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之全史-1J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三节 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日渐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抗日救国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毅然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一、学生、工人和各界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广大工人群众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斗争性;其他各界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开展斗争,都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一)各地学生的爱国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一开始,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卅、福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大中学生,即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代电说:“日本帝国主义,屡向我国挑衅,愿欲藉故出兵,强占满蒙,今果悍然不顾,大肆武力侵略……事机迫切,国亡无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做政府后盾。”

9月21日,在北平各校学习的东北籍学生3500余人:举行“东北学生抗日会”成立大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敌人拼争。9月25日,北京师大学生和教职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致电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养兵,原为抵御外侮,我国兵额之多,冠于全球,而一遏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既已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怒斥国民党政府的“无抵抗主义”、“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等政策,是“软弱无效,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呼吁“全国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天津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也发出代电,要求”出兵御侮”。9月下旬,全国各地学生代表汇集南京,使学生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5000余人,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未得结果,随即转向外交部。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等待“国联”解决,并强迫学生返校复课。学生们忍无可忍,冲开警卫的阻拦,殴打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10月初,全国各地学生举行反日示威。上海的请愿学生首缠竹布,上书“督促政府立即出兵,良众速起共作后盾”。11月,日本特务在天津制造暴乱,北平、天津两地学生为此宣布总罢课,倔代表到南京请愿,各地学生起而响应,赴京请愿学生达1万余人。11月26日,请愿学生在国民党政府门前示威竟日,强烈要求出兵抗日。第二天,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但他对爱国学生的抗日要求,采取了敷衍搪塞的态度。

11月下旬,日军进逼锦州,国民党政府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中国军队退守山海关的建议。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群情激愤。各地学生请愿团即改为示威团赴南京示威。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街头示威,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等口号,国民党政府指示军警实施镇压,打伤学生33人,逮捕185人,制造了“一二·五”事件。南京中央大学和各中等学校的学生,迅速组成了几千人的示威团,援救北大同学。他们突破军警的警戒线,冲进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12月6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援助北大同学,反对划锦州为中立区等项决议。

12月7日,上海1.5万名学生举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12月9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代表大会开会时,上海当局指示特务绑架了从南京到上海进行联络的北大学生,激起了学生们更大愤怒。当天下午,上海各校学生万余人,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许多工人和店员也起来支援。第二天上午,上海市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北大学生,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接着,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准备公审凶手,并票传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陶百川和公安局长陈希曾,吓得陶、陈全家逃匿。法庭又起草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并迫使国民党上海市长张群签字盖章,送到各报刊登,轰动了全上海。12月11日,太原学生因山西省政府拒绝请愿抗日,他们捣毁了省政府。

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济南、苏州、安庆等地的学生及南京市的学生3万多人,奉行联合大示威。当示威队伍走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珍珠桥时,遭到大批警察和宪兵的袭击,当场有30多名学生被打死,100多名学生被打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珍珠桥惨案”。这一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他们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的罪恶行径。1932年1月10日,上海近万人集会追悼珍珠桥死难烈士。会后,举行了轰动全市的抬棺大游行。以学生的爱国运动为先声,全国各界迅速形成了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二)工人阶级的抗日活动

广大工人群众,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斗争性。1931年9月24日,上海市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接着,上海23家日商纱厂工人酝酿同盟总罢工,纷纷退厂,不替月本资本家做工。同时,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上海各阶层人民自动抵制日货,举行反日示威,许多日本商号的店员与私人雇佣的佣工也都陆续离去。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上海80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各厂工人也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派代表去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发枪开赴东北抗日战场。

9月26日,上海100多个工会和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大会。会上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群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0月2日,上海150多个工会举行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纲领。会议决定发表《告世界工人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还通过了多项决议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给义勇军“颁发军械”,“从速救济日厂华工”,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查缴日货及严惩好商奸细等。除上海外,其他各大城市也先后爆发了工人罢工、游行、抵制日货等斗争。9月底,北平邮电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邮电工人义勇军。

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他们发出通电,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并作出了组织义勇军和募集爱国捐款等项决定,10月初,天津英商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广州工人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反日宣传,曾与警察发生冲突,夺取了警察枪支。香港的中国工人在“九·一八”后也不断地举行抗日示威,并多次与阻止示威的英国巡警作斗争。在首都南京,各工业界成立了义勇军和抗日救国会,发表了告世界工人书和抗日宣言。津浦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宣传列车,沿途宣讲日军侵华暴行,鼓动民众起来抗日。武汉、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以及许多偏远城市的工人,也纷纷以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征募爱国捐款,禁售日货等各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运动。东北的广大工人,直接处于国破家亡的境地,战斗在抗日救国斗争的最前线。9月19日,沈阳兵工厂的工人,砸开工厂粮栈的大门,动手分粮;有3万多名工人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制造屠杀中国人的武器,先后离广出走。日军占领长春以后,申东路的铁路工人立即组织起来,将机车向北转移,阻碍日军运输。9月21日,哈尔滨成立了各界联合会,积极进行抗日活动。

11月,各界联合会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充敌;表采:东北“有3000余万民众,200余万健儿,各输其财,各捐其躯,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最后决斗。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

(三)各界人民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广大学生和工人阶级掀起救亡运动的同时,全国各界人民亦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组织和支援抗日义勇军,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九·一八”事变的第2天,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辽宁省商务会会长金哲忱、辽宁工会联合会会长卢广绩、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会长车向忱、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等人,先后逃亡到北平。随后从东北逃出的各界人员和难民越来越多,9月27日,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500余人,聚集在西单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群情激愤,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遂决定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为民众自发的抗日领导组织,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之责,该会的宗旨是:“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

当天,选举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杜重远等9人被选为常委。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部、军事部、政治部。救国会成立以后,即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派遣秘密出关工作的人员对各地群众和义勇军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东北抗日救国会还组织了宣传队,沿津浦、平琢两线深入城镇和农村,广泛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并向国民党政府报告“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活动情况。11月初,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强烈要求蒋介石出见。11月11日,高崇民慷慨陈词,质问蒋介石:“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

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好用“到必要的时候,中央一定抵抗”等话来搪塞敷衍。救国会创办的《救国旬刊》、《覆巢月刊》和《救国时报》等刊物,报道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揭露日军在东北的种种罪行,广泛宣传和动员民众起来抗日,收复失地。当时,人们的心情,正象后来广为流传的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词那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这首凄婉不忍卒听的歌曲,催人泪下,使人悲愤。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如学生军)中的东北籍学生,纷纷参加各抗日队伍。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北平各界人民30万人,于9月28日在太和门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20条决议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即早对日宣战;立即宣布退出国联;实行征兵制;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即行军事训练;要求全国组织抗日义勇军,组织募捐;要求全国各人尺团体,一律用国货;号召海外侨胞一致团结;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会后分3路出发游行。南京市各界人民10万多人,于9月23日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会场响起哀乐,哭声震天,会上讲演者挥泪激昂,提出:“南京市民众应走在最前线,杀到日本去。于是全场喊杀,杀,声闻数里”。

10月20日,赵欣伯卖国投敌就任伪沈阳市长后,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出于对汉奸的痛恨,直接发电报给赵欣伯,对其进行了强烈谴责,南京新闻界为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组成新闻界对日外交后援会。会后,通电国联和全国新闻界,揭露日军暴行。要求国联主持公道,号召全国新闻界同胞一致奋起,唤起民众,共赴国难,以挽危亡。1932年2月4日,新闻记者联合会、江宁律师公会、中央研究院、世界学会、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政治学校、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合作学社等南京文化团体和教育机关,联合通电世界各国民众,宣布日军暴行,希望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主持公道,谴责和制裁日本侵略罪行。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同时,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左联通过发表文告、论文、杂文以及小说、戏剧、诗歌、摄影、歌曲等文艺作品,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和批判了救亡运动中各种反动和错误的流派,提出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使命,呼吁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左联出版的《文艺新闻》、《十字街头》、《文学月刊》等刊物上,不仅大量刊登抗日文学作品,而且发专刊和开辟专栏,来揭露敌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同时,左联作家还亲自参加了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如参加上海反日大同盟举行的游行示威,到上海各大学讲演,有组织地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以及动员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等。上海妇女团体80余个2000余人召开大会,联合组成妇女救国大同盟。她们举办救护训练班,要求一般无家室之累者审愿报名,参加训练,并从医科大学请来专家进行指导;组织妇女救护队,开赴前方参加救护工作。南京妇女界代表人物吴木兰、王信芳、李志明、黎青等发起组织中华国民救国女子军,抱牺牲的决心,舍身救国,3天签名参加者达1300多人,以南京女子法政讲习所为筹备地点进行组织,分救护队、宣传队、决死队3部分,并开始征募训练。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女士及于学忠夫人、张学铭夫人朱洛筠、沈能毅夫人、鲍毓麟夫人、沈祖同夫人等20余人,发起组织华北妇女救国会,支持抗战,并发表宣言:“所望中外人士,一致动员,发挥善念,赐予赞助。”

开封妇女组织困难共济会,均由各界知名人物的夫人发起并带头捐款资助义勇军抗日,与会者当时就捐款3000余元。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何香凝发起组织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北平法源寺的僧人,中国佛教会等通令全国各省市佛教会转知各寺院僧侣,呼吁共赴国难,节约用费,犒劳前方将士。伊斯兰教清真教徒,发起组织伊斯兰学友会,并发表宣言表示抗日。广大农民群众也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在抗日义勇军中,农民占了主要成分。

以分散的乡村为依托开展的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农民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支持者。抗日游击战争之火所以能在广阔的山区和平原迅速发展,是与广大农民在人力和物力等各方面对抗日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支援分不开的。南京的农界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28队义勇团,并通电全国农界,以实际行动抗议日军侵略。江苏及全国各地农村也都广泛发动起来,投入抗日爱国运动。

二、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军政人员与海外侨胞的抗日教亡活动

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下,随着广大工人、学生及各界团体爱国运动的开展,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产党势在必剿”的误国政策。《申报》等报刊,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声,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进行抗日。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行动

1931年9月21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来往,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住日旅馆”等等。接着,上海、汉口、天津、南昌等城市的工商业者组织,相继表示对日经济绝交,查禁封闭日货,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拒收日本钞票,捐献救国。各地的抵制日货机构分别规定:凡向日厂订购的货物一律取消;凡已经运到的日货均须缴交抵货机构封存处理;凡宣誓抵货以后仍然贩卖日货的则予严惩。北平市商会在抗日救国会做出决议之前,就将北平市各商所存日货一律封存,并声明绝对不贩售仇货及与日经济绝交,各商会均填表盖章。河北省各县商会代表在北平开会,通电全国,表示愿作政府后盾,共赴国难,请政府立即对日宣战。

这场抵制日货的运动,严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据1932年8月2日《申报》的统计,1931年9月,日本对华输出比上年同期减少34.7%,10月减少59.7%,11月减少68%,12月减少63.8%;日本的在华商业地位由第1位降低为第5位。另据《生活周刊》1931年11月7日记载:日本近因我国抗日运动激烈,在10月中旬日本停船之数量达519艘,总量为308687吨,预计至本年底,停船将达全日本总船舶吨量60%。这就是说,日本全国船业受到半数以上的影响。日本在华航业几乎陷于停顿,在华厂商的营业也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1931年10月2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告世界各国书》,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各地的罪行;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谴责日本侵略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接着,全国各地商会纷纷通电掀起了谴责日本侵略和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的爱国活动。黑龙江省黑河商会联合各人民团体,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支持马占山抗日,制止伪满洲国的成立。汉口市商会筹资1万元汇寄前方,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湖北省全省商会联合会,联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请即通令全国,举办救国军费,按人口每人1元计,汇集起来支援抗战。

(二)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的爱国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宋庆龄在1931年12月19日发表宣言称:“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藉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五年以来内战政争,循环不已,党既分崩离析,遂不惜各自乞怜帝国主义,利用腐化势力,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 冯玉祥说:“‘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

在日本侵华的威胁面前,一部分有民族气节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激于民族义愤,也积极提出各项抗日主张,支持和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活动。国民党驻东京直属支部执行委员会,为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于1931年9月20日,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日所提出之任何条件绝对不承认”,“彻底对日厉行经济绝交”,“作对日战争的准备”。国民党驻巴黎总部执委会致电南京称:“……国联对于东事解决,如不能使中国满意,中国应即向日本宣战。”

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捷报传来,海外腾欢,请即增兵逐日出境,还我河山。溥仪复辟甘为傀儡,请明令讨伐,以彰国法”。国民党驻退罗万磅支部全体党员,致电黑龙江省主席云:“请强硬对敌,保守领土,本部同志,誓为后援”。国民党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支部,分别致电黑龙江代主席马占山,声援他率部抗战的爱国行动。国民党上海各区党员,分别致电慰问马占山等义勇军将领,如九区电称:“此次暴日侵占我辽吉后,犹复得寸进尺,炮击津沽·进寇黑垣,势非灭我国奴我民而不止,幸我前敌将士忠勇奋发,力拒仇雠,既扫辽、吉不抵抗之奇耻,更坚强我国家民族之力量,除电请中央令饬军队增援外,特电慰劳,望继续努力,以作国家干城,以慰举国渴望。”国民党中央军校,有40多名学生愤于日本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三)海外侨胞的声援与捐助

“九·一八”事变后,侨居国外的爱国华侨,与国内同胞一样,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不仅进行声援,而且捐赠资金和物资,甚至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抗日战斗。当时,回国旅行华侨首先在南京组织起华侨救国大会,呼吁各方放弃内嫌,团结对敌,拯救祖国。随后,侨居国外的华侨团体纷纷声援国内抗战。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不愿逗留敌国,相继返回国内。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师、士官学校的留日学生,联合组织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会,召开各校代表会议,一致决议返回祖国,以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抗议。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近300人,同仇敌忾,全体退学,并发表宣言说:“同人等留学敌邦,仰教他人,深知谋我者不惠我,制人者常骄人,已觉留非其块,学难有成”。“窃念吾辈武学生,职在捍国,当此国家濒危之时,正吾辈拚弃生命杀敌救亡之日,何能缄默笔砚间,与敌人讲武纸上乎?”

9月29日,留日学生代表200余人,到中国驻日公使馆向公使蒋作宾请愿,提出下旗归国、断绝国交、对日宣战和发给归国学生船票等四项要求。10月1日,公使馆允许发给留日学生归国船票200张,2000多名留学生只好推举代表先行回国。自9月19日起两个月内,留学生及其他侨胞先后共约7000余人归国。留日学生回国后,派出代表,数度向国民党政府和教育部请愿,提出反对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宣战,反对压迫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促进和平统一等主张,井组织宣传队,奔赴救亡第一线,深入农村,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向农民进行宣传,唤醒民众,抵抗外侮。在马来亚新加坡,陈嘉庚发起召开侨民大会,通过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胡佛,要求“履行各种条约,维护世界和平”;号召“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抵制日货,开展反日宣传。

爱国华侨巨商胡文虎,首捐2.5万元,支援国内灾民。他创办的《星洲日报》代收华侨捐款,先后汇回国内达100余万元。在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商会代表全菲10万侨胞,拍电报给美国总统胡佛、国务卿史汀生和前菲岛总督福白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吁请他们“以伸公道而救世界,免遭野蛮战争之惨祸”。华侨还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筹备会,准备组织武装自卫队,回国参战。在缅甸,成立了缅甸华侨抗日救国总会,表示要对国内抗日同胞给予精神与物质之协助;不久,该救国总会汇款银4万两,次年又汇国币4万元,捐赠给国内抗日。毛淡棉救国分会由汇丰银行汇银1万两。印尼苏门答腊最南端的鹿勿冻华侨书报社,汇款1万元。印度华侨总支部由汇丰银行汇银1万两,用作抗日军费。

澳洲华侨总支部和雪梨华侨抗日救国会,汇英金200镑支援抗日。旅欧各国华侨均组织了各种机构,声援国内抗日。在英国,由英国名流和中国旅英人士成立了中国人民之友社,以援助中国抵抗外敌。在法国巴黎,组成了中华民众救亡会筹委会,向留法的全体同胞通告,恳其团结襄助,合力救亡。比利时华侨惊闻日本出兵东三省,莫不愤慨万分。他们召开代表大会,组织旅比华侨反日救国总会,并通电国民党政府,“望对日宣战,留比华侨,整装待命”。该总会国际宣传部以英、法、德三国文字,向欧美各国宣传日本侵华野心。在美洲,美国芝加哥的华侨团体与学生,联合组织抗日救国会,举行示威游行。华盛顿、纽约等地华侨发起组织全美洲反日大同盟,发表通电,声援国内抗战。旧金山华侨捐款100万元美金,汇到国内支援抗日。旅居美国的华侨团体,还集资购买飞机31架(其中军用飞机25架,商用飞机6架),捐赠给国内,用于对日作战。仅据1932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的不完全统计,美国华侨为支援东北义勇军救助东北难民的捐款总数约14万美元。

加拿大魁北克的华侨救国会,汇到上海4000元,并以1600元用于慰劳抗战将士。加拿大雷城抗日救国会,捐款5000元,电汇商务银行。加拿大火威林华侨救国会电汇5000元。巴拿马广东花县抗日会汇款4500元,并以其中1500元为犒劳战士之用。井里文华侨义赈会汇款1万元。文能卡抗日救国会,电汇巴黎银行15万法郎。秘鲁华侨抗日筹恼会,汇美金2万元支持抗日。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华侨,也都组织起各种团体,援助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古巴华侨总支部汇款2300元,抗日会汇国币5万元。另外,许多爱国青年侨胞自动组织义勇军,远渡重洋回国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

东南亚一带华侨曾组织援马抗日团、抗日铁血团等前往东北,直接参加抗日。据《抗日救国》杂志报道,新加坡抗日铁血团200多人赴东北参战,多牺牲在日寇炮火之下。接着,又有华侨青年救国团第一批21人北上抗日。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义勇军团,推代表李玉聘到南京会见陈树人,决定捐助飞机12架,并派精于飞行术的侨胞80人,返回祖国驾机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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