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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台湾话题比较热门,我在网上看到这个系列,觉得角度不错,现在偷懒全文转载过来,略有删节,希望大家手下留情,不要举报小弟我啊。
台湾是如何失去大陆的?

内容:

(一)台湾千年不遇的全民发展契机

(二)高雄港外远去的桅杆

(三)宏基兵败大陆的哀叹

(四)晶圆“双雄”能雄几何?

(五)台湾社会的迷失与“反攻大陆”理想

(一)台湾千年不遇的全民发展契机

1949年国民党来台后,曾在党内掀起了“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的讨论,今天,一类似的命题再次出现:“台湾是如何失去大陆的?”,一个与此可以比照参考的问题则是“香港是如何收获内地的? ”因为在大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史上,香港和台湾在面对大陆腾飞的历史进程中,走了不同的道路,并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包括:香港企业主在居民总人口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香港在制造业整体北移的情况下,实现了向现代服务业的成功转型。具体到一些细分行业来看,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雄港拥有更大的区位优势和货柜吞吐量,但今天,高雄早被挤出世界十大货柜港口之列,而香港已多年位居其中。随着在台湾曾经拥有绝对优势的高端制造业领域代表性企业如宏基电脑、HTC逐渐被大陆竞争对手超越,台湾失去大陆市场和自身发展机会已经成为冰冷的现实。

笔者借此文和台湾读者分享自己切身体会下的反思,尤其是在反服贸运动暂时冷却后,笔者有强烈的意愿,希望广大台湾民众能真正对台湾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期待在未来思考两岸关系时能有更加理性科学的判断,争取“光复大陆”的可能,避免在大中华腾飞中被边缘化的命运——这一趋势目前有加速成为现实的可能。

台湾千年不遇的全民发展契机

1989年初,笔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完成硕士学业后,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放弃进入航天部一院703所(火箭发动机研制)的机会而南下深圳工作,在两家港资企业里和深圳两年的生活中获得了一次精神上的震荡和认识提升。

当时我硕士导师的薪水在400元(人民币,下同)左右,我在深圳居然可以拿到600-1000元的薪水,深圳普通工人的薪水是187元;而同公司的香港工程师则在6000港币以上。当时一港币可以换1.2元人民币。收入差距之大让我目瞪口呆。当听说一个香港同事家里有台386电脑时,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哈工大我所在实验室最好的电脑才只是一台286和两台8086,承担着为返回式卫星和火箭发动机燃烧室研制专用机床的重大科研项目。更令我目瞪口呆的是,这个香港同事家里居然还有一台彩色喷墨打印机;而我的实验室只有两台针式打印机。偶尔也接触一些在深圳工作的台湾人,得知他们家里有空调、电脑和好几部电话,甚至有两台以上彩电,都让任何一个大陆人有种高不可攀的羡慕。要知道,这在当时大陆官员和教授家庭里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家里能有台29寸大屏幕平面直角彩电已经够体面了。差距咋如此之大?但在巨大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差距,那就是眼界和机会。

抓住机会是需要条件的,香港和台湾中产阶级那相对大陆民众高的离谱的收入,也同时意味着,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去捕捉大陆遍地的机会。他们拥有大陆民众还不具备的国际视野和现代商业经营理念,更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当时在深圳能有几万元就可以开个高档餐厅,两万元就可以开办一家上规模的商店,我熟悉的深圳宝安区商品房每平方米只有几百元。对多数大陆人来说,很少人有实力去抓住这些机会。当时能拼凑出几万元创业的,不少已经成为成功的大企业,包括1988年任正非用两万元创立的华为。这点钱对于港台民众来说不过是几个月的薪水积累而已。

当香港制造业整体北移后,香港并没有产生大规模失业潮,失业率长期维持在4%上下。原因很简单,大量制造业就业人士借机到大陆创业,或开办货运代理为珠三角企业的出口和香港货柜物流业建立联系。大量的受雇人士转眼成了雇主,香港社会一个规模庞大的老板群出现了。他们用在大陆经营中赚到的利润在香港消费,推动了香港服务业的大发展,从大量增加的游艇码头、节节攀高的房价,到世界最高密度的奔驰汽车,无不体现香港乘内地开放的机会而大发利市的成功。珠三角和大陆沿海快速增长的进出口货柜将香港迅速推向了世界十大货柜转运码头的行列。

记得当时曾认识一位香港人在宝安二十五区租了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小厂房,雇佣几个女工组装办公桌上的小饰品。1991年我进入清华大学读博士的第一个暑假受前雇主之邀请再次返回深圳原公司工作一个月,该香港人已经从那里搬走。据物业人员讲,他搬到东莞租了一层厂房,雇佣上百个员工。这位香港人正是几十万香港人的写照,他们在香港的收入积累只能让他们过上不错的生活,但在各种生产要素资源都极其低廉的内地,他们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创业阶段,彻底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

而同一时期的台湾人在干什么呢? 在戒急用忍!

台湾白领阶层的收入在当时比香港略低,但相对于大陆民众来说,台湾人从卖槟郎的女孩子到电子厂里的操作工,都足以全民进入富有阶级的行列。1990年台湾人均年收入达8000美元,是大陆的26倍,台湾2300万人口创造的产值相当于整个大陆的1/3,而且很多产业对大陆来说都属于大陆缺乏的高端制造业。那是一个钱淹脚踝的台湾。

台湾人和香港人比,又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香港人当时能说普通话的很少,发展空间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台湾人语言优势则使得整个大陆任你驰骋。台湾拥有远比香港更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人才专业范围也更加广泛。再加上大陆对台湾统战的政治需要,台湾人本来拥有比香港人更好的机会,来乘大陆改革开放的东风实现企业的提升和个人的创业理想。即使不擅长做生意,哪怕仅仅去北京或上海买两套房子,也足以让台湾人这辈子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要知道,当时北京市中心的房价为1500元人民币/平方米以上,上海最好的房子在2000元人民币/平方米。这个价格导致楼盘根本卖不出去,因为很少有北京上海市民能拿出几万元买这么昂贵的房子。但对多数台湾人来说,两年的工资就足以去上海黄金地段买套三居室,这套房子今日的价格在500万人民币以上。

同一时期的台湾,也有个别人摆脱政治的束缚,勇敢挺进大陆,这些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小人物,在大陆舞台上展现了他们的巨大相对优势,康师傅、统一集团、顶新国际、郭台铭的富士康等,成就了他们的人生梦想。台湾人可能想象不到,康师傅和统一的方便面这种没技术含量的产业,在当时的大陆就可以一鸣惊人地打开市场,他们让大陆民众见识了碗装方便面的便利。以台湾的人才储备和产业界基础,本来可以产生几百个乃至上千个这样的巨型企业,这些企业会有办公室在台湾,从而为台湾带去高薪就业机会。但在戒急用忍的政策操弄下,让机会白白地错过。更有甚者,台湾不去挺进大陆这个文化相同的超级大市场,却荒谬的搞了个“南向政策”挺进越南。放弃机会而趋偏僻,也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导向下的滑稽创意。对于那些跟着李登辉南向政策进入越南而这次越南反华动荡中遭受损失的台企,让我如何同情你呢?

(二)高雄港外远去的桅杆

翻开地图不难发现,高雄港处于大陆东南海岸线的中间,周围被大陆、韩国日本菲律宾的港口环绕,处于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中心位置,拥有绝对的区位优势,是西太平洋最具竞争力的物流枢纽港。从欧洲、中东、非洲、美洲大陆、澳洲来往的货柜(大陆称集装箱)班轮,可以通过高雄港集散后,通往大陆沿海港口、韩国、日本各港口。加上台湾自身IT和轻工装备产业的巨大出口货源,高雄港在上个世纪是最有机会成为西太平洋第一货柜港口条件的。即使被拥有市场纵深,处于长江和海岸线T型节点的上海港超越,高雄也将以其不弱于香港的优势地位而轻松保持其世界十大货柜港口的桂冠。

在上个世纪很长时间内,高雄都雄踞世界十大货柜码头之列。当时大陆港口装卸效率低,管理落后,国际航线覆盖不足。随着货柜运输船舶日益大型化,只有枢纽性港口才可以提供大型班轮的充足货源。香港和釜山正是抓住这个机会而实现货柜物流业的腾飞。如果当时海峡两岸实现三通,那等于打开了高雄港吸收大陆国际贸易货源的管道,不仅分流香港和釜山的物流机会,也将极大地提升和巩固高雄在整个西太平洋的枢纽地位,拉大相对釜山和日本港口的优势。

但长期不三通,导致世界主要航运巨头将东亚主要转运基地设在釜山和香港(马斯基已转往宁波),他们本来最有兴趣的是台湾。

政治的操弄下迟迟不来的三通,则彻底断送了高雄本来拥有的机会。而且该机会永远不会再来。有台湾人痛心于被韩国超越,看一下高雄放弃而被釜山抓住的机会就明白了,其实,台湾放弃而被韩国抓住的大陆机会远不止海运业。如果提前十几年开放三通,台北机场也早就成为不亚于香港的东亚主要航空枢纽。

今日大陆港口的管理水平和装卸效率已经进入世界一流水平,庞大的国际贸易量、通往五大洲的密集航线,使得世界十大货柜港口中有七家来自大陆(包括香港)。很显然,大陆国际贸易的货柜已找不到任何理由再来高雄转运,很可能永远不会再来。而香港虽然面临深圳和广州南沙港口的激烈竞争,但香港早期已经建立起来的客户群和稳定的国际和内陆航线,足以让香港还可以维持相当长时间的世界十大货柜枢纽港口的地位,而高雄已经看不到再重新上位世界前十的能量和机会。

两岸迟迟不三通,也让那些早期准备将培训中心和部分总部职能设在台湾的跨国公司,只好转去大陆。半导体设备领域的领袖企业——美国Applied Materials Inc居然投资数十亿美元在西安,而却避开了其最大客户群聚集地的台湾新竹,不能不说与迟迟不来的三通有密切关系。

马英九上台后虽然立即开放三通,也主要是方便两岸人民和企业的往来,在转口贸易和转运物流方面已经太迟了。现在每年两岸之间200万货柜的海运量(还不都是去高雄,部分去基隆等港口),和香港2000万箱以转运为主的运量比起来,不难看出,海峡两岸现在的集装箱运输量主要是两岸之间的贸易往来,借助于台湾港口的转运业务可以忽略不计。

高雄市由港口物流业错失大陆市场机会而失去的庞大税收、产业链生机和数万的就业机会,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如果要骂人的话,又该骂谁呢?

没有失去后的反省,只能进一步失去。高雄市被剥夺海运物流业发展权(何尝不是一部分市民和企业的生存权力?)的同时,高雄市民和他们支持的政治人物却还在对大陆人权关心备至,甚至还在用他们宝贵的民主权力投票将导致高雄重大损失的民进党员推上了市长的宝座。唉,高雄市民真的太超脱!

作为时刻关注和祝福台湾的拥有国际视野的大陆知识分子,看台湾同胞如此糟蹋眼前的机会而不自知,尤其是亚洲四小龙中的其它三个都在拼命抓紧大陆机会时,台湾却成了最慷慨的谦让者,不能不深感惋惜而徒呼奈何!

尤其是作为台湾在东亚和国际市场上最主要竞争对手的韩国,充分利用了被台湾放弃的大陆机会,在过去几年中多项经济指标上将台湾甩在后面。“台独”政治思维和去中国化的反动操作,不能不说是自取其辱和自毁前程的根本原因。

(三)宏基兵败大陆的哀叹

1991年初,我去清华大学报道时路过北京中关村电脑街,看到沿途满目的日本美国电脑广告牌中不太突出的宏基电脑广告牌,自己内心里有着任何中国人都难以避免的那份欣慰和自豪,这毕竟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电脑品牌。而当时大陆的联想、长城等电脑在各方面和宏基相比都有明显的差距。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这个穷亲戚内心的这份朴素自豪感,施振荣完全感觉不到而成为自作多情,并由此注定了宏基电脑失去大陆,并被联想远远抛在后面的必然命运!

长期以来,台湾一些人抱着只做生意不谈政治,政治归政治,生意归生意,在政府层面被称之为“政经分离”。在海峡两岸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这确实是个明智的做法。但这里的政治是指意识形态范畴,而不是涉及到民族利益大是大非的统独问题。海峡两岸不论政治上分歧多大,争吵多凶,只要每个人都能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去定位自我,海峡两岸的经贸和科技合作都将会顺利推进。五千年铸造的血缘和文化纽带是海峡两岸超越任何分歧的最强大公约数。

但是,没有人从施振荣对宏基这样一个当时大中华最成功的高科技企业的愿景阐述中看到它对民族复兴的责任承担,甚至连“我们中国人”这个词也从来没人从施振荣的口里听说过。陈水扁第一次当选时,甚至传出施振荣是支持绿营的,而施振荣对此完全没有表态。很显然,施振荣的政治立场很容易解释他对“中国人”这类词的敏感,也自然导致大陆消费者对宏基的情感疏远。要纯粹论性价比和品牌买产品,宏基的优势就不突出了。

对于大陆政府来说,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信息安全问题。包括“台独”在内的分离主义势力对整个民族的危害,实际上是超越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国霸权势力的。因为“台独”人士几乎每天都在诅咒着中国崩溃,这是他们“台独”理想不灭的重要心理基础;他们随时准备配合国外敌对势力对付大陆,至于这样是否有害于民族的复兴,他们完全不在乎。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永远在我们自己内部,以我族之规模、智慧和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只要不出现内部分裂,不携洋人自重,那么,这个星球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外族可以败我中华。

很显然,宏基电脑在大陆政府心目中的可信度,在施振荣的政治模糊中也逐渐模糊。对于大陆政府来说,建立完整信息工业体系,在宏基指望不上的情况下,只有大力培养本土电脑工业,不论它本来多么原始。

对一般大陆消费者而言,他们不仅是个消费者,而且是有民族主义情怀的消费者。正如我本人过去这么多年来,除非某个日本产品有绝对优势性价比(比如单反相机),否则,我尽量不买日货。台独分子在割裂我的祖国,挑战自己从孩童时起就树立起来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梦想,今天我岂能去支持一个同情台独的企业,去为台独提供经费?

宏基在大陆本来拥有的无限机会逐渐丧失了。宏基管理层没有意识到,当一个企业大到一定程度,企业就不再是个纯粹的商业机构,而其社会属性将日益凸显。社会责任、政治方向、文化形象等将成为不可忽略的元素。在宏基谋求大陆市场时,还停留在纯粹做生意的定位,那你被大陆市场淘汰出局就丝毫不奇怪了。

联想的成功,一靠自身的努力,二靠政府的支持,三靠运气;这个运气就是包括宏基在内的台湾电脑企业的政治模糊。

另一家台湾企业HTC,在大陆的遭遇同样值得反思。HTC来新加坡时,本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虽然只用一年两个月就坏掉了,但本人从不后悔对HTC的选择,这是那个时代唯一中国人自己的智能手机品牌。

王永庆很早就积极投资大陆,王文洋在大陆半导体行业的投资恰恰是大陆最薄弱,最希望发展的产业,他们父子二人和大陆政府有良好的合作和信赖。没有人怀疑王家一门是坚定的爱国者。汶川地震时,王家父女的慷慨捐赠也广为人知。但王雪红和她父兄的事业区别是:HTC是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企业,和面向企业客户的经营手法自然不同。尽力和消费者拉近距离是消费品工业最基本的经营手法。但是,HTC在大陆消费者心目中,从来就没有建立起像中兴、华为和联想那样的亲近感,大陆消费者在谈论国产品牌时,很多人无意中不把HTC列入其中。能怪大陆消费者吗?是HTC没有做出足够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中国(而不仅仅是台湾)第一品牌。几年前,王雪红在大陆发布新手机时,虽然强调这是咱们中国人的高品质智能手机,但HTC的经营策略却没有相应跟进而使得王雪红的宣示成了口号,比如,大陆那么多中低收入消费者,HTC却长期瞄准高端,手机价格居高不下,最终损失掉大陆的市占率和品牌认知度。在这个多数人读不准26个英文字母的市场上,很少有人知道HTC的公司中文名字,品牌战略失败。大陆拥有庞大市场和完整产业链,但研发中心和决策全在台湾完成。要知道,台湾人对大陆的认识程度远比不上他们对美国的认识深度,也比不上美国人对大陆的认识深度。这真是个无奈的怪圈。

如果能重新来过,5年前在大陆智能手机业处于萌芽状态下,如果王雪红将HTC的营运中心放在大陆,全力经营大陆市场,后来三星和大陆新兴品牌是否还能横行大陆就值得怀疑了。大陆智能手机业崛起时,消费者是很捧场的,那些从不缺少热情的网友们对大陆智能手机领域的任何小的进步都会毫不犹豫地散播到每个网站,但这份热情却没被HTC所充分利用。在独派操弄下,今日在台湾的统派人士对“中国人”三个字也高度敏感,王雪红也许顾虑会受到绿营消费者的杯葛,但失去绿营几百万消费者而换取大陆几亿消费者的简单加减法并不难算。即使纯粹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贴近最大消费市场也是基本的运营法则,这方面HTC显然是不到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HTC担心在大陆设立研发中心会导致技术泄漏,或没有及早认识到大陆拥有不亚于台湾的一流研发人员。在大陆山寨手机借助联发科芯片颠覆功能手机市场时,在一个城市同时诞生两家进入世界前五的通讯企业华为和中兴时(全球只有深圳有这个成就,在大陆整体工业技术水平还在爬坡时,华为和中兴在最具有挑战性的通讯领域打败三星、日本富士通,挑战爱立信和思科等),已经将深圳IT产业链之完整、通讯业人才之素质昭然于世界,难道雄心勃勃的HTC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总之,台湾企业要么缺乏对大陆的情感认同,要么缺乏对大陆的深度融入而荒废大陆的优质资源,只是把大陆作为一个大市场来经营,都注定了台湾企业难敌大陆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宿命。外国企业不了解大陆,但他们大胆聘用大陆员工;台湾企业以为很了解大陆,但其实并不真正了解。

(四)晶圆“双雄”能雄几何?

1,台湾半导体双雄的背景介绍

在1970年代后期,台湾在蒋经国领导时期看到集成电路产业的前景而由台湾工研院派出一个学习团去美国的RCA公司实习,回台后,这些人在政府投资10亿美元支持下,由出生于大陆成长于台湾留学于美国的张忠谋博士领导下创立了台湾积体电路公司(台积电TSMC。台湾将IC翻译为积体电路,大陆翻译为集成电路)。标志着台湾半导体工业的起步。台积电培养的人才后来又创立了联华电子(联电集团UMC,曹兴诚为主帅)等半导体企业。1998年开始,大陆半导体行业加大投资,尤其是台湾人张汝京在上海领导创立的中芯国际,创业工程师主要是台积电出来的。由此可见,台湾蒋经国时代和张忠谋等半导体创业元老们不仅对台湾贡献良多,也对整个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崛起作出巨大贡献。

经过半导体行业的激烈竞争,尤其是集成电路产业的进一步分工,设计和制造的彻底分离,专注于代工的台积电和台联电迅速在行业内崛起,成为称雄世界的台湾“晶圆双雄”。尤其是台积电,在工艺方面一直走在前面,为大量无厂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推出高价值产品提供了机会,比如华为海思的手机CPU就由台积电的28nm工艺生产。

2, “晶圆双雄”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十年前,如果有人说一家大陆国企会击败现代重工、三菱重工及德国克虏伯,进而成为全球港口机械领域占绝对市场优势的企业,或者大陆生产的全自动汽车车身冲压生产线能比德国同类设备生产效率高几倍并进而被福特汽车公司采用,估计很难有人相信。今天,如果我说台湾晶圆双雄在半导体这个高投入、高技术和高风险领域里,可能在未来十几年失去优势,同样如同天方夜谭。

半导体工业是重要的战略性基础工业,大陆政府绝对不会忽视对这个行业的培养。同时,半导体工业也是台湾当局严控去大陆投资的行业,对投资大陆的技术层次有严格的限制。很显然,大陆完整高素质半导体产业体系的建立,指望台积电和台联电将是不切实际的,大陆政府认识到这一点,台积电和台联电其实也很清楚这一点。

大陆现有中芯国际和宏力等企业,和晶圆双雄比自然差距不小。但他们背后有个随时给予强力支持的政府和世界最大市场。

2013年,大陆半导体进口超越原油而成为最大单类进口商品,进口额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这其中,随着大陆智能手机产业的发展,美国手机芯片大厂高通成了最大的赢家,高通一家对大陆出口就高达123亿美元以上,超过很多国家对大陆出口。很显然,大陆政府是不会允许高通如此舒服赚钱却不对大陆做出实际贡献的。

2013年底,大陆对高通进行反垄断调查。笔者看到这个新闻时不能不感叹,大陆政府真的是幽默、负责任的伟大独裁政府,只要这个政府高官不贪污,好好干事,这个世界上将难有中国的对手。高通被调查消息出来后的平静,使笔者期待着它和大陆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会有个满意的结果,不外乎高通在大陆设厂,或将高通芯片委托大陆企业制造,但大陆代工企业没有高通需要的技术怎么办?

今年2月份传出高通将28nm制程转移给中芯国际,让业内人士感到意外。让我这个业外人士感到欣慰和豁然开朗。实际上,这是大陆以市场换技术和以市场换产能的又一成功案例。可以预计,为了搞好和大陆政府的关系,对大陆出口尽可能改为本地制造,高通供应大陆市场的庞大芯片订单将会雪片似降落到大陆企业的手上,这个订单的总规模会有数十亿美元,连同下游的封测环节,高通将给大陆还较薄弱的半导体产业带来有力的支持。和双雄比起来,中芯管理层太幸运了,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就会有一流的客户,带着一流的技术,连同庞大的订单“主动”找上门来。“双雄”从台湾政府那里除了得到对大陆投资的限制,还能得到什么呢?

今年3月份中芯国际基于28nm技术的高通订单开始投片,标志着在28nm制程产业化方面,中芯首次与联电同步。

“双雄”不去大陆建设高阶制程生产线对大陆的半导体代工企业来说是个很侥幸的好事,为大陆企业的成长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正如海峡两岸迟迟不三通对香港和韩国都是个利好相类似。即使大陆企业不能在金字塔顶端5%和台积电抢单,只要能在其余95%抓好大陆本地市场的单子,也将影响“双雄”和Global Foundries的收益。

另外,半导体行业最大的成本是设备,这个领域长期被美国日本德国荷兰公司控制。大陆自身的半导体设备开发已经有初步成绩。实际上,大陆在毛泽东时代就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1980年代,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发的离子注入机Implanter甚至被日本买去研究仿制(现在一台美日生产的八寸离子注入机价值300万美元)。可以想象,大陆设备的售价将大幅度低于现状,这将对大陆半导体企业降低成本带来直接的影响。这种产业链优势将比个别产业环节优势更具有竞争力。晶圆双雄不论是否参与大陆半导体的发展,也动摇不了大陆政府建立完整半导体产业体系的雄心。

最新消息显示,中国政府准备1200亿元人民币来支持半导体工业的发展,看“双雄”是否有兴趣去抓了。

当然,本人希望海峡两岸能够携手合作,共谋双赢,而不是此消彼长。尤其是在这类涉及从基础科学研究、装备制造、工艺研发、材料制造等多领域的行业,充分调动两岸资源才是最优之道。本世纪初叶,在联电投资新加坡时,曹兴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投资大陆不以为意。我当时给他写了封短信,只是提醒他:“你和张忠谋决胜的战场将是大陆”(曹、张这两位台湾“工研院”出来的伟大老家伙,因为他们在同一个领域的突出成就而有强烈的瑜亮情节,我在半导体行业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挑拨”有瑜亮情节的人会比较有效果)。一年后传出苏州新成立的和舰科技背后有联电的影子。可惜,如果联电把更先进的制程投资大陆,并主动邀请大陆国有资本加入,那么,高通的订单很可能不会落在中芯的手上。

台湾半导体业界和台湾很多领域的情况类似,就是因为大陆的整体落后而不重视大陆的潜力,尤其是半导体行业涉及的基础研究领域,一旦大陆政府重视起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基础科学研究恰恰是台湾的弱项。而且,随着象Applied Materials、Lam Research这样的顶尖设备公司在大陆的发展,大陆政府如果能善用这股力量,大陆在半导体产业链上游逐渐确立稳定地位的进程,将会大大加快。

(五)台湾社会的迷失与“反攻大陆”理想

我在讲课中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您的胸怀有多大,您的事业就有多大”,一个伟大的企业,如果能胸怀大中华,以民族复兴为己任,那大中华地区会给您加倍的支持。如果您的胸怀只在小小的台湾岛,那您被大陆企业的超越又有何奇怪的?如果还惦记着支持一下台独,那你只有自求多福了。

大陆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市场,也有最多的人才和全球最完善的产业链。这三者都是一个公司做大做强的关键要素。台湾政府和企业都顾虑将先进技术和部分总部职能迁往大陆是否会导致台湾产业的空心化和失业。但问题是,大陆本土企业的崛起,您能阻止得了吗?他们在充分利用大陆的一切优势资源,而台湾企业却不能充分利用,结果会是什么?台湾企业竞争力的弱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企业首要目标是做大做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给台湾带去就业机会和利润溢出。全面融入到大陆崛起的潮流,是台湾企业维持全球竞争力不可回避的方向。当然,全面融入是双向的,不仅台企深度融入大陆市场,也应开放大陆企业投资台湾,进而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渗透的格局。台湾在新经济形势下也要规划和培育未来的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台湾政治领袖的短见,使得台湾失去了成为大陆财富增长原始股东的机会,进而失去了产业转型和升级的最佳契机,如果现在继续画地为牢只能加速台湾边缘化。而这种反对两岸各领域统合的思潮在台湾如此广泛地存在,以至于任何的反思都可能被套上不爱台湾或统战的大帽子。反服贸太阳花学潮,就是个典型的案例。

最近凤凰卫视采访了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她是位法学教授。她说:服贸协议出来后,香港非常紧张,担心这会剥夺香港的机会。但台湾反服贸运动折腾到协议停摆,香港才算松了口气。任何真正爱台湾的人,听到这样的讲话,你还能为太阳花运动而心安吗?虽然香港、台湾都是我所爱,也不能不对台湾深感惋惜!更惋惜的是,台湾过去二十多年把大量的机会也让给了主要竞争对手韩国,包括中韩贸易投资协议可能会在两岸服贸协议生效前签署,韩国将会在服贸投资领域再胜台湾一局,到时,反服贸的学生们和他们幕后的政客们将被证明是一群什么样轻率而不负责任的家伙。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精神风貌将是观察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窗口。但从反服贸学运中,让我看到的是遗憾和灰暗。他们对大陆的误解和无知令人瞠目结舌。这样的年轻人可以肩负起未来领导台湾的重任?能指望他们处理好两岸关系?他们有和大陆同龄人竞争的能力吗?

这仅仅是青年学生的问题吗?青年学生的成长环境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台湾自李登辉当政以来的去中国化和妖魔化大陆政体,使得台湾年轻一代对大陆认识偏狭。精英阶层很多在自说自话、自我陶醉、自我束缚,善于政治操弄,疏于治国谋略,井底之蛙、鼠目寸光,蓝营政治人物又缺乏担当,立场模糊,蓝绿逢源,得过且过;独立没胆,统一没量,政治领袖的皓然气概比不上一个“大哥”。至今还有台湾人期待独立成功或可以长期维持现状,看不到台湾和大陆必然统一的前景而逐渐丧失本来拥有的占绝对优势的谈判筹码,从法学博士到基层民众都在梦呓着“2300万人可以决定台湾的命运”的法律伪命题……;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讲课时常谈关于领袖的定义,什么是“领袖”?领袖带领民众去民众想去的地方。什么是“伟大领袖”?伟大领袖是带领民众去民众该去的地方。前者张口闭口都是“民意”,都是“尊重人民的意愿”,根本不考虑民意在社会大变革时代里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后者则高瞻远瞩国家的未来,以“舍我其谁”的时代责任感去积极主动地引导民意,而绝不受民意所干扰,更不受舆论杂音所左右。这样的伟大领袖,台湾现在的政治土壤里能够产生吗?缺少这类领袖领导的社会,只能任由一些政客裹挟着夹杂统独分野的民意去折腾了。最终台湾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大陆机会,并最终迷失自我,成为事事难成的印度式选票社会。台湾和大陆在国家统一进程中的谈判筹码,也将随着时间推移而丧失殆尽,并最终沦为无可避免的“被统一”结局。

大家是否还记得,2008年金融风暴后,大陆国台办组织大陆的电视机厂家去台湾团购面板,给台湾面板业以巨大支持,以突显患难之时的同胞之情;这让主要竞争对手韩国LG和三星电子倍感紧张。但谁能想到,台湾四大面板企业却从几年前开始私下和韩国企业形成价格同盟,给面板最大客户的中国大陆电视机企业造成巨大损失,直到2013年初大陆政府给予巨额罚款才惩罚了这些台湾企业的丑陋。这对大陆民众支持台湾的同胞之情,真是个残忍的讽刺。台湾企业界领袖们,你们走的太远了,做的太超过了吧!这些面板企业的作为只能强化大陆大力发展面板业的决心,彻底摆脱对台日韩面板的依赖。本文前面所举的宏基等事例将会在面板业重演。大陆今年一季度本土企业的高世代面板产量已迅速上升到全球份额的15%以上,在本土市场已打破韩台垄断,触控屏技术也投入量产,如果几年后大陆面板业借助于本土市场优势把台湾同行甩在后面,那不是台湾企业家太笨,而是小聪明耍得有点过火!No Zuo No Die. 说真的,象奇美光电这种大股东是铁杆“台独”的企业实在没理由继续在大陆市场上生存下去。

笔者从小学时被大陆教育误导“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改革开放后对台湾的惊艳和羡慕,再见证过去30年台湾一步步丧失优势和自乱阵脚,再到今天台湾人民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胜感叹。台湾各阶层不知能否在不乱扣帽子的情况下开展冷静的反思和讨论。在全民短期内难有共识的情况下,只有寄希望于没有连任压力的马英九及其领导的执政党最后任期里的力挽狂澜了——这真是无奈的期盼;虽然他缺乏对大陆的深入了解,满身书生气的他在混乱的政局下是否有开天辟地的意志力还难定论。海峡两岸的走近,从根本上还有赖于台湾有识之士推动台湾社会“再中国化”的努力,否则,海峡两岸渐行渐远的情况下,无论是经济还是安全等方面,台湾都只能坐等更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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