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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情报系统亟待升级

香港“占中”运动至今已经满月。有评论指,北京未能事先洞察香港政情民意。这一批评或有失公允,但并非毫无道理。从系列涉疆恐袭事件到当下香港街头抗争,事实证明,要有效应对非传统威胁、满足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我国情报系统急需升级换代。

首先,我国急需建立跨部门的情报协调机制。“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指出,情报机构间缺乏交流是未能阻止事件发生的主因之一。为汲取美国教训,我国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设立国家情报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情报工作。但有学者称,不到生死存亡关头,部门利益很难让位于国家利益。此言不虚。“9·11”事件13年后,美国会众议院才通过法案,决定设立统管全国15个情报单位的国家情报局长职位。

2006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谈到反恐时说,“长期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依赖于战略传播”。何谓战略传播?在我看来,就是情报作业、政策制定与执行、传播作业的三位一体化。战略传播要求所有国家权力部门协调一致,要求官(军、警)民深度融合。根据近期披露的数据推算,美国与反恐、安全、情报相关的私人机构数量是政府相关机构的3倍多。我国的官(军、警)民融合理念与模式应与时俱进,相关融合亟待大力推进。

第二,我国需赋予情报机构新职能。我国的对外传播人员往往不在“现场”,仅靠第二手信息无法深刻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加之缺乏科学制导,理念陈旧、手段落后,其“影响力行动”难免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所以,我国应考虑赋予情报部门以特定条件下的“环境塑造”职能。

反恐是思想战,极端意识形态是战略重心。法国反叛乱专家大卫·格鲁拉总结出了反叛乱四法则:民众的支持对反叛乱者和叛乱者都是必要的,支持是通过活跃的少数人获得的,民众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努力之强度与手段之广度都是必要的。有专家指,反恐需要至少80%的政治战与20%的武力战。依据国际惯例,处于反恐一线的军情系统应享有开展非军事行动的权力。

第三,更新情报作业理念。当下,我国急需纠正重战术情报、轻战略情报的倾向。反恐战本质上是心智战,那么如何打赢心智战?美国国防部军力转型办公室前主任亚瑟·塞伯罗斯基指出,“对敌人及其文化与社会的理解,可能比了解其战斗序列更为重要”。

第四,推动情报流程再造。建立数据库是信息时代情报作业的必然趋势,其优势有二:避免重复作业,有效降低成本;便于甄别验证、补充完善。总之,数据库既是情报组装流水线,也是情报甄别与分享平台。与此对照,我国还要求“情报要素齐全”,理念之陈旧令人扼腕。

近悉,我国拟建立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和跨部门情报信息运行机制,令人振奋。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探索,也是国防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笔者相信,在中央矢志“反腐”“整党”“强军”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情报体制改革的时机已渐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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