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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希望有机会采访加藤先生,尤其最近读到他的《我所认知的四中全会》,忽然有了解答他提问的冲动。他从一个日本人的受教育经验谈及自己对“党的领导”和“依宪治国”之间的关系有疑问,他这样说:“据我理解,宪法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制衡政府,若把这一逻辑自然地延伸至中国的国情的话,制衡的对象应包括「党的领导」”。

对于这个问题不光日本人有疑问,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公民都会有类似疑问,在此,我希望能够给这个问题一个清晰的解答。加藤先生说“在日本,宪法是用来制约政府的”,这点大家都明白,从日本女性部长因为请人看戏收取政治捐献而辞职就足以证明这点。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浪费;花了国家这么多钱和精力培养一个优秀女部长却因几张戏票丢了官,这无疑是浪费了政府的宝贵资源。因此,中国在甄别贪官是按贪污金额大小而界定的,这有效地保护了一些不小心涉及腐败的干部,给他们自我更正的机会,对国家和他们自身都是一种正能量。

在中国,“政府”作为一个组织是党的管理工具,一个“工具”在司法定义中是中性的,是不具备“法人”身份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不存在“守法”与“违法”的可能性,没有任何公民可以控告政府,这种上诉不足以建立任何合法性。与日本和美国宪法不同,中国宪法中有三个主要角色,同时也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神学角色;一是党,二是人民,三是国家,而政府仅仅是三种之间的一种纽带,不存在独立法律人格定位。党是超然的角色,它的“伟大、光荣、正确“是不言自明的,这是一个永恒的概念,是绝对真理的化身,也是一切逻辑的前提。宪法的神圣性来自党的绝对神圣本体,宪法是党的一个代名词,它天然地代表了人民的意愿而自我赋予了合法性。这种自证的合法性天然地形成逻辑自洽,任何对此的质疑本身都是为反逻辑的,因为神学概念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是超越形式逻辑的。

西方人要特别注意一点,“人民“在这里是”超然公民“,它天然地代表了所有公民,公民作为个体是没有任何政治价值的,也是没有社会意义的,它的所有功能和责任都由党所担当,任何以人民名义反对党的行为都是反人民的,自己反对自己自然是违法逻辑的,就像”苹果不能证明自己不是苹果“一样的道理。党的信仰和原则就是所有人民的信仰和原则,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重叠关系,因此,在客观世界中不存在任何人民反对党的合法性,也不存在党侵犯人民的可能性,就如”苹果不会反对苹果自己“的道理一样。

党的神圣性同样适用于国家概念,以此为根据形成了人民热爱国家的理由。国家是帝国主义残酷打击的对象,是人民的实体存在方式,它是人民的躯体和内心世界,也是人民生命和财富的载体,它记录着历史的血泪教训,它代表着人民共同的母亲身份,谁反对国家就是反对党和人民,就是背叛自己的伟大母亲。我们既然爱国就不能不爱党,而爱党爱国必然爱人民,只有爱党爱国爱人民才能证明个体公民自爱的存在。

“三位一体“在神学语境中具有”观念、形式、过程“的三种存在方式。党、人民和国家也存在着”灵魂、主体、载体“这三种存在方式,它就是宪法的化身,它通过政府作为执法者实施各类刑则法规,以此保障”伟大、光荣、正确“的永恒存在。因此,加藤先生所怀疑中国的”宪法约束政府“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违反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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