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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一人有一票”

闪光灯下,梁振英身后站着二十多名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会议成员。这是一场8月31日在港府总部召开的记者会。

他们身后还有17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成员。数小时前,2000公里外的北京,常委会刚刚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

当日稍晚,香港政府新闻网公布一段记者会的视频。其间,镜头画面一直像梁振英的语速一样平稳:“……香港可以从2017年开始,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

但当梁说到“也为香港历史揭开新的篇章”时,画面忽然抖动一下,一秒后才恢复正常。

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失误。但当日这份2500字左右的《决定》,在香港全城引发的反应,远远不止视频上的这一点小震动。

就在梁振英侃侃而谈后不久,在距离香港不到1小时航程的澳门,60万市民正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的特首选举。最终,唯一的候选人崔世安以380票当选。

对北京、香港和澳门而言,8月31日是一个时空神奇交错的日子。

三张选票

香港政局三十年

多名反对派领袖反对政改折中的“袋住先”(先揣兜里)方案

按凤凰卫视评论员郑浩的观点,2017年香港的第五届行政长官,是由500万选民“一人一票”选出,还是维持现状、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某种程度上将由三名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决定。

按照程序,北京通过的普选《决定》,将在2015年第一季度被提交到香港立法会进行表决。9月1日,郑浩在香港的直播室里说:“目前,立法会一共有70名议员,拥护中央的‘建制派’有43名,至少还要三票才能达到2/3获得通过。这三名议员的倾向非常关键。”

香港立法会的另一些议员,不喜欢提名委员会这种“筛选机制”,更对8月31日的《决定》中“必须坚持行政长官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的原则”心存疑虑。

事实上,他们本不应对这条原则感到不适。早在今年6月,国务院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时,已经有此一句:“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

那一次,美国的《洛杉矶时报》就不无警告地说,“国务院似乎在提醒香港,谁才是老板。”

香港“泛民主派”和它的发起者戴耀廷,显然没有听到这一“警告”。他们坚持普选应该绕开提名委员会,改由民众或政党直接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实行“真正的”一人一票。

他们的政治筹码,是2013年发起并付诸行动的“占中”行动。自香港1841年开埠,经历港英28任总督和4届特首,作为政治和商业中心的中环,第一次如此长时间成为街头抗议的中心。

气氛不可谓不热烈,但戴耀廷们期望的“国际干预”没有到来,遥远的英国一片静默。

1997年,英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国。当时,中国的GDP大约是9500亿美元,仅是英国的2/3。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是英国的4倍。尽管实力逆转,但中国政府仍信守协定,忠实地坚持“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

就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所言:“这17年实施的民主,比英国统治香港150年要快得多。”

李飞没有说假话。从港英时代完全没有民主,到《中英联合声明》没有“普选”二字,再到《基本法》白纸黑字写明“普选”、前四届行政长官的“小圈子选举”,最终抵达2014年8月31日的普选《决定》,从时间纵向看,香港的民主进程一直在前行,从未被中断。

无怪乎,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要劝香港市民接受普选《决定》,给未来留一些空间。他把中央政府比作一位绝不会伤害自己孩子的母亲。“母亲总是会为自己的孩子着想,”他说,“她的目的很单纯。”

两张A4纸

香港政局三十年

董伯伯近日率香港“富豪团”面见习近平,有媒体传其有再出山的兆头。

“这不是香港民主的终结,今后仍有向前推进的空间。”

自2005年以健康理由辞职后,香港前任特首董建华已很少在公众视野出现。但九月初,他在自己位于香港半山区的办公室召开记者会,呼吁市民接受普选《决定》,并反问:“我们怎能在民主的路上停滞不前呢?”

多少年后,2014年这个让退休九年的“老阿伯”都要打破沉默的《决定》,或许会成为香港的历史分水岭。

但和以往每一次宏大叙事一样,这座城市的故事都要从最初开始讲起。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全境和海南岛,香港就在眼前。当时的香港总督在发给英国殖民地大臣的一封电报中说:“如果他们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

大臣不甘示弱,调兵遣将把5000人的香港驻军增加到3万。看上去中英之战一触即发,但中国军队的脚步突然停下来。中国的领导知道,武力收复香港没有什么好处,维持现状却大有可为。

苏联代表米高扬访问中国时曾提出疑问,但毛泽东的回答很明确:“急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没有多大意义。”

数十年后,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嘴里,就变成“中国一定会在1997年收回香港。”其时,他刚刚经历政治生涯的第三次崛起,中英两国近一个世纪前签订的租让条约“大限将至”,香港问题有些匆忙地摆在案头。

中国政府面临的局面甚至比1949年时更复杂。英国人在得意洋洋地炫耀他们“治港有方”。事实好像真是这样。那时,香港已是一个政治自由、经济繁荣的港口城市,每年有5800多亿港元的GDP。

当时的内地民众不知道这些数据,但报纸经常提到英国的不良居心。他们喋喋不休在炫耀,似乎在试探中国是否有可能让他们继续留在香港。

但当1982年撒切尔夫人飞到北京时,她在香港问题上是一位底气不足的英国首相。她说自己担心如果“中国收回香港,会使国际和香港丧失信心。”好像英国有什么神秘力量,没有它香港就要完蛋。

1984年,中英两国在联合声明上签字。英国人后来回忆说,他们原以为要准备厚厚的一部卷宗,没想到中方只需要两张A4纸,就完成一份庄重的承诺。

时间终于到达1997年7月1日凌晨。中国的副总理钱其琛和刚刚上任12分钟的董建华,把英国的查尔斯王储、前任首相撒切尔、时任首相布莱尔和末代总督彭定康送出会堂门口,随即转身加入狂欢者的行列。

彭定康是过去30年香港绕不开的麻烦制造者。9月2日,普选《决定》通过的第三天,他在媒体上撰文,呼吁英国政府不要在香港问题上沉默。

他似乎忘记,去年年底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出访中国时,高喊过这样一句话:“英国将做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最强支持者。”

《环球时报》肯定没忘记这番话,因此才会在9月4日“力劝”英国在香港的政改中“做一个自重的观众”。

历史记录却显示,彭定康一直有一颗要当主角的心。1984年后,中英两国原本商定,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可以全部过渡,成为1997年第一届立法会议员。

但1992年彭定康来到香港后,试图游走在《中英联合声明》的中间地带,试图在《东方之珠》日渐唱响的香港,推行一场****。香港的政治气氛迅速转变,立法局“直通车”被取消,彭定康背上“罪人”的骂名。

对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只有中国政府才保持警惕。当年,英国上议院的一位资深议员萧克罗斯勋爵曾公开表示:“英国用了400年时间才建立议会民主制度,至今还保存一个非普选产生的上议院。相比之下,香港的民主进程已经是超速度。如果还要再加快,那对香港的未来一点好处也没有。”

多年后,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的主编戴维·皮林写道:“1842年之后,英国人不把其治下的中国人当回事,从不给予他们任何选举机会。然而,在1997年归还香港前,最后一任港督恶作剧般地播下民主抱负的种子,这是一种政治破坏行动,相当于故意把一种疯长的野草引种到外国的土壤。”

一个二线城市

“回归多风雨,理想一起追。”

这是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弘毅多年前一篇文章的标题,至今适用。内地和香港的关系,并非一日之寒。自1984年确定回归,两地的相互试探和靠近就已经开始。虽然“血浓于水”,但仍免不了摸着石头过河。

那时,内地正在改革开放,而香港的经济和文化魅力正在历史高峰。1988年,邓小平说:“我们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

作为一座远离北方政治中心的城市,这是香港第一次被内地的官方语言赞为榜样。当年,即便在内地最偏远的山村,也可以从少年们的房间里看到周润发和刘德华的海报。中环、旺角、铜锣湾……每一个地名都那样熟悉,因为早已在香港电影中温习多年。

上世纪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后,1000名左右的内地干部到香港学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证券、房地产等知识。

十数年后,一位参加过当年培训的厅级干部还清晰记得当时上课的内容。他说:“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梁振英说,他觉得大陆的房地产不是太冷,而是太热。但是当时大陆的房地产刚刚起步。后来海南房地产事件爆发,证明他是对的。”

那时,香港的人均GDP甚至已经超过英国,港岛自上而下充满前所未有的自信,就像今时今日的内地一样。

直到1997年以前,这个面积只有110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一直在广阔的内地面前,扮演着“老师”的角色。

但角色的互换不需要一万年,几乎在一朝一夕间就悄然完成。1997年回归时,香港的GDP相当于全国的 15.6%,到201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9%。

另外,一个叫“智谷趋势”的民间智库,言之凿凿地分析说,目前香港经济的年度增长率仅为2%左右,内地主要中心城市的增长率都在7%以上。2017年前后,广州、深圳、天津等城市经济总量将超过香港。到2022年,重庆、成都和杭州的经济总量,也有望与香港持平。届时,香港在中国的城市经济序列中会变成一个二线城市。

从历史上看,香港早就品尝过这种地理区位上的失落。19世纪40年代,当时从印度运往中国的鸦片,有3/4是经香港转销。但《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它的经济地位马上受到严重打击。

当1949年英国完全失去在中国内地的机会后,香港的地位才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自那以后,英国开始意识到,一个拥有强烈“中国意识”的香港,对殖民统治不是好事。于是,一百多年来,香港从没有国民身份教育,有关中国的身份认同,被淡化到史上最低。

与此同时,香港被打造出一种务实的气质。市民对政治缺乏兴趣。这里的出租车司机不像北京一样,喜欢语气神秘地谈论时事。这里的报摊上几乎没有一本像样的时政杂志,八卦周刊才是最好卖的印刷品。

一场演讲

香港政局三十年

上世纪50-80年代,因贫穷和饥荒,有近100万内地居民经深圳偷渡至香港,史称“大逃港”

内地民众刚刚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重温过当年“大逃港”时的情景。回归十七年来,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也不缺乏温情的画面。

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水灾时,全香港卖小菜的低收入群体,曾把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献给内地。要知道,这一行为并非由政府组织,而是民众自愿。十年后,汶川地震发生。香港以670万的人口,贡献100亿港币给灾区。

另一个例子是2003年“非典”时期的香港。那场造成299人死亡的瘟疫,令香港的经济一片凄凉。此时内地开放香港自由行,是为香港解渴。

自1949年后,这座城市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内地居民。他们不是逃过来的饥民,而是怀揣人民币的游客。这是两地民众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直接接触。

但内地游客中的一小撮,并未表现出与富裕程度相匹配的文明。这令香港市民心有抵触。在他们日趋明显的焦虑中,这种抵触迅速变质。

就像作家梁文道在今夏所言:“以前香港的年轻人只想着如何赚钱。但反观今天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对政治浓厚的参与性却大过以往任何一代。”

而对内地的年轻人而言,今时今日的香港,榜样效应早已消退。周润发和刘德华的海报也已从偏远小山村的老屋墙上泛黄跌落。

此消彼长,摩擦悄然生长。双方的第一次民间龃龉,发生在2011年夏天。矛头被指向内地新移民,原因是香港政府准备也给他们发放6000元港币的福利。

自那以后,“双非孕妇”、“国民教育”和“蝗虫广告”等一系列事件,一次次激发陆港两地的情绪对立。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部分香港人是狗”的言论,则与后来7名香港青年上街唱“蝗虫歌”的行为一样,充满无知与无谓的气息。

这种历经“充分酝酿”的民间对立,最终成为2014年这个夏末普选风波的情绪基础。不过,虽然高呼口号,虽然上街游行,但作为一个自由的港口,这座城市的璀璨夜色里,仍有一部分理性的光辉。

2012年初春寒料峭的一天,在一场反对种族歧视的自由演讲阶段,就有一个外国人用发音清晰的中文说:“我在北京和香港生活过大半辈子,两个地方的中国人我都喜欢,我希望你们也能不分彼此。”

2014年的普选《决定》发布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巍也表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进行如此重大的政治变革,存在意见分歧以致出现冲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缩小分歧,寻求共识,向前迈进。

对香港和内地而言,向前迈进是一个大步。这种大步不是靠街头游行所能走出的。就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所言,“不要把一生献给马路,给社会留一点安宁”。

从1842年到1997年,香港渡尽劫波,“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一位曾在港工作多年的内地官员说过,香港是一本难以读懂的书,需要花很长时间来读。面对2014年和更多更漫长的日夜,中国需要读得更仔细,以便保持维多利亚港的光辉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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