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雷家林:大秦帝国是如何炼成的?

最近的电视剧《大秦帝国》热播,引来的思索是无穷的,至少在雷家林看不来,商君只有一个,秦公却是代有人来,直到今天的两岸民主或准民主政体,仍然沿袭公孙鞅的郡县制,只不过“郡”今天叫“市”,就是沿袭商君当年变法秦国的格局,历代的君主,总是承前朝先进有效的制度,这个最先的创造者,商君先生,可以说是功绩至伟,商君被车裂,但车裂的只是肉体,他的灵魂,延续在中华帝国秦之后的体制中,所谓的代有秦公,不过是代有明君罢了,对于郡县制的赞许,钱穆先生说得甚详实,让古老的井田制,封建制,还有家族的奴隶制被彻底的粉碎,正如因变法而不满的秦国顽民车裂商君的肉体一般,商君车裂的是中华已经不合时宜的旧制度,这样他做到的是明之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子情怀。

作为战国诸子百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以致用,或者是知行合一,做到这点,确实是因为秦国出现孝公这般的明君,他所选择的是展示自己才学的地域,但明君未必只在一个家庭姓氏中,而有百家姓中,反正中国的历史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代有明君不过是姓氏换了,但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民族,延续了一个统一民族的运行史,而这个运行史,商君卫鞅所定的制度,可以说基本不更改而不断地得到完善,至少以法立国的理念在大多开明盛世是推行无疑的。这样说来,我说的大秦帝国其实就是中华帝国,只是代有名称,如秦汉唐,元明清,它们只是名分上的有别,实质却是延续法制治国的理念,作为开创者的商君,我们对于他的意义应当有更为深入的理解,或者大多数人说孔子是圣人,其实商鞅同样说得上圣人,当一个朝代有法时,商君就活在人们心中。今天的社会与人的困境,治理国家的困境,出现的问题,仍然要在法治上找,一些权力的滥用,权力的偏差,同样在制度上寻找,这样商君重视法治而不重私情的意义是何其可贵。

牺牲一个人的肉体与名声,为万世开太平,能有几人呢,车裂的是肉体,灵魂仍然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治理家邦遇到困境时,商君的灵魂在昭示我们,启发我们,至今的商君尚有为我们指路的言说在(商君书),虽然有些相当的过时,或者当时的农战只为秦统一而设,但我们后世的兵民合一,清时湘军在新疆的农战合一,今时的兵团制,正是沿袭这些古贤的治军理念,当然伸展开来,农可以广泛成工商学等兵民合一的制度,在和平时期,兵贵精,贵专业,贵精致的装备,但在大战时,兵民合一是一种心理的保障,亦是对潜在敌国的威慑。

商鞅的制度确实不是十分的完美,缺少灵活的一面,所以后世的君主如汉代的君主会用儒家的传统思想,还有道家的无为思想来补救,或者进行有益的补充,只是基本的制度,却以法治有中心,国家社会有规矩可遵守,这才是核心的部分,使一个社会能够长期有序进行的保证。人世总是要变换,人君总有高下之才,所以制度成了维系长远的绳索,今天的西方往往是用制度来管理社会,有选举制,而且相当的完备,虽然不一定适合中华社会,却有很好的参照意义,自文革结束后,大陆重视的以法治为根本,在目前仍然是不完美,制度建立时间短暂,执行可以说是不如人意,仍在路上,在不断的完善法之本身与执行的落实中。

这样说来,谈论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的卫鞅和他的学说,还有他的悲情结局,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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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楼主!只是最后一段有一些不同看法。

制度的灵活性其实是双刃剑。制度所以需要灵活性、所以又灵活性,多数是为谁?历史上大多是为了少数人设置灵活性。以法官为例,我不否认法官可能为贫民“灵活”,但我更相信开灵活的法官,更多的是为权、为势、为亲、为朋。如果说,大多数法官对百姓比权、势、亲、朋更亲,有人会相信嘛?我承认历史上有包青天,被百姓广泛传颂。不过,如果按官员的比例来算,包青天就约等于零了。[执行可以说是不如人意],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灵活性”。

理性的说,操作层面的任何“灵活性”,基本都是以百姓被忽视为前提的。99%的百姓,享受1%的灵活,为啥还要去支持操作层面的”灵活性"?临时性强奸、嫖宿幼女罪,有哪一个是以百姓为灵活的?相对于官员来说,弱势群体的百姓,最有利的选择,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所谓的”灵活性“,特别在操作层面,往往是以牺牲”人人平等“为代价的。崇尚民主(非西方的民主),从自我出发往往才是真正的民主。谁自感能享受到这种”灵活性“就选择支持,谁自感不会享受到这种”灵活性“就选择反对。这样,才能最真实的反应大多数人的真正民主。

立法层面,应该与时俱进,应该体现更多的人性化。这个我赞成。比如死刑,从古代的杀人偿命,进化到今天的杀人分为:故意杀人、过失杀人、防卫过当、正当防卫等等,是细分,也是更人性化。这是社会发展、科技发展、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儒家无关、甚至与战国百家的任何一家都无关。历史的必然。

我们不要被”史书“所蒙蔽。主张”有教无类“是儒家,但儒家教导出来的弟子,基本都是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2000年历史、数千万儒家弟子,有个性的不过是孟子、董仲舒、朱熹等寥寥几个,同样约等于0。而真正有教无类的是鬼谷子,教出的徒弟个个不同、个个优异。儒家的“有教无类”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儒家的仁爱是忠孝悌廉的有差别的爱,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爱;比墨家的无差别兼爱落后很多。而真正体现人性化的,是杨朱学派----中国古典自由宣言。“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就是保护个人权利和利益的最响亮口号。从尊重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角度来说,儒家比杨朱学派,实在是鸿毛了。注重立法层面的人性化、现代化,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须。但是,这根本就没必要、也不可能跟儒家有什么关系。“存天理、灭人欲”是注重人性化、还是体现自由民主(非西方的自由民主)?

历代君王治国都是以法治为中心,显然不符合事实。

自汉开始,汉初是老黄治国,汉武帝之后是”以孝治天下“。法,作为百家之一,已经被罢黜了。之后的”法治“最多算山寨、算外衣、算挂羊头卖狗肉。公交车司机驾驶的客用飞机算是客机嘛?谁敢乘坐这样的飞机?同样,儒家操持的法治,根本就不是法治。崇尚"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儒家,搞潜规则逻辑上能说的通;搞公开以促进公平、公正的法治,简直是开玩笑。依此算来,历代君王治国的法治,连公交车司机驾驶的客用飞机都算不上,要算,只能算是导弹兵在驾驶飞机,高射炮在做飞机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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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不应该实行儒家思想,而应该把法家思想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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