们同劳改犯们一同生活来了一个多月。

离开磁县时,我去了农场附近的铜雀台。看着普普通通的破旧台基,难道这就是“铜雀深处锁二乔”的遗址?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里同二乔的国色天香和曹操的雄才伟略联系起来。历史真是弄人,无论师枭雄丽人还是市井无赖最终都会化成一捧黄土,人还是活着最好。(二)无名农场

(二)一眼望不到头

五月中下旬,我们又开进一个当时和现在我都不知道名字的农场,这次是夏收。日你先人板板,鬼才知道是谁这么会种麦子。收麦子时,全连一字排开,每人每天负责收割宽度一米左右的麦子,从地的这头一直割到那头。从这头到那头有多远?具体的多远不清楚,估计至少有一千米左右。

我每天又是起早贪黑地干,基本上吃晚饭时才能干完。手上、胳膊上被麦芒刺得又痒又痛,全是红疙瘩。时不常再用镰刀给腿上来个小口子。

现在想想都奇怪,面对这种超体力的劳动我居然从未生病、从未中暑,虽然累的只想睡觉,但是肌肉却一天一天坚实起来。现在的我大腹便便,但腹部的肌肉还是硬的,不象其他人的大肚子,一摸起来像棉花。

(三)再战磁县农场

深秋,我们再次回到磁县农场。这次是“平移”水渠。农场的水渠是地上渠。渠的底座宽2-4米,顶宽1-1.5米,渠高约1-1.5米,断面呈梯形,水渠依地势延伸。

部队82年的正规化建设实在是过分,不知道是那位老爷非得把渠改成笔直的渠。每人每天负责一延长米的渠体,基本工作就是将渠体平移若干米。真的感谢当初建这条渠的人,渠体基本是直的,平均平移距离通常在1-3米左右。即便这样,每天的土方也在4方左右。每天先得把渠挖掉,再在1-3米外建一条新渠。渠体要夯实、坡度要一致。

在农场的感觉还是一个字:累。不过这次与前两次不同了,班长葛JT开始帮我干活了,我通常能提前1-2个小时完工,人也相对轻松了。

不知道当时我身上还有没有北京兵的“傲慢”,但不论是劳动还是学习、训练,再苦我也没有退缩过。学习、训练就不用说了,参加团里的各种竞赛不是冠军就是亚军(主要是那个南京兵和我争)。在艰苦的劳动我也死磕,慢归慢,但绝不偷懒、绝对完成任务。

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班长葛吉太越来越喜欢我,不但帮我干活,还帮我洗衣服、袜子。好班长呀,听说班长退伍后当了乡武装部部长,祝老班长好人一生平安。

————明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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