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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华人作家陈舜臣说,“日本国内的战争就像兄弟吵架,即使怨仇再大,也不至于闹到烧光一切的地步”,“日本人是保存专家,中国人是目录专家”。作家老舍对日本人说,中国乞丐至死宁肯打碎也不愿意把祖传宝贝交给他人保管。而日本人则不无自豪地说,有的日本武将愿意把文物交给敌人保管。

民国初期,中国文物要由日本人发现,中国人才当作宝贝。就在今天,这种情况也不胜枚举。应该看到,日本侵略对中国文化古迹损害巨大,毁坏古迹741处,抢劫图书和手稿300万册、文物360万件,另1870箱,“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被掠走失踪。1937年,日本实行“金百合行动”,在南京至少掠夺6000吨黄金,他们还到处搜刮名人字画、古玩。

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时期,西方记者蓝登注意到:

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地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像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

侵华日军在北京故宫、河北邯郸、山西大同石窟等地还发布告示说,对文物古迹“如有破坏,严加惩处”。日军打到山东曲阜--孔子家乡时,东京大学高田真治教授上书日本军部:“山东作战,如破坏曲阜古迹,日本将负破坏世界文化遗迹的责任。”军部于是急令前线部队避开曲阜一带的战斗。日军进驻曲阜后,派兵把守孔庙,将领参拜。2000多年来,曲阜孔庙很少被破坏,甚至包括侵略者,然而在“文革”时却遭到大肆毁坏。

日本等西方列强掠夺、破坏中国文物不计其数,掠夺走的集中收存在博物馆,根据国际法尚有可能收回,而中国人破坏的许多文物无法补救。外行烧,内行偷。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把经卷卖给外国人。改革开放后,中国有30多万座古墓被盗掘,重大文物盗窃案数千起。西汉王朝封泥相当于国务院钢印,每个仅以5元或几十元卖到日本后,可值一辆丰田车。

2004年,日本历史建筑保护费用是中国的25倍。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经费短缺,文物损毁严重。一次,日本人想借文物展览,中国人从仓库里抓出文物用稿纸一包了事。日本却派专机前来,用特制盒子郑重装上文物,归还时举行庄重的仪式。

日本历史博物馆5000多座,中国仅1800座。安阳殷墟虽在,要看甲骨文却得去日本,日本是收藏甲骨片最多的国家。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和自然景观30多个,但是破坏严重,遗存太少,管理太差,历史厚重感欠缺,有些文化遗产称号可能被取消。

思想家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家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对日本古建筑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要研究中国建筑史,就必须研究日本建筑。北宋的《营造式法》是关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最重要的专业书籍。梁思成注释出版了半部,日本竹岛卓一则通译全注。

1958年开始,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拆城墙的热潮,“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方式”,怀着“为社会主义祖国作贡献的美好理想”,不计报酬,加班加点。北京70多公里古城墙被拆除,仅余几百米,47座城门楼、箭楼和角楼仅余3座,北京境内长城183公里仅剩129公里,古都风貌遭到严重破坏。

日本古都奈良保存着大量唐代风格的建筑,如法隆寺、唐招提寺、东大寺。京都是世界史上连贯时间最长的首都,仿照洛阳和唐长安规划布局而成,具有“东方传统文化博物馆”的美誉,寺庙、古刹3000多座。京都禁止建筑六层以上的楼房,屋瓦的颜色、大小也要审批,鲜艳的奶黄色麦当劳标志在世界上第一次被改成与京都色调统一的暗棕色,电视塔也被刻意建成佛寺香案上的蜡烛形状。京都自然环境和城市结构始终如初,古迹保护和现代建筑创新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市民诗意地栖居在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氛围之中。

1978年,京都主办世界第一届历史都市会议,25个世界古城代表参加。中国多次派代表团考察学习京都古迹保护经验。中国佛教大师赵朴初来到京都,对前往车站迎接他的清水寺104岁大西良庆长老称赞京都:“堪称此邦不忘本,保护文物到无形。”《三国演义》电视剧组为再现三国时期历史古迹风貌,也特地到日本参照学习。

外国元首访华除到北京外,一般还去深圳、上海、广州等现代化城市,但日本首相、天皇没有一次去深圳、广州,上海只是回国的中继站,顺便看看。因为日本不缺摩天大楼、高速公路、深圳速度。日本人爱去西安、洛阳、敦煌,只看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隘,三国的遗址。在他们心中,北京奥运村、上海东方明珠塔,远不如一座唐代古老破败的古刹和古墓更值得一看。日本人满怀敬仰,睁大眼睛聚焦着精彩绝伦的中国文化古迹。

节选自王锦思《日本行,中国更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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