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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吕正惠: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未来 (2014-09-01 14:27:16)转载▼标签:

时评分类: 时政

[观察者按:****纪念与思考邓小平专题云集重量级学者,从各个角度思考邓小平遗产及其与整个中国共产党思想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同样邀请海峡对岸的台湾学者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邓小平时代。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只有吕正惠先生克服困难提笔撰写文章。他自谦对邓的认识不能和大陆朋友相比,惟愿畅所欲言,带来启迪。]

——邓和毛一样,不管政治路线如何,总会在世界局势之下思考中国的发展。可是我觉得,大陆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好像都只看国内问题,从一种理想主义的角度,提出一些解决办法,并以此衡量共产党施政的得失。

1948年我生于台湾,从小对大陆及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完全来自国民党的教育体制和宣传体制。我第一次来到大陆,在其后25年的时间里,我到过大陆许多地方,结交了大陆许多朋友,但无论如何我还只能算是一个旁观者。跟我同年龄层的大陆朋友,基本上都有上山下乡的经验,他们的感觉决不可能跟我一样,这我是很清楚的。对于大陆的发展,以及对于中国的前途,我的看法一定是非典型的。另外一方面,在台湾,像我这样关心祖国的人也很稀少,我也不是台湾的典型。****的朋友希望我就邓小平及改革开放表达一些意见,我极有兴趣,忍不住想写文章。北京有朋友劝我不要写,但我还是想写。以下的话,可能有很多错误,希望大陆读者谅其无知,怜其苦心,多多担待。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下,邓小平最后所留下来的二十字真言:“沉着应对,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绝不冒头。”这看起来像是提醒中国的领导人如何面对世界大局。邓显然更关心中国如何因应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至于国内问题,一方面有了“四个坚持”的原则,另一方面又确立了集体领导和十年一轮换的方针,基本上就可以暂时稳住阵脚了。我觉得,邓小平临走前大概也就只能掌握这些,他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以后的事他大概也不可能考虑得很清楚。他所谓的“不争论”,大概也就是:先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走,至于重大的路线问题,现在还不到考虑的时候。

历史有时候从“后见之明”看回去,似乎就比较清楚了。譬如,2008年金融大海啸后,原有的欧、美、日资本主义体系日渐衰落,而中国的经济前景普遍被看好。这种局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我们一点也想象不到。与此同时,因为欧、美、日经济的衰微,中国也要被迫从外贸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而这种调整,也需要面对很多困难。不仅如此,中国还必须提前面对,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问题。而且,我们也日渐感受到,“发展至上论”的经济理论恐怕是有问题的,中国的未来如何从这种陷阱之中走出来,不只是中国人的问题,其实也牵涉到全世界的未来。不论是在八O年代中期,还是在九O年代中期,甚到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我们都不可能这样看问题,但我们现在被迫不得不这样思考问题。在这样的情势下,固执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辨,似乎变成了老旧的思维模式了。现在的问题看来似乎是,以中国为主导的经济,能否顺利的取代欧、美、日的、显然已出现大问题的资本主义经济,让整个世界可以顺畅的运转下去。

再说到政治、军事形势。几乎没有人会梦想到九一一事件,其后就是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这引发了全世界对美国国家性质的争论。今年连续发生的一些现象,也让人目不睱给。乌克兰事件导至俄罗斯与欧、美强烈对抗;美国重返亚洲及日本的极力配合,又造成了亚洲局势的紧张,然后中、苏两国不得不紧密合作。最近,我们又看到美国在伊拉克陷入绝对的难局之中,而以、巴冲突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些都令人不安。我常常忍不住想,美国会不会挺而走险,会不会在伊拉克丢下一颗核子弹,会不会逼迫中国动武。在整体的世界危机下,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似乎也要配合这些变化来思考。

一战结束后,由于欧洲民选政府不能有效解决经济难题,导至法西斯崛起。希特勒掌权后,英、法政府软弱无力,对希特勒一意姑息,因而引发二战。与此同时,当1930年代欧洲深陷经济危机时,新成立不久的苏联却蒸蒸日上,让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孰优孰劣的问题。以此背景来反观现在,在全世界的危机之下,看起来中国集体领导的民主集中制,似乎比美、日政府更能有效的及时处理突发事件。我们似乎应该务实的面对这一问题,承认中国体制有其长处。我不是说这个体制可以一劳永逸,但对于政治体制的改变,我们应该慎重其事。

上面所提到的两个方面,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现在要面对世界经济局势调整自己的经济型态,中国也要面对美、日在亚洲地区的挑衅、面对乌克兰危机及中东危机,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这些,并不只是对外,内部也要跟着调整,因为内部问题不能和外部问题相互配合,危机不可能解除。反过来说,我们不能置外部问题而不顾,只考虑如何解决内部问题。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重要国家,毫不夸张的说,现在的世界问题和中国问题已经无法分割了,我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应该调整。

下面我想从一个具体问题来讨论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发展上所面对的特殊难题,那就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逐渐发展出来城乡二元制的问题。我刚到大陆的时候,发现了城、乡分开的户籍制度,非常惊讶。我不能理解,靠着农民起家的新政府,为什么要把农民严格的限制在农村之中,这好像回到中世纪的身份制,对农民非常不公平。

我后来逐渐了解,新政府所以样做,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中国的人口非常庞大,当时将近五忆,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农业人口。在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如果让农民自由移动,那么,就会像后来亚、非、拉地区那样,产生人口数非常惊人的大城市,到处是贫民窟,而这些大城市根本还负荷不了这些短时间涌进城里的人。如果中国也像其他落后地区那样,允许农民自由移动,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一定比亚、非、拉地区严重得多,当时的政府恐怕是很难应付的,哪有余裕处理更重要的问题。

其次,由于战后的种种因素,特别是冷战的对立,中国必须独立发展。但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根本没有资金来发展重工业,而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现代化的基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好把农民限制在农村中,对他们所生产的粮食进行“统购统销”,其实也就是,让粮食成为原始积累的主要杠杆。我们只要看一下早期苏联的历史,看一看当时的苏共和农民之间为了粮食问题产生极大的矛盾,最后苏共只好出动武力,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由此可以看出,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农民为国家的现代化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后来三农问题发生时,很多人大声疾呼,现在应该到了回报农民的时候,因此,才推出了农民免税的政策。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扩展,限制农业人口的转移根本无法再实施下去,所以就有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大堆农民工问题。农民虽然可以到城市工作,但户籍却在农村,由此产生的许多不公正现象,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可以说,如果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社会转型就不能说是完全成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决不能说是“朝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社会。但要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又非常困难,因为现有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各方面的问题,都跟城、乡二元结构有关系。户籍体制一元化,也就意味着教育、医疗等体系也要跟着调整,此事非同小可,必须有长期的规划,以最大的决心来实行,才不会产生许多后遗症。

今年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就是下定决心,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而且计划在2020年完成这一工作。这个工作迟早也要进行,所以选择这个时机,是因为2008年美国金融大海啸以后,中国的经济生产必须调整到以内需为主的方向。而要扩大稳定的内需市场,显然就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这样才能增加国民的购买力。也就是说,现在执行这项政策,就同时解决了国内的问题和国际的问题。

我们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就可以看出,中国从落后状态发展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1、城乡二元结构的建立;2、二元结构开始松动,农民工问题出现;3、户籍一体化,增加城市人口,扩大全民购买力,把中国经济发展转向以内需为主。这样看来,城乡问题不过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而已。把城乡问题扩展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困难度和复杂性。

再进一步而论,毛泽东时代代表的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邓小平代表的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现在才正要进入第三个阶段。从第一阶段到第三个阶的大转折,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从社会发展来看,其实是不得不然的。但是,这个转折如果没有掌控好,就会像苏联那样,整个社会几乎解体,等于重新再来一次,代价实在太高了。邓小平把中国社会发展,从第一个阶段带向第三个阶段,带领了中国人涉过最危险的第二个阶段,这个贡献是必须承认的。

刘邦去世前,吕后问他萧何之后由谁继任宰相,刘邦回答了。吕后又问,再之后呢,刘邦又回答了。吕后又问,再再之后呢,刘邦说,那太久远了,“非尔所知也”。就像吕后不能从刘邦口中得到二十年之后如何建立领导班子的指导,我们也不可能期望邓小平在去世之前就告诉我们,2010年代我们要如何面对国内问题、面对国际问题。在文革之后那种飘摇不定的局面下(国内、国外都是如此),邓小平掌舵了十多年,中国幸好没有出现大问题,在他去世的时候,中国的局势还不错,在他临走前,还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原则。这些,我们基本上应该给予肯定。现在的中国,以及未来的中国,我们只能期望于现在的中国人,以及未来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把责任推到邓小平身上,甚至推到毛泽东身上,以及推到历代的帝王以及所有的祖先身上。邓小平接受了毛泽东的遗产,他必须务实的从这里开始做起;我们接受了邓小平的遗产,也只能从他终止之处开始。我觉得,邓小平现实主义的务实态度,恐怕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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