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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今天(1964年10月14日),在一场不流血只动嘴的宫廷政变之后,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同志退休了。

对于苏共来说,处理前最高领导人的退休事宜是件非常新奇的事。事实上,在整个苏联74年的历史当中,只有赫鲁晓夫一个人有过“退休”的经历,无论是在他之前的列宁和斯大林,还是之后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苏共历任领导人都履行了“与岗位共存亡”的伟大职业情操。戈尔巴乔夫倒勉强算是“退休”了,可苏联也没了,丧失了如赫鲁晓夫作为“前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奇妙待遇,连个被监视居住的特权都享受不到。

(图:1963年,莫斯科红场,左起马利诺夫斯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不仅苏共缺乏经验,赫鲁晓夫更是难以习惯赋闲之后的特殊生活。自1918年加入苏联红军开始,特别是自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登顶苏共最高领袖之后,赫鲁晓夫已经习惯了作为苏共领导人的显赫身份。在1964年10月突然被剥夺一切职务之后,赫鲁晓夫进入了一种实际上处于软禁状态的退休生活,当然,物质上倒算是还不错,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亲自为前任落实了待遇标准:有一辆轿车,一套郊外小别墅,还有一笔不错的“特殊养老金”。

据美国人陶伯曼在《赫鲁晓夫全传》中所说,赫鲁晓夫退休后的第一天早晨就非常消沉,吃了安眠药还是一夜未眠之后,早饭几乎都没有动一下。然后,语重心长地告诉他的新任安全负责人(同样是监视者):“你得到了一份十分单调乏味的工作,现在我已经是一个赋闲在家的人。我不知道如何打发时光,你会和我一起在沉闷中耗费生命的。”

可是,赫鲁晓夫退休第一天的生活不仅不沉闷,家中甚至又发生了一次“政变”,不过,地点是在车库。那天早晨,那辆只有苏联几位高级领导人才能享受的“伊尔”牌豪华轿车开走了,先是换成了一辆算得上中高档的“海鸥”轿车,当天晚上,“海鸥”也开走了,又被换成了一辆再普通不过的黑色“伏尔加”,据说还是二手的。

在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的笔下,这次神秘换车事件是父亲作为一名反特权英雄而遭到的报复。据他在《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中的回忆,“一位长官回忆起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取消或者至少削减专用小车。父亲这一小车倡议曾引起各级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如今轮到他们出气了”,“甚至有人给我们转达了某位匿名长官的话:‘他不是想让我们坐伏尔加吗?现在就让他自己来试试吧。’”必须说,这样一个“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剧情太狗血了。

退休之初的赫鲁晓夫很像是一位抑郁症患者。他最常做的事情是散步,在别墅内的空地上来回踱步,散步时总是一言不发。

有时他会主动打破沉默。据儿子谢尔盖回忆,赫鲁晓夫总会心情沉重地重复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只有人民需要我,生命才有意义,但是现在没有人需要我了,生命也就毫无意义了”。看到这些话我们难免会有些感动,但也不能不冷血地指出,有时候,“权力”和“人民”几乎是画等号的,多少欲望假借人民之名大行于世。

千万不要高估一位政治老人下台后的所谓坚强与忍耐,无论他在台上时曾有多么铁血与冷酷。当赫鲁晓夫的一个孙子在学校里被校长问起他爷爷在退休期间干些什么时,回答是“我爷爷在家里哭”。多年后在被问及同样问题时,赫鲁晓夫的家庭厨师的回答也差不多:“他坐在家里哭,一直哭。”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剥夺了一切权力的终日以泪洗面者,仍然被苏共新一代领导层看作是“卧榻之侧”的巨大威胁。

赫鲁晓夫退休后不到10天(10月23日),苏共在红场举行了盛大的航天英雄欢迎仪式。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家中看了几分钟电视直播之后,或许是悲伤地回忆起自己在红场主席台的辉煌岁月,就嘟囔着出门了,让司机带他到郊外别墅散散心。一个小小背景是,去郊外别墅的路一开始是和红场同一方向的。

于是,赫鲁晓夫出门的消息迅速逐级上报。然后,几分钟后,全苏联的电视屏幕上都可以看到,主席台上的勃列日涅夫在被耳语之后,突然脸色大变,然后整个主席台上的苏共领导层都不安起来,没有人再去关心什么航天英雄,仿佛赫鲁晓夫一来就可以单枪匹马重新上台似的。当勃列日涅夫他们正在下达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老上级前来红场“砸场子“的命令之时,最新消息传来,赫鲁晓夫的二手车拐弯了,其实目的地不是红场。然后,所有人都释然了。

这件乌龙事件的直接后果是,赫鲁晓夫被勒令搬出莫斯科市中心,很明显,待在郊外别墅的赫鲁晓夫更让中央放心,至少,他没有那么快可以到达红场,或者是什么其他敏感区域。

在熬过了下台初期的极度不适之后,赫鲁晓夫总算渐渐走出了抑郁症式的状态:一度热衷于摄影,常常带着相机去远足拍摄自然;越来越积极地料理他的花园,带领全家人在家中种植蔬菜,小孙子成为他的头号助手。

同时,赫鲁晓夫下意识的抓住一切机会重温他的领袖生涯。他经常走到附近农场的地里,对农民们可怜的收成表示出一个领导人式的忧心忡忡,渴望提出他高瞻远瞩的农业建议。他甚至用望远镜监视地里干活的农民,每当有负责人出现时,他就急忙赶过去提出他的意见。但赫鲁晓夫很快发现,这些小领导们完全不把前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当一回事,这让他非常生气却又无可奈何,按照谢尔盖的说法,“父亲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给他们提出过建议,尽管他对我们不停地抱怨这种乱糟糟地管理”。补充一个背景是,赫鲁晓夫在位时十分关注农业问题,但农业产量却在折腾中持续走低。

尽管当年的党内同僚对他避之不及,但赫鲁晓夫发现,底层群众们对他还是兴趣盎然,也让他找回了不少当年的核心感觉。赫鲁晓夫家附近有一家度假旅馆,这些底层度假者们非常喜欢簇拥在赫鲁晓夫身边,和他一起照相,听他讲过去的革命故事。最搞笑的是,当地旅馆后来竟然将“访问赫鲁晓夫”当成了一项经常性的促销手段,而赫鲁晓夫也乐此不疲。

在逐步抛弃抑郁症的同时,赫鲁晓夫却又走向了另外一个同样高危的身份:不同政见者。据儿子谢尔盖的回忆,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的政绩表示出了相当大的不满:他对苏军1968年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表示不满,尽管他自己在1956年也曾下令出兵匈牙利;他对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表示不满,尽管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就是他本人。他的强大逻辑在于,“如果是我当政”,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像很多骤然失去高位却缺乏所谓坚定信仰的人一样,很快,赫鲁晓夫从一个勃列日涅夫的批评者发展成了一个苏联体制的异议者。比如,他说过一段非常反动的异见言论,“这个国家的大门被关闭了,被锁链绑住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当你不得不将人民用锁链捆绑起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有些人指责我几次打开了大门。如果上帝让我有继续执政的机会,我会将大门和窗户都大大地打开。”一个多么不坚定的马克思无神论者啊,下台没多久,就开始向上帝祈祷了。

作为不同政见者的一大症状,赫鲁晓夫退休后几乎收音机不离手,特别爱收听美国之音和BBC这样的敌台,当然,他在位时还曾指示要干扰这两个电台;相应的,赫鲁晓夫对自己曾珍爱的党的喉舌表示出相当程度的不屑,“这简直就是垃圾!”他在说到《真理报》时斥责说:“他们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样的宣传?谁会相信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也开始成为了反动书籍的秘密阅读者。一次,谢尔盖带回来一本在赫鲁晓夫手中成为非法出版物的《日瓦戈医生》,他看了很长时间,看过后只说了一句:“我们不该禁这本书。我当时应该自己读一下,这本书里没什么反苏维埃的东西。”大有当年被苏联宣传部门蒙在鼓里的愤懑。之后,赫鲁晓夫还陆续阅读了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乔治·奥威尔的《1984》等著名反动书籍,不过,他最爱的始终是《日瓦戈医生》。

足以显示苏共宽容大量的是,赫鲁晓夫甚至成为了反动集会的召集者。各路不同政见者、艺术家、导演都成为了赫鲁晓夫家的座上宾,其中很多人,都是当年被赫鲁晓夫收拾和批判过的。

作为一个“不同政见者”的巅峰,赫鲁晓夫在1966年8月开始撰写回忆录。其间可以说是和克格勃斗智斗勇,最后竟然在严密的监控之下,偷偷将手稿成功地运到了美国,于1970年正式出版。

几乎就在回忆录出版前后,赫鲁晓夫的身体每况愈下,仿佛回忆录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使命。在与一位异见剧作家的交谈中,赫鲁晓夫甚至给自己的一生来了一次盖棺定论,“我一生最感遗憾的就是带来的血腥”,“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

(图:1971年4月17日,赫鲁晓夫在生前的最后一个生日与妻子尼娜·彼德罗夫娜合影。)

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在度过了7年的退休生活之后,去世了。两天后,两百人参加了赫鲁晓夫的葬礼,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代表数以百万计从斯大林劳改营里被放出来的人发言,对赫鲁晓夫表示了感谢。

一则神秘主义的八卦是,赫鲁晓夫去世两天后,也就是葬礼当天(1971年9月13日),对中国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林彪空难丧身于蒙古温都尔汗;另一个巧合是,赫鲁晓夫下台两天后,也就是1964年10月16日,中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注]赫鲁晓夫,苏联重要领导人,曾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任期间,推行农业改革,复苏经济;策划古巴导弹危机,几乎与美国展开核战;撤销对中国的援助计划,导致中苏交恶。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错误”解除其职务。1971年9月11日病逝于莫斯科,是唯一死后没有葬在红场的苏联最高领导。

图: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病逝,葬于新圣女修道院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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