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订阅

资本 VS 国家:美国公司出逃海外潮

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精英不爱国,却对国家政治运作有巨大的操控力,这正在成为损害美国硬实力的结构性问题。

9月22日,美国财政部修改税法细则,希望能进一步遏制美国公司通过向低税率国家迁移其总部,而导致联邦税源流失的状况。在2014财年就要于9月30日截止的当口,财政部推出这一行政命令,而且是立即执行,雷厉风行之际再一次将美国内部资本集团和国家的博弈推到了风口浪尖。

就在命令发布的当天,美国商会和商业圆桌会议(美国的总裁联合会)都发表声明,对财政部大加鞭挞,言之凿凿地警告说财政部的决定只会带来相反的效果。按照他们的说法,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税制改革,而只是这样零敲碎打地修补,只会造成更多的美国公司出走海外。

奥巴马政府这边也是毫不示弱,祭出了爱国主义的大旗,谴责已经“出逃”或正准备“出逃”美国公司的白眼狼做派。赚了钱却不承担义务,丝毫没有爱国心。

双方这次剑拔弩张的导火索是进入2014年以来,美国公司的并购又进入了一个活跃期。仅第三季度,并购总额就达到了1000亿美元。而且这次的并购有个新特点,就是很多公司利用美国税法的漏洞,通过并购这种形式来转换公司总部的注册地,以达到在美国避税的目的。最新的例子就是汉堡王快餐连锁正准备通过与一家小得多的加拿大餐饮连锁公司合并而将公司总部的注册地改为加拿大,从而享受加拿大比美国低得多的公司税。根据估计,到今年年底可能有多达30家公司会向海外迁移总部。财政部在这个关头出台政策,显然是想在危害进一步扩大之前,就尽量把这些公司堵在国内。

细究下来,一向笃信贸易与投资自由的美国政府这次高唱爱国主义,直接介入跨国并购,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事实上,美国自己的大型跨国公司如通用电器、苹果、微软等和联邦政府在缴税问题上躲猫猫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按照税法,联邦公司税率是35%,而且因为美国是全球征税,所以跨国公司所有的海外运营收入理论上也要计入税基。不过在操作上,只要这些海外收入不转入美国本土,就暂时缓征。如此一来,很多公司从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动机出发,不仅在海外留置收入,而且还想方设法地把在美国的收入也转到海外的避税天堂,通过压低在美国本土的利润达到避税的目的。一番乾坤大挪移之后,35%的税率也就成了摆设。2011年,财富500强上的30家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平均税率才16%。以苹果为例,当年的实际税率才9.8%,比当时一个年收入不过42,500美元的美国普通家庭的税率还低。

截止到今年年初,300多家美国公司一共在海外留置了1.95万亿美元的收入。如果这些公司再把总部的注册地转移出美国,那么他们的全部收入差不多都能脱离美国的税收监管。更有甚者,如果除了转移注册地,还把总部整体搬迁到海外,那么随之而去的就不仅仅是税收,还有美国当地的就业。以美国以往的经验来看,一个大公司总部的撤离往往意味着周边社区的凋敝。经济问题马上就能转化成社会问题。

一边是跨国公司利用税法的各种漏洞“合理合法”地避税,而且还准备“出逃”;一边是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年年高企,国家债务屡创新高,财政部以及奥巴马政府从维护美国基本的国家能力和社会稳定出发,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再稳坐钓鱼台。

不过令人无奈的是,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财政部再着急,能做的也非常有限。这次的命令不过是个行政法规,不仅只能针对几种有限的避税行为,而且只对法令颁布之日起的公司并购有效,对在这之前已经转移的公司不具有追溯力。要想把钱要回来只有通过国会立法。可是美国政治愈演愈烈的极化趋势让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国会里打成了一锅粥。当初财政部颁布这个命令,就是因为看到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瘫痪,只能由行政部门自己出手。现在想回头去寄希望于国会能有所作为,在中期选战正如火如荼,众议员和超过三分之一的参议员都在竞选的情况下,无异于缘木求鱼。

更有甚者,这些跨国公司也不会轻易束手就擒。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法体系之所以有今天这么多漏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公司游说国会所赐。今天甲公司加一个特殊条款,明天乙公司加一个特殊条款,久而久之,整个体系变成了破绽百出的漏斗,被律师和会计师玩弄于股掌之间。整个利益链条上从跨国公司到说客,到接受政治献金的政客,加上提供服务的律师和会计师,每一个都赚得盆满钵满,受损的却是美国的国家财政。

针对财政部的命令,目前就已经有公司在考虑首先通过法院诉讼来冻结该法令的执行。从目前选战的情况来看,一向更受大财团青睐的共和党很可能会在参众两院中都占据多数。一旦明年共和党控制国会,跨国公司的各种游说就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如此一来,全面改革美国的联邦税制就是水中花、镜中月。各跨国公司毫无疑问就还能找到新的漏洞继续避税。

全球化时代,资本的无国界性日益增强。美国这次的公司出逃潮大都流向了英国、爱尔兰、荷兰、卢森堡和加拿大这些采用较低公司税的国家。英国的税率目前是21%,明年还要降到20%。爱尔兰的更低,才12.5%。即便如此,跨国公司通过向诸如英属维京群岛和百慕大一类的避税天堂转移利润,还能把自己在这些国家的实际缴税率降得更低。苹果公司在爱尔兰的实际缴税率就常年在2%以下。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英国,所以即使吸收了从美国来的跨国公司,英国却仍然为逃税和避税问题所困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英国一边在不断地挖美国的墙角,自己的财政大臣同时却在G20的会议上呼吁改革税收体制。

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国家内部,无论这些跨国公司流向哪里,还可看作是肉烂在了自己锅里,无非是不同国家多拿少拿的内部分配问题。如果把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框架下审视,性质就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一个汲取和被汲取的问题。根据相关研究,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等手段,使发展中国家在2002年至2011年损失了4.7万亿美元的税收,仅在2011年就达到了7600亿,超过了很多国家所能吸引的外资额。如果再加上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赚取的利润,可以说很多发展中国家相对这些跨国公司而言几乎就已经沦为了包身工。

美国跛脚的政治体制近来在同资本的博弈中日益居于下风,财政状况也就跟着江河日下。如果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能让美英这些国家都感到头疼,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府治理能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更难依靠单打独斗对跨国公司形成制约。

欧盟在今年6月启动了对苹果公司的调查。G20国家也同意到2018年完成互通税收信息的工作。

对中国而言,良好的财政状况和稳健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跨国公司在华避税问题的尖锐性。不过考虑到目前各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中所具有的支配性地位,今天发生在美国让奥巴马政府头疼不已的监管难题当可作为前车之鉴,警醒我们考虑如何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向来加强对资本的全球化治理。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铁血立场。

全部评论
加载更多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加载更多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