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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曾任苏共中宣部部长,最后却被视作是红色苏联的掘墓人之一,他所撰写的《雾霾:俄罗斯百年沉思录》,近来以内部读物的形式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在该书前言的末尾,他说:

“我所写的关于人在斯大林时代堕落和腐化的每一页,都是我致子孙后代的信,他们大概饱受疑虑的折磨,因为下面写到的一切,在人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我自己也不愿相信,有时是害怕相信,然而这一切都是事实。”

这段话很容易让人想起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题记: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他们描述的都是斯大林时代。斯大林是列宁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经由斯大林发展的列宁主义,其核心是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扩展,即所谓先锋队理论,经由密谋团体发动革命,通过对暴力的垄断而建立专政。在专政的具体运转中,既需要根据敌我逻辑随时消灭敌人,也需要时刻保持专政体制本身的一致性。前者是镇压,后者是清洗。

列宁主义在文艺领域的表现,以1905年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最为充分。文艺工作者是必须为党的事业服务的“螺丝钉”,谁要奢谈“创作自由”、“艺术私有”,都是不被允许的。

曾经是个不成功的诗人的斯大林,在政治领域继承了列宁主义,在文艺领域亦然。事实上,在斯大林眼里,文艺与政治并无区别,文艺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斯大林本人很少直接谈及文艺,他在担任苏共总书记的最初几年里也基本不过问文艺界的事情。在1920年代上半期,主要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负责文艺界。斯大林开始直接过问文艺工作大概是在1920年代末。此后,一个严格监视社会生活和个体活动的所有领域、对新闻媒介与文教领域进行严厉控制的官僚集权体制渐渐形成,管理各部门的国家委员会也陆续建立:全苏广播委员会(1931年)、全苏艺术事务委员会(1936年)、全苏高校事务委员会(1936年)。

斯大林最著名的文艺论断产生于1932年10月在高尔基寓所内与40多位苏联作家的座谈会上。当时,斯大林提出,“生产灵魂”的文学创作,比机器、飞机、坦克的生产更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伏罗希洛夫插话说:“这要看什么时候”。斯大林立即反驳说:“不,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坦克里的人的灵魂是腐朽的,那么您的坦克就一钱不值。生产灵魂要比生产坦克重要……人往往受生活本身的改造,但是也请你们帮助他进行灵魂的改造。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关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赛亚·伯林的解读颇为精当。1949年在曼荷莲女子学院演讲时,他说:“斯大林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任务,即对人进行调试,使得人们只会提出很容易获得答案的问题,让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顺其自然地适应所处的社会。好奇心本身、个人独立探索精神、创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寻求真理本身的愿望、追求某些目的的愿望(这些目的本身确能满足人类天性中某些深层欲望),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会扩大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利于一个整体性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有慷慨的一面,例如调整稿酬,改善作家居住条件,给予作家以科研工作者的同等待遇,拨专款修建创作之家和休养所,计划建“作家城”等。更重要的一项措施是成立文学基金会,苏联解体后被抛到“野蛮的市场”上后生活窘迫的作家们,都对它表示怀念(参见张捷《斯大林与文学》)。

但斯大林更多表现出来的,还是残忍的一面。对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除了收买之外,他更常用的手段是:审查、驱逐与清洗。

雅科夫列夫指出,在夺取政权之后,苏共立即成立检查和监督机构,先是1919年5月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社政治部,后是1922年6月的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以及1923年2月的中央剧目委员会。截止1939年,苏联的文化审查机关已有六千多名雇员。这些组织均是在苏共中央和全苏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双重领导之下。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对出版物和剧目实施检查、在文艺界建立谍报网与收集情报,以及驱除“反苏知识分子”——1922年的“哲学船事件”,就是其中一个著名成绩。

审查工作卓有成效。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甫一成立,就拟定了一份禁书名单,日后又不断增补。禁书无论本国还是外国作品,一概没收,交与人民内务委员会封存。若禁书印数太多,就直接销毁。仅1938年至1939年间,就有超过2400万本“有害书籍”化为纸浆。敬业的审查官还深入各个图书馆,细心翻检馆藏,用墨水将被贬黜的作者名字涂掉。

审查不止是事后查禁,更有事先封堵。在出版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出版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通过。无论在哪一环节受阻,都不可能面世。

作协是审查的延伸,它主要致力于营造检举他人及自我审查的氛围。雅科夫列夫声称,1934年成立的苏联作协是独特的谍报机关分部,许多作协会员都同谍报机关进行密切合作,领取现金报酬,有不少人干脆直接充当了谍报机关的在编工作人员。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一份传单悄然流传,其中写道:“我们俄国作家,让人想起妓女,区别仅仅在于她们出卖的是自己的肉体,而我们出卖的是灵魂;她们无法走出妓院,除非饿死,我们也是一样……不但如此,我们的家人和同我们亲近的人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我们甚至在家里也往往避免畅所欲言,因为苏联有一套连环告密制度。”一年以后,13个著名苏联文学家写给作协的告密信充分说明,作家和诗人是如何吞食作家和诗人的。

自1934年起,布尔什维克政权通过分级监控的方法强化了此前的文艺与思想控制,初步是通过作协,然后是相应的国家委任的委员,最终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党制定文学路线,起初要建设的是声名狼藉的“无产阶级文化”,要求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对苏联的新主题进行集体创作,其后又推崇苏联的英雄人物。而用米沃什的话说,党对文学的指导,不过是“让庸才趾高气扬,让天才凋零枯萎。”

1937年和1938年的大清洗对苏联文艺界的损害超乎人们想象。在此期间,许多作家和艺术家被驱逐和消灭,以至于1939年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苏联文学和思想界就像被战争摧毁的地区,只有少数幸存的建筑,孤独地矗立在废墟和荒野之上。“像梅耶荷德那样的戏剧创作天才、曼德尔施塔姆那样的天才诗人,以及巴别尔、皮利尼亚克、亚什维里、塔比泽等极富天赋的人物……不是被杀就是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被消灭。”伯林哀伤地小结道。

二战结束后,从文艺界发端的意识形态战争,又使包括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在内的许多优秀作家蒙受灾难。阿夫托尔哈诺夫在《权力学》中正确地指出,1946年8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方法》两项决定。以斯大林在党务上的第一助手日丹诺夫为旗手,掀起了一场在文学、艺术、哲学和史学中揭发“卑躬屈节者”、“世界主义者”、“蜕化分子”的运动。整个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打击“西方派”,口号是复兴布尔什维克的“斯拉夫主义”,其真实目的则是在全国营造心理气氛,以便在党、军队和政府上层进行又一次大清洗。那些受难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殉葬品。

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期间,究竟有多少作家被镇压和关押?至今没有定论。别尔托夫,前苏联《民族友谊》杂志的一位编辑,多年来一直努力进行这项统计。根据他到1988年底收集到的材料(均来自正式出版物),在斯大林时代遇难的作家约为1200人,被流放和驱逐的暂时无法统计,但人数肯定更为众多。

在斯大林时代,文艺及文艺工作者,几乎都彻底沦为了政治的奴隶,从而生活在伪装的体面和真切的恐惧中。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中说:“恐惧和压抑是弥漫我们这代人一生的共有心理。左琴科说‘我从小就怕一只突然伸过来的手。’我呢?显然也怕向我伸过来的手。这只手似有还无,又无处不在。突然就伸出来把你给抓住。”他又说:“这是鸡的心理——鸡在啄食的时候只看到眼前的谷粒,别的什么也看不到。就这样,它啄了一粒又一粒,直到农夫扭断它的脖子。斯大林比谁都懂得这种鸡的心理,他知道怎样对付小鸡,它们都在他手上啄食。”

雅科夫列夫推测说,斯大林认为,“知识分子就是爱唠唠叨叨,因种种幻想而感到痛苦,可只要政府对他们爱抚一下,送上十来套房子,再塞上一百来枚勋章,那他们就老实了,露出喜悦的目光。要是过后再把两三百号人送进劳改营,那就万事大吉了”。

以赛亚·伯林在《苏联的心灵》中的论述,可以支持雅科夫列夫的猜测。伯林不无讽刺地说:“他们(苏共当局)觉得,伟大的民族必须拥有重量级的教授、杰出的艺术家和充分的文化装饰,因此他们给予那些行业的一流从业者很高的薪水……但他们又难以抑制威吓或羞辱后者的冲动。当后者稍微表现出独立精神或希望保护尊严的迹象时,他们就会迫使后者记住身上拴着的锁链。”

不过,即使在冰封的时代,仍有伟大的心灵。

1967年9月22日,索尔仁尼琴在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上发言说:“我相信,文学的任务是要告诉人民他们所期望知道的真实情况。……作家的任务是选择更普遍和具有永恒性的问题,诸如:人的内心和良知的秘密,生与死的对抗,战胜精神上的痛苦,以及产生在远古时代的人类历史法则,这些法则只有在太阳不会放射光芒时才会消失”。两年后,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又过一年,瑞典皇家学院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17年后,俄裔诗人布罗茨基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用简短有力的话呼应了索尔仁尼琴,也预示了斯大林时代的彻底结束,他说:“文学有权干预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预文学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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