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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69年元月,那天凌晨六点多,一列从福州来的闷罐车缓缓驶进了闽北的一个小县城——顺昌车站。火车停靠后,一千多名拿着大包、小包花季般年华的省城知青下了车。在带队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指挥点名分配下,我们纷纷站到了自己要去的连队领导那,就要和同车一起来的同学各奔东西,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被分配在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四师顺昌九龙山贮木场农工连农工五排。

不到几个月的功夫,连队组建武装排,我又成为了一名武装排战士,拿着锃黑瓦亮的真步枪,我那个心里乐呀!我们每天要集合、站队,练摸爬滚打。连队有什么需要一两个人干的活,连长都要从武装排抽人,在我的印象中,割过茅草杆(一捆100斤可以卖2元多钱,据说卖到造纸厂)、上山护林、种树苗,养猪,种甘蔗,种花生,这些都是劳动量不太大的好活,当时年轻力壮,没啥问题。我最怵的是夜里站岗,每人站两个小时,要是赶在前半夜那还没什么,要是赶在后半夜,还要别人从暖被窝里面把你叫起来,困得眼睛都睁不开,没有办法还得起来,然后从枪架上拿上步枪,不过没有子弹,迷迷糊糊的背着去上岗。到外边山风一吹,再加上四周黑漆漆一片,激灵一下立马就来了精神。我的胆子生性就小,看着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全身的汗毛全竖立起来了,两个眼珠就像一个左右摇摆的钟,左右不停的环顾。还不敢退缩到身后门洞里,唯恐连长查岗,那个年代年轻人老实的出奇。只是浑身上下哆嗦的厉害,上下牙齿也在打架,也不知道是冻的,还是紧张的。

在顺昌九龙山贮木场农工连武装排让我记忆最忧心的一件事就是一次军事演习,简直就像真的一样,把我们全给“忽悠了”。那个时候中苏边境很紧张,整天不是新闻,就是号外,弄得人心惶惶的。珍宝岛打完后,各地紧张气氛有增无减。有时派出公差到火车站,从闽西兵工厂方向开来的军列在车站加水加煤后又哐当哐当向北疾驰,仿佛在抽紧路人的神经。我的同学进了永安机械厂(实际上生产40火箭弹,对付苏修坦克T62)加上福建沿海也不太平,对岸常有些小动作,四师司令部鉴于这种形势,根据各团具体情况,组织多次演习。林业师在闽北、闽西有好几个团的编制,基本上就是以各专区的林业局为骨干,加上各县林业机修厂、贮木场,人员蛮多的。我们连里也搞了一次演习,以适应紧急备战需要。夜里几点不记得了,大家都已酣睡,只听宿舍前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后来才知道是连部故意引爆几个雷管),震得房子都往下掉土,嘈杂声中就听见有人喊,紧急集合,快起来,别开灯,武装排集合执行命令!屋里没有人说话,只听见刷、刷穿衣服的声音,我感觉我的喘气都是粗的,穿衣服的手、脚哆嗦发抖,黑暗中一个上海知青,小声骂了一句“娘了个屌,我说今天毛衣袖子怎么这么长,头出不去,原来我把毛裤当毛衣穿了”。大家一阵压低嗓门的嬉笑,我听得出来,都是带着哭腔的。

闽北深山冬季的夜里是刺骨的寒冷,山风嗖嗖的吹过,又没有路灯,就看见连长,指导员,和各排的排长小声的招呼着自己排的人在排队,黑压压的一片人,气氛很紧张。只听见连长压低嗓子问;各排人到齐了吗?到齐了、到齐了。连长就简单的说了说情况,还布置了一路需要说得口令、接头暗号等事情。我站在队里不知是紧张的还是冻得,上牙直打下牙,脑子里一片空白。还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掉队。同时,我还很兴奋,觉得很光荣,能参加真的战斗,仗打完了我就马上写信告诉家里,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队伍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更半夜里出发了,几百人的队伍走在路上只能听见很有节奏脚步声和喘气声,夹杂着咳嗽声。爱美的我没穿兵团发的棉胶鞋,穿的是自己带去的白塑料底黑条绒棉鞋,急行军走路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深一脚浅一脚棉鞋早就被漫山遍野的白霜和地上的冻满冰碴的水坑浸湿了。因为是急行军,再加上不时有人说;跟上、走路轻点,别跟丢了,还时不时从前面接过口令往后传,一会儿又看见山顶上有人拿着手电在画圈的晃,就象电影里演得接头暗号似的,路上还有人一会儿跑过去,就好像传什么消息似的,然后大家紧跑几步,一切都那么有模有样,很紧张。爬到了三公里远的山顶上,已经有别的连队早到了,连长命令我们原地不要动,不要出声,待命。大约过了一刻钟吧,不知是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司令部的哪位领导大声宣布;演习结束!啊!所有的人大梦初醒。回来的路上就不是那样紧张了,有说有笑,讲着各自的心情。好在一年后我又被抽调到林场职工子弟学校去当老师,离开了至今让我想起来还毛骨悚然的黑夜站岗和那黑夜急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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