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修女、西方媒体制造的神话破灭!(转载)

[提要]一个堕胎和避孕的狂热反对者,全面隐瞒其资产和工作的性质,这么一个人如何能长时间受到自由世界批判性媒体的青睐呢?克里斯多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把她称为“媒体圣徒”。直到今天,要想寻找关于她的批判性报道,仍然需要放大镜。关于她的书有成百上千,是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写的生活建议,美其名曰“献给被遗弃者的一生”、“加尔各答的圣者”、“无畏无瑕的嬷嬷”或者“爱的力量”等等。每个德国学生在上政治课时都会学到,媒体有启蒙的任务和自我要求,不受专制的控制和审查,进行深入的调查,即使对貌似不可触动的、就是“上边的人”也提出批判性的问题,保护我们免受权力滥用和操控的损害。而每一个青年人都可以在最近的一个报亭学习到,媒体带来的大标题是“Michelle Hunziker:她想和新欢要第二个孩子”或者“Roy悲剧严重得多:大脑被毁了?”

[图释:这种救护车是加尔各答市政府捐给特蕾莎修女的“博济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的。据查特吉(Aroup Chatterjee)的调查,这种车主要被用作“修女专车”,而很少被用于收容所之间的病人运输,并且从来不用于急救。]事实上,德国尽管有数量巨大的媒体产品,但进行独立调研的记者却相当少:稿酬低廉、上级的规定、编辑室的多层过滤,为需要大量投入的工作限定了狭窄的界限。大型杂志有能力为一个 Top Story 支付大批费用,但是,什么是一个 Top Story,是由主编决定的。

关于德国顶尖政治家与 PR 顾问 Moritz Hunzinger 的关系的报道,两年间被提供给了不同的媒体,都遭到拒绝,最后才由《明星》杂志发表,并导致了Rudolf Scharping 事件曝光。经过短暂的闪光灯风暴,这一事件很快又从公众意识中消失。Hunzinger 引导政界人物与经济精英聚会的“议会晚会”和“政治沙龙”几乎不被质疑,就如同每年举行的欧美精英峰会“毕尔德伯格会议”很少被质疑一样。报道关于911的各种阴谋论时,《明镜》周刊采用的标题是“荒谬大观园”,一网打尽所有那些阴谋论疯子。这家杂志甚至毫不自私地把这个揭秘故事翻译成了英文。媒体批判者诺姆?乔姆斯基早就怀疑,传统大众媒体的主要功能不是揭示真相,而是掩盖真相。这可以通过直接的假信息实现,比如 Forbes 和 Wall Street Journal 针对 Michael Moore 的电影 Bowling for Columbine 散布的假信息,但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侧重某些事实和观点 ——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关于娱乐明星Dieter Bohlen 的文学创作的报道规模和对安哥拉地雷或沙地阿拉伯人权状况的关注程度。有时候,特定的视角完全被忽略。一颗明星的诞生如果不带偏见地查考一下特蕾莎修女的业绩,我们就可以确定,媒体系统地扭曲了现实,并且完全忽略了批判性分析。这个已故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媒体故事开始于英国人人穆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 —— Catholic Times 在她去世后于1997年10月12日写道:“如果不是他,世界或许永远不会知道特蕾莎嬷嬷。”穆格里奇是一个狂热的保守主义分子,认为世俗的自由主义是“所有破坏力量中最大的”。他是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赞助的记者之一。这是一个 CIA 组织,任务是在欧洲建立对抗共产主义的对立文化。除了“非共产主义的左派”,它还资助自由派左翼社会意义不大的表达方式,就是抽象艺术和“后现代化思维”(关于这个课题的权威著作是Frances Stonor Saunders 的Who Paid the Piper?: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1999, Granta)。穆格里奇的特蕾莎项目开始于1968年的一个BBC采访。当时,生于阿尔巴尼亚的修女特蕾莎在加尔各答领导的还是一个规模相当有限的垂死者收容院 —— 这并不是什么有创意的机构,特蕾莎出生之前,加尔各答就早已经有了类似的机构。不论是规模还是所提供的医疗保障,特蕾莎的机构都是最低限度的。在这里,孤儿可以有饭吃,垂死的人头上有个屋顶,这一切都具有传统的天主教风格:护士修女们没有值得一提的医学训练,不过垂死的人要受秘密洗礼。与其他的机构相比,比如拥有图书馆和学校的印度 Ramakrishna-Mission 或每天分发1.8万份饭的美国 Assembly of God 传教所,特蕾莎的修女团即使在今天也微不足道。对于基要分子穆格里奇来说,特蕾莎修女正是他向世界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人物。为此,他首先是在美国找到了支持者。1969年,穆格里奇与导演 Peter Schafer 共同拍摄了纪录片 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随后有同名的国际畅销书出版。这部纪录片具有传奇性,是因为穆格里奇声称在特蕾莎的收容院拍下了“摄影奇迹”:他声称昏暗房间里那种柔和的光线是无法从技术上解释的。一直到1994年,摄影师 Ken Macmillian 才解释说,当时他们试用了柯达的一种新胶片。“当我们最终看到电影的时候,我已经想欢呼赞美柯达,但是穆格里奇不让我这么做……同一天,我就因为加尔各答‘奇迹’收到了所有这些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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