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参战:北京"反恐大妈"的国家任务

全民参战:北京

下午两点,王府井大街一贯地人头攒动。六十岁的魏正红顶着一头蓬勃的白发夹杂在人群中,时而来回走动,时而静静地站在一家快捷酒店门口的大树后,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起眼,一双眼却似猫,直直盯着人群不放。

最能引起她目光的是:停车即将走下的人、乞讨者以及来回走动兜售东西的小贩,她在脑中对这些人迅速做出判断。这一天是2014年7月23日。

两个月前,5月22日清晨,新疆乌鲁木齐沙依巴克早市遭遇暴恐袭击,数十人丧失生命。从5月30日开始,北京85万志愿者上街巡逻,魏正红是其中一位。他们中有的戴着红袖章,大部分没有。那些街头的修鞋匠、小菜贩等等也可能是其中一员。这是一张密密的也是秘密的大网。志愿者以魏正红这样的大妈为多,平日家长里短的她们现在不但有了“国家任务”,还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反恐大妈”。

“一级防控”

“明天一级防控。”前一天,正吃晚饭的魏正红突然收到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来自东华街道多福巷社区治保主任孙红霞,她手下有一支六七十人的反恐大妈队伍,时刻严阵以待。她们的主要阵地就是社区所在的王府井大街,这里不单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距离首都的核心——天安门更是一步之遥。

王府井大街20号是魏正红的“岗哨”——她们习惯称作“点位”。这是一家快捷酒店的门口,她随身带着小板凳和茶杯。从街北边的华侨大厦到南边的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都属于她的“视力范围”。

在两小时的值班中,她要来回走动十多次,这短短的两百米内包括三座写字楼,四家酒店和十几家商铺。偶尔她会碰到同样在值班的其他志愿者,但不会停下来聊天,大家只是用眼神打个招呼。

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这条长长的街道上分布着的三十多个巡逻点,戴红袖章的志愿者大妈们从不缺席。“不能聊天也不能中途离场”,魏正红说,这是铁打的纪律。

魏正红那个“点位”向北不远,从华侨大厦南面的胡同进去,走一百多米就是她们的社区——多福巷了。在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治保主任孙红霞一整天都在,这片儿的指令从她这儿发出。走过社区的报房胡同、玉石胡同和大豆腐巷胡同,每隔一两百米,都有大妈们的“点位”,戴红袖标的她们一如魏正红一样时刻警惕。

魏正红所在的“点位”只是整个东华街道173个一级防控点位中的一个,多福巷社区是整个东华门街道十三个社区中的一个。在东华街道5.35平方公里内居住着8万居民,而巡逻志愿者有上千名。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在这个辖区内,这意味着开启一级防控后,每平方公里上就有32个大妈在值班。

“一级防控”魏正红已经历很多次了。反恐大妈的巡逻被分为三个等级,一级防控最高,三级防控最低。在各种节假日和敏感时期里,值班等级会调成一级,级别越高值班的“点位”越多。一级防控一天需要安排三拨人值班,甚至会安排“双人点”。

街上车来车往,稀松平常。但对魏大妈来说,“一级防控”如临大敌。不过,除了有几个人问路外,这天未见“敌情”。

基层志愿者巡逻队实际上在八十年代末就已出现,由退休大爷、大妈组成,在居委会的领导下,日常巡逻维护治安,防盗防窃。她们也成为社区居委会这样的半官方组织更深入发动居民的一种方式。近年来她们又多了一个新任务——反恐。

“反恐大妈”一般由志愿者中的积极分子组成,往往有较长的志愿者经验。治保主任会优先挑选党员或上过党课的预备党员,然后综合考虑年龄、精力、家庭等各方面的因素。

如今,恐怖势力成为城市管理者与普通百姓需要面对的一种可能。今年3月发生的昆明火车站暴恐袭击和5月的乌鲁木齐早市爆炸案加剧了各方的担忧。

就在半个月前,不少反恐大妈接受了一次培训。在活动中心,她们拿着小笔记本,像学生听课一样认真,片儿警讲完日常防火防盗需要注意的事项后,进入这次培训的主题——详细介绍了五种邪教的特征,如果看到印有这些内容的小卡片或者影碟,需要及时上交打报告。大妈们一条条地记下来。

每当国内发生爆炸案或者极端恐怖主义事件,或者一些重要的节假日等敏感时期,反恐大妈都会收到短信:“社区活动中心紧急开会。”这几乎可以视为基层组织对金水桥事件和昆明暴恐事件的反弹式反应。

“稻草人”

五个月前,今年“两会”的每一天,魏正红与六十多个同伴都会将北京饭店围成一圈,这里住着部分参会代表。十七个值班“点位”,每天早七点到晚八点,三个班,每四小时一班。三月的北京气温还很低,魏正红值班的点位正好在饭店的西侧,背阴面,她经常冻得哆嗦。

一天,早上八九点,人大代表即将外出参会时,饭店门口突然出现了三只“大老虎”,蹦来蹦去——一个老者背着一只毛绒大老虎玩具,旁边还有两个女子各背一只。

“现在不是说打老虎嘛,打老虎,他们两会期间就背着个老虎。”魏正红回忆道,此刻她更是下意识地想到,毛绒老虎里面是不是藏着别的什么东西?当然,没等大妈们行动,守卫这里的警察已经上前了——警察问有什么事,对方说,没什么事,我走道还不行?警察说别走这儿,对方不动,后来还躺在了地上。魏正红心里清楚这些“老虎”们是为了引起代表们的注意。

去年“两会”期间,魏正红所在“反恐大妈”小组的组长彭爱玲正在北京饭店附近巡逻。彭要不停地查岗,如果有大妈要上厕所,她会暂时顶替,这个时间段内任何一个岗位都不能空缺。突然,彭爱玲看到两个中年妇女在不远处拿出纸钱摆在地上,准备焚烧。她急忙上前劝阻。“这儿不能烧东西,别说你烧纸,烧树叶都不行。”无论如何劝说,这两个人都不走,最后要上厕所,彭爱玲就给她们指了一个远点儿的,这才解决了。这样的智慧也是经验积累的结果。

虽然有很多人在质疑反恐大妈的实际作用,但魏正红认为大妈们的作用就是“稻草人”,“这个稻草人有一个红袖标,他想犯事可能就不在这儿犯了。”

对于突发状况,大妈们接受的培训是先报警,不要与有危险的人斗。大妈们的脖子上总会挂一个志愿者的牌子,背面写着三个电话:社区治保主任、街道派出所和片儿警。

在今年昆明火车站爆炸事件后,魏正红所在东华街道的几个人商量: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在自己的辖区内怎么办,是不是应该给志愿者大妈们配个什么(武器)。反复思量后,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后来觉得不能买,如果给一老太太配了这个东西,无非是给别人准备的。要第一时间报警,留证据,不要做无谓牺牲。”街道办宣传处李主任说。

在值班中,魏正红偶尔能看到几个在街上来回晃悠的人,他们手上拿着玉石或玉串,向路人推销。魏正红只是看着他们,不会直接去阻拦,但如果路人被纠缠得实在不耐烦,她便上前劝说:“他们不买就算了,不强求了。”作为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魏正红懂得如何在不发生直接冲突的同时完成自己的值班任务。她戴着红袖标站在那里,“威慑着”。

楼长

除了在北京饭店值班,魏正红还有一个特别任务。身为她所在单元楼的“楼长”,她经常要与“同伴”小板凳,守在小区的4号楼道口,盯着另一栋楼里的一位上访户——这个男人几年前陷入一场购买墓地升值的骗局,损失十几万,他希望由上访追回血汗钱。不过,只要他在两会期间走出院子,魏正红都会马上打电话给治保主任。

魏正红与这个男人算得上十几年的邻居了,她并不担心自己每次“打报告”会被对方知道。“作为老街坊,他这个行为可以理解,他跟我年龄差不多,一辈子的积蓄被人骗了。”魏正红觉得自己只是在完成工作,如果影响了“两会”,她会很担忧。

这种忠诚可能是“天然”形成。魏正红的童年在父亲的京剧里度过。父亲演旦角儿,闻名乡里。童年中,她受到的家庭教育就是要做一个“乖学生”,一家人在院子里拉手风琴唱歌的场景她终生难忘。但文革时,父亲被怀疑是特务而被抄家,大半夜,一群人冲进来,京剧行头都被扔出院子,摔成几块,母亲高跟鞋的鞋跟也被削平了,上小学的魏正红站在院子里发抖,一句话都不敢说。不过,这些并未成为她以后漫长生活的噩梦,甚至它们成为她的一种内心动力——向往被社会认同,被平等对待,不服输。

“我这人就特好强,甭管在什么地方,我个儿是最小的,但是我绝对是干活最‘勇’的。”魏正红说。她的文艺天赋让她在班级里脱颖而出,她的下苦功让她被写在第一拨回城的名单里。很快,她还由一名糕点店学徒变成了门市部经理。

这些正是魏正红退休后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原因,“退下以后,忙碌的劲过去了,回到家里头又能够参与社会,好像又让我们找回了自己,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种感觉。”

支撑魏正红坚持值班的那种认同感现在转化成了荣誉感。她会把每年在两会和重大会议值班的照片都小心翼翼地收在一个文件夹里,志愿者服装也洗干净放入衣柜。

如今,“中国大妈”一词被炒得很热,但她们更多的共同特征是出生于建国前后,是共和国风雨的基层亲历者——如同采访中一位大妈说的,“我们的历程就像看片一样”。无论是生活的拮据还是内心的谨慎,无论是当年的革命冲动还是被革命的沉默忍耐,无论是在单位还是作为母亲妻子在小家里,她们以切身之悲喜感触着时代的车轮滚滚。

魏大妈的这种荣誉感还会让她本能地去跟隔壁社区比较。她总结出自己所在的多福巷社区的特点是“外地人多,租房子的人多,很杂”。她对相隔不远的邵九社区则生出些许艳羡之情,因为“那里住的人比较精英”。

这一点得到了邵九社区志愿者李淑媛的肯定。在她值班的锡拉胡同口,两边坐落着商务部离退休干部局、中国计协、中国红十字会。“我们这儿经常有原来的局级老干部站点位,还有教授,大医院的医生。”李大妈很自豪能在这样的社区值班。不过,在几年的值班中,李大妈没有遇到一个“坏人”,一个贼也没出现。

“国家任务”

7月23日这天,离魏正红八百米开外的北京市第25中学门口,七十岁的蔡文丽也坚守着自己的“点位”。她瘦瘦高高,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儿,衣着朴素干净。她一直盯着25中学门口的两个垃圾桶——最近她很关注“它们”。“如果往里扔一个很破的书包,你不知道什么东西,觉得可疑就赶快报警,这里是王府井,万一爆炸指不定出什么事。”

7月15日在西宁机场外发生了一起爆炸案,源于两枚被丢弃在垃圾桶的礼花炮意外燃爆,这条新闻让她开始非常重视垃圾桶。

不过值班这么久,蔡文丽还未发现一个向垃圾桶扔不明物体的人,倒是遇到不少抽烟的路人,烟头没灭就想往里扔——她总会以眼神制止他们,但有些人像是赌气,干脆就在蔡大妈面前踩灭烟头,然后扬长而去。23日短短一下午,她脚边儿竟有一排烟头。

蔡文丽每晚都准点收看《新闻联播》,接下来是《焦点访谈》《东方时空》,一个不落,“积累一些知识,在值班的时候就能用上。”

中午12点,蔡文丽开始做饭。一家人的午饭和往常一样:西葫芦摊饼和番茄汤。爱人宋老师吃完饭午休后,蔡文丽赶到25中外的“点位”——她成为志愿者已经五年了。

当天的“一级防控”同样让她高度警惕。如果遇到可疑人,蔡文丽只需穿过马路,一路小跑三分钟内就能到社区,报告治保主任或者直接打片儿警的电话。随后,要迅速返回原岗,稳住嫌疑人,不能让其走掉,“平时很平常,出事就是大事。”——蔡文丽称之为“国家任务”。

蔡文丽一个人坐着并不觉得孤单,“没人和我们说话就更能够全神贯注周围的情况。你是有任务的。”除了偶尔会来巡视的治保主任外,事实上并没有人监督她们。

值班已经成了蔡文丽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甚至生活安排都会为值班让步。蔡对这种规则严格遵守到了苛刻的程度。近几年的春晚,她和她的爱人都没有看全过,有时两人一个在街这头值班,一个在街那头,冻得哆哆嗦嗦。

蔡文丽的父亲早年是地下党,解放后做过全国人大代表。但在随后那段疯狂的岁月中,一家人被赶出房子,父亲被劳改,她和自己的母亲被关过牲口圈。九十年代,她的儿子在一次工作事故中不幸受伤残疾,而老伴宋老师也意外摔倒,以致现在腰部装有一个金属块。她的前半生似乎总在不停地遭遇突如其来的打击,无论这种打击是来自时代的错位还是个人的宿命。

现在这个三口之家的经济来源是两人的退休金,住的是30平米的旧房子,但她似乎并未感到日子难熬。她不跳广场舞,以前会练练太极拳,现在也基本不去了,“没有那个精力”。对她来说,除了照顾老伴和儿子,最大的精力都放在了“点位”上。

在这一“岗位”,她多少找回了曾经在工厂里那种积极分子的感觉。而且,那种平静或许能给她带来更多安慰——毕竟不用经历之前那么多变幻无常了。

7月23日这天下午三点多,值班的蔡大妈有些累了,她坐在25中门口的台阶上,摇着自带的塑料扇子。这时宋老师拄着拐棍过来看她。很快,他就被蔡大妈催走了。

“不卑不亢”

与蔡文丽平静与苛刻地遵守规则相比,在椅子上硬坐三个小时让魏正红有些受不了,遇到邻居不能聊天也够憋得慌。于是,她弄来了一台小收音机。冬天戴着帽子,她就把收音机放在帽子里。

值班中,外国人问路是大妈们经常遇到又觉得轻松的事儿。用自学的简单英文和手势比划告诉了对方方向后,有时外国人会向蔡大妈伸出大拇指,“随便说几句,不过多交流,让他们let'sgoon,继续走你的吧。有时候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挺好奇,觉得老年人还这样,我就说和你们国家从事公益活动一样”。

对外国人的态度,大妈们有些复杂的情绪。魏正红在一次值班时,被告知“对外国友人,不卑不亢”。

在一次值班中,她还遭遇了“裸男事件”——一个裸男出现在她值班的街上,迅速招致大量的围观路人。魏正红赶紧驱散这些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她最担心的就是有人拿手机拍照,她认为这会被迅速传到网络上。这种对“新闻”的理解和应对策略超出一般人对大妈的想象。她不怎么使用互联网,也不网购,但她知道“这种传播特别快”。

值班有报酬,但并不多。普通的值班,大妈们能拿到5元或10元回报。“两会”或除夕这种日子,报酬会上升到100到150元。除此之外,志愿者们会得到两套制服,魏正红更愿意谈论在那个严寒的三月里,值班结束后,收到一个火烧和一瓶矿泉水如何让她感激。

大妈们热衷于谈论国家局势与领导人。“习近平主席非常重视基层工作,他是从基层风风雨雨过来的。”她还绘声绘色地谈起奥巴马,“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社区,然后就想把黑奴解放,freeAmerican。”

反恐大妈并不是脱离时代的一代人,她们积极参与各种活动,有的社区活动中心里有大屏幕的电子报刊阅读器,有的大妈甚至订阅了手机报。一次记者见到蔡文丽,她正在和旁边的保安讨论乌克兰局势和马航MH17失联。

面对恐怖主义的话题,反恐大妈们也有自己的理解。一位大妈认为暴力恐怖事件的背景与美国的纵容有关;蔡大妈还认为,“这些恐怖分子都没有什么知识,受外国训练,连手机这两字都不认识,贪图小利。”

魏正红秉持着朴素的善恶观,她的女儿是一名中医,信仰佛教,魏作为母亲不参与也不反对。“我心里就是觉得应该做个好人。”

7月23日下午五点,蔡文丽和同伴值班结束。太阳快落山了,她要赶着回家做晚饭,她是这家的顶梁柱;另一位大妈是社区舞蹈队的副队长,她要尽快吃饭,然后和姐妹排练新舞蹈。此刻,她们脸上值班时的紧张神情不见了,一级防控告一段落,她们松了一口气。走在夕阳里,摘下袖章,慢慢隐没在人群中。

不远处胡同里有两家新疆风味饭馆,这也是重点假日大妈们巡视的地方。7月29日,这一天直到晚上六点前,新疆饭馆里并没多少客人,几个伙计坐在外面玩着手机,一切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相对于大妈们的紧张,饭馆杨老板语气很轻松,他说自己和志愿者与片儿警都很熟,在片儿警那里也早有“备案”,做生意也五六年了,“根本没什么影响”。很快,小饭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就要开始了。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