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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熟悉的声音:两两拐工地到了!

岁末,在迎接新年的四师20团老兵团战士聚会上,不知谁出的主意,要每个人自编自演一个节目,形式不拘。有小组合唱苏联歌曲《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三套马车》、《伏尔加河的纤夫》以及《红河谷》、《卡桑德拉大桥》、《乱世佳人》、《桂河大桥》的,有样板戏清唱的,有跳广场大妈舞的,有二胡独奏《快乐的牧场》、《请到我们山庄来》,还有咏春拳武术表演的。不一而足。联欢会接近尾声,压轴戏上台了。只见四师20团顺昌贮木场农工连的老班长(最近忙着带孙子,我们叫他工宣队长)上台了。只见老班长身穿藏青色老式铁路制服,头戴大盖帽,胳膊上一本正经扎者列车长臂章,手执半导体喇叭。一看见这摸样,大家都哄然大笑了。接着他一本正经的清了清嗓子,拉长嗓门吼叫一声:“各位旅客,前方停靠站是两两拐(227)工地。两两拐工地到了!”原来震耳欲聋、莺歌燕舞的宾馆多功能大厅,顿时静谧下来,角落里,传来某个女兵压抑的抽泣声。这一声呼唤,把在场人们的思绪牵回到那遥远的年代。两两拐(227)工地,是九龙山站前一站的代号,实际上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兵工厂。

一、兵团战士整装待发

1969年元月,春寒料峭,冷风刺骨。然而,在省城的火车站广场上,却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这天上午,数十辆敞篷的军用卡车把我们送到了火车北站的2号站台。站台上人声鼎沸,高音喇叭里播放着熟悉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站台四周插满了红旗迎风飘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识青年必须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诸如此类激动人心的标语,琳琅满目。宣传横幅贴在青灰色的围墙上,这里俨然是一个固定的欢送场所,在我们之前不知已有多少批青年学生在此地登上了列车,奔赴农村广阔天地。我们依然很兴奋,穿着新发的草绿色的军装,虽然没有领章帽徽,我们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兵,我们即将奔赴从未谋面的闽北。当时高唱郭小川作词的歌曲“满怀热望,满怀理想,我们扎根到边疆。”“屯垦戍边”把我们的热血烧得沸腾。要知道当时能争取到去当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并非易事事,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出生于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要多费很多周折才能得到有关各方的允准,而能被批准去闽北就象领到了做革命接班人的通行证,自悲感一扫而光,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福州军区司令员、著名战将韩先楚也拨冗来到站台,亲自欢送即将奔赴农村第一线的新一代兵团战士。送别的同学,老师,家长,亲人,挤满了站台,告别声,叮嘱声,祝福声,和着锣鼓声,歌声响成一片,要走的都是才出校门的学生,他们稚嫩的笑脸上挂着的是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纯洁的内心充满的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他们完全没有,也不可能想到,十年动乱之后,他们象被潮水一样卷走的青春在而立之年又被潮水一般冲了回来,他们回到了起点,只是青春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留给他们的是恍如隔世的回忆与不知所措的思索。四十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车轮已经隆隆越过幼稚的车站,停留在坚实的土地上,孰是,孰非,孰长,孰短已不再重要,1600多万知青以自己宝贵的青春为代价,为共和国的兴亡付出了毕生最珍贵、最难以忘怀的岁月。

车站的铃声骤然响起,喇叭里传来催促我们上车的声音。留下最后一个影,嘱咐最后一句话,依依惜别。列车缓缓启动了,顿时车厢内哭声一片,亲人们拭着眼泪,再三叮咛,怕漏掉最要紧的,喇叭声被抬高了音量,高分贝的音乐盖过了一切,盖过了哭声,笑声,叮嘱声,盖过了隆隆的车轮声。这时,我们觉得自己象上战场一样伟大,“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我们和前辈一样,听从的是领袖的召唤,奔赴的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远处传来了永远高昂的曲调,“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许多年轻人泪花模糊了双眼,有的人甚至嚎啕大哭。因为除了文革时期大串联之外,这是他们再次离家远行,而且是去那么艰苦的地方,一切都是个未知数。

从这天开始,我们已属于一支“部队”,我们已成为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四师20团的一名战士,我们的服役时间超过了三年,直到亲眼见证兵团奉中央之命令全部撤销。1968年6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关于筹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的批件”上批了“照办”两个字(俗称618批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正式宣告成立,许多知青成了一代兵不兵,农不农,工不工,民不民的特殊军人。我们的编制以“连、排”为单位,我们的称呼却叫“农工”,我们亦“军训”,我们亦“种田”,我们都是当兵的年龄,我们却是男女同役。需要以部队要求时可称我们“兵团战士”,需要我们按农场劳作时则为“农业工人”。有诗为证:“兵团战士胸有朝阳,屯垦戍边,耕耘大地,紧握钢枪。广宽天地,战旗飞舞,稻菽千重浪;提高警惕,常备不懈,日夜练兵忙。……”尽管如此,我们自认为自己是未佩戴“领章帽徽”的军人,我们的家庭应是未贴“光荣人家”红匾的军属,我们的父母则是没戴“光荣花”的军属。可惜这一切只能是自以为是!

毕竟是群年轻人,车还没到杜坞(从福州始发,多数都得在此编组;无论上行还是下行,均得在此候令。现在早已不要如此复杂了)车厢内已是破涕为笑,笑声震天了,这群不到20岁的出征者严格地说还都是孩子,他们中16-17岁的大有人在,甚至有的刚满15周岁,“无忧无虑”是孩童的天性,尽管前途未卜,尽管刚与亲人挥泪离别,充满朝气的年轻人此刻已陶醉在美好前景的想象之中。他们坚信自己的选择,他们坚定地认为沿着领袖指引的路就是走革命的路,他们自豪地想,听共产党话就是报效伟大的祖国。

二、兵团第一课:打土墙

刚到兵团,农场并没做好接收这群“城市新兵”的准备。部队派往农场的干部,还在为到农场后的待遇,级别和上级讨价还价,连队的宿舍,必备的生活设施有待于新来的战士自己解决。女战士被借住在农场学校的教室里,男同胞们就没有这样幸运,一间牛舍改造的住房成了我们的栖身之地。就在这四周透风的宿舍里,指导员向我们宣布了一个兵团的决定:“为了革命的需要(那年月凡事都要戴上一顶革命的大帽子),兵团战士三年内不享受探亲假。”初来乍到我们并不知道三年有多长,也没人敢问是谁的规定,认为兵团就是这个规矩,战士只有服从命令而已。其实,这规定只是对我们第一批赴闽北的战士有效,以后进农场的人,没再按这土政策办理。其实我们第二年下半年也可以享受探亲假了。

由于没有营房,马上就得盖房。闽北砖块奇缺,盖房子基本都是打土墙。以前,闽北山区的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土木结构,就是木架土墙那种。盖房子要先在山坡下挖块平地垒好石基,再让木匠做木架立架。这之后,就轮到请人打土墙了。打土墙是一项重力气又有技术的活儿,土打松了墙不结实,墙板放偏了墙就不直,影响质量。所以打土墙之前,东家必须找一家口碑好,既肯出力且技术水平又高的专业打墙队来打墙。

打墙用的是墙板,不像有些地方只用木杠绑成排子就行了。闽北的土性软,不夯实立不起身架。墙板是杉木做的,有二寸厚,就这样一副板也得有七八十斤甚至百来斤的重量。所以在墙头上拎起两块墙板时相当吃力。墙板很简单,就是两块长约一丈二尺、二尺宽、二寸厚的木板的中间绑上提绳。板的一头有板当儿,用卯榫插着。一般板当是一尺二寸宽,打出的墙也是一尺二寸宽了。打墙的时候,先在板底部均等地放两根“老鼠”(也就是两根在一尺二寸间凿开卯孔的棍子),然后把板放上去套上当子,再把“老鼠”用撑子插好固定起来,往斜处一歪,就可以填土了。两三个大汉把半湿的土铲到板里,填到半板的时候,掌握技术的人会提起石匠打造的、带着长把儿的杵子把虚土使劲地杵瓷实。当他杵一遍后,再继续填土,一板墙要杵三遍,最后把墙板填满杵实,就完成了。掌技术的师傅把固定撑子用镢头打开,提起墙板挪动一下,接着再固定,再填土。墙打到第二层以上时,必须得压着“品”字形的茬儿,到了留门窗的地方,就让木工做一根担土放在墙板里,到时候房子盖好以便凿开土墙安门窗。因为墙越打越高,最后土很难扔上去,就得在房架上拴个滑轮,用绳子吊着箩头往上拉。由于土是半湿的,所以墙打到三四板高的时候要歇板,用一周时间让墙变干变硬,才继续往上接着打。一座房子中间歇两次板,前前后后需要个把月时间来完成。歇板的时候,又怕下雨,时刻准备着一些晒粮食的席子、麻包片或塑料薄膜等,天晴的时候拉下来让太阳晒墙,下雨的时候爬上墙头盖住土墙。各地的土质不同,打土墙也有不同的要求。红土太纯了,性躁,如果处理不好墙干了会裂口子;有的地方土里含沙量大,得搅拌些红土。因为条件所限,往往盖房子的地方找不到合适的掺沙土或掺红土,匠人就从山坡上找些藤子夹带在土里,这样墙干了,这些藤子会扯着墙体,不会裂口子,形成一个整体。甚至加一些破砖碎瓦,改善土墙的物理结构。下霜天要减少水分含量,因为“扣子”(霜)会融化,影响墙体坚固程度。

土墙自有土墙的好处。如果没有水浸雨淋,那土墙管几百年没问题。它的优点在于墙体厚,保温性强,冬暖夏凉且不用花材料钱。但缺点也很明显:怕雨水浸泡,怕老鼠们打洞儿。如果遇到山体滑坡或地震,土墙就会整体倒塌,造成人员伤亡。在乡村,就是这样的条件,家家盖房打土墙,几千年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人们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好的,真遇上天灾了,那也是没办法儿的事。打墙人一天作业下来,腰酸背痛胳膊肿胀。下面扔土或用滑轮往上拉土的人,不能偷闲,土湿又缠铣,还得赶时间;上面抡杵子的两个人,不停地杵土,还要提墙板夹“老鼠”。这都是重体力活儿,干一茬儿下来,浑身冒汗。所以,东家会让厨房做好吃的给他们。歇息儿的时候,每个人要吃上四个荷包蛋,以补充能量。技术水平高的打墙师傅,打到山墙帽上只有二尺的地方,也是四平八稳,省东家很多的事儿。近些年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全面铺开,乡村盖房也由县建设局进行干预。加之人们经济条件好了,眼光也看得远了,都不再造土木结构的房子了,而是用砖混结构,慢慢地土墙被淘汰掉了。不过,乡村中的牛屋、猪棚或放杂物的房屋,仍然使用简便的土墙盖房子,打土墙的匠人依然活跃在村子里。只是再下去恐怕老手艺要失传了。

当时我们还聘请了多名闽清、上杭、古田的打墙师傅,他们打墙时候,高喊着号子,很有节奏,也十分悦耳。听师傅说,墙打得好,整个墙体跟着会共振,打不好,或者倾斜了,预示着墙要倒了。从力学理论来看蛮有道理。因为他们在闽清打墙就差点儿吃亏了,所以十分谨小慎微,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很快,我们在春耕前就住进了新房。

三、第一次探亲假

等待了漫长的两年十个月,终于轮到我享受第一次探亲假了,跟着其他知青回乡探亲,那已经是1971年年底了,探亲假期只有12天,算上路途的时间加起来一共20天。我已经相当满足了。探亲前一个月已经开始准备了,离开父母已二年多了,父母现在过得怎样?弟妹们是否能因我去了闽北而在分配上有所照顾?当初留在省城的同学现在还好吗?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接踵而来,心中特别想得到解答。向老乡买了些黄豆、瓜子,到食堂求购几斤豆油,又托人在北山里买些木耳蘑菇,找遍熟人换了一个月的全国粮票。营部管粮的孙干事与我关系不错,他设法给我弄了几斤葵花籽和白瓜子,在那年月,这些东西在省城可都是稀罕物,凭票供应,是过年过节也很难寻觅的佳品。我还趁赶墟日之机,买了好几斤田鼠干,这东西可是治疗胃病的最佳食品,用酒糟一爆炒,色香味俱佳!在省城绝对没有如此佳肴美味。不一会两个大号的旅行袋已经塞得满满当当,真想不到“傻大黑粗”的闽北弹丸之地,居然也有这么多东西带往省城!

听说我要回省城探亲了,留在兵团农工连的知青前来送行,这个拿来几斤黄豆,那个拿来一壶豆油,还有绵白糖,奶粉,地瓜粉,瓜子,……等等,不知是从哪里弄来的稀缺物资,托我捎回省城给他们亲属。省城的亲人需要这些东西。大家热情地帮我包装,很快又装满了两大袋子。四件沉甸甸的行李摆在眼前,这已难不倒我了,三年的农村生活把我锻练得力大无穷,两个大袋子互相扎紧,往肩膀上一挂,紧贴着前胸后背,左右手各提起一个旅行袋,还能健步如飞。当时的知青都练就了这一绝活,回沪,返回连队,替战友,助朋友,帮同学,为女友,扛行李是必须的。没这些本事,就是买上了票也上不了车。

因为在南平中转,在站前广场必须跟着引导员,绕着圈子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来到了检票口,果然检票口秩序好多了。知青回乡大多数人都是大包小包的,一个人扛着三四个旅行袋是相当普遍的,经过站务人员拉练似的转圈,大家早已是气喘吁吁,能跟上队伍已经很不错了,自然没有力气争先恐后了。不少独行的女知青拉在队伍的最后,耽误了检票时间而上不了车。车上更是拥挤不堪,我挤上45次快车。该次车行运线路十分繁忙,北京站始发时己是严重超员,中途上车很难有立足之地,过道上,两车厢衔接处,甚至厕所内都挤满了人。入闽后稍好些,仍是人满为患。很不巧那天正赶上有支部队招兵,座位上坐满了穿着军装的军人。

我们也穿着“国防绿”,却没人承认我们是军人。虽然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连一个松弛点的站位也难寻觅,挤火车如同今天的挤地铁。但我们还是很庆幸,还有很多人没挤上车。再过4个小时就能回到阔别三年之久的省城,再苦再累也是心甘情愿的。这种情感与今天的农民工返乡心情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时候的潮流是农村拥向城市,今天的洪流是城市返回农村。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不可同日而语。

12天的知青回乡探亲假在忙碌中很快过去,我们不敢超假,因为头上还带有一顶“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的光环,部队的纪律约束着我们。更何况来回80多元车费的报销大权掌握在连队领导的笔下,那可值二个半月的工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一年收入不足400元的我们,把工资的大部分填进了肚子,捐献给了铁道部,如再把这笔“巨款”捐赠给农场,还真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但也没有别的法子,唯有的是按时返回。

返回的旅途也是艰辛的,父母怜惜独自在外的子女,总觉得亏待他们,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子女多带些东西,尽管他们并不富裕,,经济尚可的给子女添衣加衫,带些鱼肝油、乐口福、水果糖,条件稍差些的也会炒上几斤“炒麦粉”,拌些白糖让子女带上。还有的家长在包裹里塞上些自己也舍不得吃的“巧克力”、“肉松”等,让孩子要紧时好去打点一下,出门在外好有所照应。闽北人好抽烟,于是“前门”、“恒大”、“凤凰”、甚至“牡丹”,各地的好烟被知青们带往了闽北,“滌卡”、“的确凉”、“尼龙袜”等也从城市流向了农村,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缩小“三大差别”。

46次车号称“强盗车”,坐这趟车的大部分都是知青。知青奔波于城乡之间象是另类的“马帮”,都是大袋小包,列车的行李架特别紧张,为争抢行李架,人们动起了脑筋。买张站台票提前进站,找到等候的列车设法先混上车,随后躺在行李架上算是占了位,为争夺行李架打架闹事的小case啦。“天下知青是一家”,那是多年后都长大了,也没有利益冲突了才有的感悟。

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团的消亡,知青的成熟,大家都会熟练地利用一年一度的知青回乡探亲机会,结合游玩,相亲,办事,或坐车,或坐船(但从未有坐飞机的),享受着探亲假。

四、经历逃票惊险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逃票的,因为车票实报实销。可是有时候我们恶作剧,也和那些知青一样不买票上车。

一次回城,我不买票,在车厢里闲逛,拎着个旅行袋,不大,浅绿色,黄铜拉链。还印着我在大串连期间,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地的漆印图案。这个袋子,后来弄没了,不然,还有点文物价值。突然发现女列车员在扭过头来看我,满脸狐疑。“说你哪!票拿出来!”我处变不惊,在她警觉的注视中,在兜里掏来掏去,行李袋翻来翻去,那张大饼脸充满敌意和得意。我的背上已经渗出缜密的汗珠。就在这紧要关头,小姚(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大串联的铁哥,也在20团)给我递过来一茶缸水,并意味深长地点了点下巴。我双手接过,马上觉察缸底有硬纸片。继续故作紧张地寻找,随之我得意地将手心摊开给大饼脸看。她悻悻地看了我的票,只好让我走。

还有一次,我被乘警抓到。人在这种场合,会急中生智。带到宿营车时,我巳编好谎词。发现不止我一人被捕。不过,那人可能是另一趟车下来的。也是个青年,从他的模样,看不出是知青,还是社会青年。只见他光着脚板,两只袜子,都脱了下来,接受里面是否藏着钱的检查。有点可怜兮兮的,脸上浮着干巴巴的笑。一个中年男子,坐在办公桌前,估计是列车长。我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来。第一个动作,是从衣裤口袋中,掏出所有的东西。掏完了,将一只脚翘上来,想脱了袜子。还是痛快点好。那男子以手示意,不必脱袜,可能味道重了点。我就放下脚。男子打量桌上放着的战利品,我也看着自己掏出的东西。6元钱,一包光荣牌上海香烟。还有其他零星东西。有一个折成对半的信封。一看信封,心想坏了,信封里,装着我写的一封没有及时发出的信,信中,有的话语,如果追究起来,问题有点严重。不止是牢骚,还有对当时“大好形势”的看法。如果公开,足以扣上大帽子。幸好他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其实,票价仅仅4.40元。可是,飞马烟一包也才0.20元呢。后来我实话实说,跟他耳语说我是兵团20团的。突然他立马多云转晴,原来他弟弟也是20团的!“走啦!下次注意!”我把光荣烟往他兜里一揣,抬屁股走人。出宿营车时恰好与乘警擦肩而过,那位老兄大惑不解地直盯着我远去,无奈地摇摇头。

一晃40多年过去了,老兵团聚会时谈起当年趣事,每个人都笑出了眼泪。

多么熟悉的声音:两两拐工地到了!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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