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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易被错贴“崇洋媚外”标签

李涛

近代百年来,掣肘于宏观社会结构,一代又一代中国新青年在“本土”与“全球”的二维紧张空间中摇摆,他们被历史塑造成截然不同的形象:当国家封闭,内生的“中国性”是强势文化和主流话语时,公共舆论就给倾向开放的青年贴上“崇洋媚外”的标签;当国家开放,强势文化和主流话语变为“全球性”时,公共舆论又管亲“中国性”的青年叫“土鳖”。事实上,“崇洋媚外”和“土鳖”的舆论定性都仅仅适用于特定时期。对改革开放30年来,已深度融入现代性浪潮之中的今日中国,再用“崇洋媚外”或“土鳖”这样的词来标签化中国青年,很不合适。

综合国力已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国,在国家实力上没有理由让本国青年崇洋媚外。青年们喜欢用他国优点来折射和评议本国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实质上是希望本国可以做得更好,这是青年面对国家发展具有内在超越性的担责行为,是青年在特定年龄段具有更多批判性特点的共性,也是青年真正凸显国家主体性的表现。

中国青年的日常符号消费也不宜被标榜为“崇洋媚外”。中国社会已步入世俗化时代,商品的全球化自由流动、品牌化分层以及日益富裕起来的中国社会,无疑使今日中国青年拥有了更多个性化选择和符号化消费的空间。以智能手机为例,对中国12所大学的调研发现,31%的大学生最想要苹果手机,26%想要三星手机,其核心正是苹果和三星背后所蕴藏的符号性意义,而这种符号性意义本质上是由现代商业“生产-营销”创新模式所建构。由此可见,中国青年并不“崇洋媚外”,只是苹果手机更多抓住了青年人的内在消费需求。

中国青年的国际化视野和对多元文化的嗜好不宜被标签为“崇洋媚外”。数据显示,中国大学生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长达5.3个小时,大学生中手机网民比例高达97.2%,是真正住在“互联”和“移动”中的“网络原住民”。同时,长达数年的全民英语教育、日益应用化的英语等级考试,以及更为频繁和便利的国际交流,使中国青年拥有更多机会全面接触外国文化和国际潮流。相比上一辈,今日中国青年更少带有先天预设的情绪去片面排斥外国的东西。这是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体系,不断建设“地球村”的结果,不宜被简单标签化为“崇洋媚外”。▲(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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