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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提前炙热起来的夏天里,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老人们有些振奋。

因为那个叫做康世恩的人,关于中国海洋和能源的梦想,正在实现。

以国务院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的身份,他曾是他们的领导者,并被称为“中国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新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在革命者生涯中,他还曾是晋县绥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

1949年之后,康世恩作为一位指挥员,领导了为共和国能源工业奠基的“十大石油会战”,催生了大庆、胜利、辽河这些中国最有名的油田。

而在他的传记和回忆录中,关于南海、西沙第一口油田、进军海洋石油的部分,大多被作为一个章节。

“康世恩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当之无愧的开拓者。”石油工业部原副部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原总经理秦文彩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是说。

这家大型国企,亦是在康世恩的推动下呱呱落地,承担起开发中国海洋石油的使命。

这是一个横跨30余年的个人、企业与国家之梦。

海上也会有油吗

秦文彩说,关于康世恩和石油的故事,要从玉门说起。

1949年,伴随着解放军进军大西北的号角,康世恩所在的西北野战军进抵玉门,他成为接收玉门油矿的军事总代表。

3年后,时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的康世恩起草了他对于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份重要文件:《关于调拨一个建制师担任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发展石油工业基本建设任务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最终签发者是毛泽东。随后,中国第一个“石油师”成立。

未几,康世恩就成为当时中国石油管理机构的总负责人—石油管理总局局长。

一天下班,当时在石油管理总局工作的李国玉走出位于北京北海西畔的办公室,看见一群人在围观篮球场打篮球。

有人指着场子里那个戴眼镜、跑得挺快的人告诉李国玉,这就是新来的局长康世恩。

李国玉回忆,他“投进去就哈哈大笑,投不进去就紧张地跑来跑去”。

作为康世恩的部下,李国玉后来曾担任石油工业部勘探司副司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资源局局长。

如今,这位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正准备出版一本书,以纪念康世恩,以及他们共同走过的中国石油开发的艰辛之路。

那时,和苏联专家们一起四处找油。从北京出发去西北前,康世恩特意找国家民委开了介绍信,并购买了两个景泰蓝花瓶,用于拜访当地少数民族首领。

根据勘探结果,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5个地区存在若干大油田,轰轰烈烈的石油会战由此拉开。

在1960年的大庆石油会战万人誓师大会上,会战领导小组副组长康世恩见证了“铁人”王进喜被树立为会战的第一个劳动模范。

3年后,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此后,康世恩挥师南下,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基地先后崛起。

而中国还有广阔的海疆,海上也会有油吗?这个问号,一直随着康世恩走上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的岗位,直至国务院副总理。

“资料井”

在秦文彩、李国玉等人的记忆中,当时苏联专家的结论是:中国南海可能是波斯湾和墨西哥湾之外的另一个“油极”。

清华大学地质专业出身的康世恩也没有含糊,联系各省、抽调人马开始在南海进行物探作业。

数十年后,康世恩曾对李国玉说,当年自己带领这个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专家组开展工作时,“忐忑不安”—如果专家组否定了中国的石油前景怎么办?

他对老部下吐露衷肠:“你能想象到我当时欢喜与不安的复杂心情吗?”

1964年,中国南海近岸第一口探井— “莺一井”开钻。康世恩的决心是,一定要在这个叫做莺歌海的地方“抱个金娃娃”!

秦文彩说,这个战略性计划,后来被叫做“下海找油”。

那时,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美军机、军舰不断在莺歌海附近游弋。康世恩批准,为钻井平台配备武器,工人们一边钻井、一边训练。

军人作风,是康世恩留给下属们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开会时,卫士就坐在他对面,面前小桌上放着手枪。

在这个环境中开会的人们,向身着军装的康世恩汇报工作,而司局长中总有人因工作问题,被他在众目睽睽下严厉批评。

由于安全威胁,中国第一支南海石油开发队伍最终撤回。

但,康世恩没有死心。7年后的1971年,毛泽东听说上海人排长队买“的确凉”,生产“的确凉”需要用乙烯,而乙烯的主要来源是石油。在周恩来的部署下,康世恩主持的燃料化学工业部决定:重返南海。

此时,这片海域的资源争夺已日趋激烈。面对多国勘探船,燃料化学工业部得到的指示是:在南海大陆架开展勘探。

这第一口井,位于西沙永兴岛。

康世恩说,永兴岛是大平台,上去打一钻,就地取资料搞研究,“永兴岛上的井是资料井,也是研究井。”

一些老人的回忆录中说,没有哪个石油基地像南海基地那样受到康世恩的重视,从打井、建码头、建基地到干部配备,都亲自过问。

这位抽烟几乎不停歇的高级官员,经常一根没抽完就续上一根,半天只用一根火柴。

在烟雾缭绕中的会议室,康世恩可以随时见到他的下属—燃化部规定晚饭后也要上班。康世恩要求,晚上9点以前叫谁谁到。

1973年6月,燃料化学工业部从中国北方抽调的物探队和钻井队开向南海。

队伍从天津等地乘火车出发,经湛江乘广州海运局的货轮和南海舰队的登陆艇直奔西沙。

很多井队职工从未见过大海,晕船很厉害,经过广州湾“鬼门关”时,“有的棒小伙子连黄胆汁都吐出来了”。

科学家和工人们由海军南海舰队护送。秦文彩说,那是4艘炮艇,边护送边演习,不断变换队形,直抵永兴岛。

1974年春节前夕,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

几乎是在西沙海战发生的同时,水深55米、井深3071米的“练兵井”—在南海利用引进钻井船打的第一口探井,按康世恩的指示,快速钻进了。

开放就有前途

中国人在南海的能源开发,很快遭遇了没技术、没经验的困难。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康世恩决定探寻双边及多边合作的可行性。

他的想法是,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特别是海洋石油工业,必须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

获得高层肯定后,康世恩当即告诉秦文彩:“马上写信,邀他个七八家来。”

李国玉回忆说,1979年4月,已于前一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找到他说,准备一下到美国去谈判,中国的海洋能源开发,开放就有前途。

6月初,康世恩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美国。

对于中美石油谈判,康世恩的原则是—大陆架合作坚持独立自主,从勘探、打井到开采方案,由中方审查决定,并派人监督。

这种由外商承担风险的合作形式,被秦文彩称为“他始终坚持主权第一”的明证。

那时,秦文彩以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兼外事局长之职,出任中法海洋石油合作合同双边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

谈判中他发现,法国人只想提供装备、技术、贷款、专家以及技术服务。在勘探前景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秦文彩急匆匆赶到康世恩家里。

他记得,那天康世恩正在吃晚饭,得到报告后,反问一句:“日方的谈判是不是也是如此?”

获悉肯定答复后,康世恩迅速命令,马上打电话召回谈判组,“中止谈判”。

也就是在这个谈判过程中,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酝酿成立。原因是外国人希望与公司而不是政府合作。康世恩说,是的,要有个组织。

1981年4月,康世恩在原石油工业部生产会议上提出,海洋石油对外开放要成立一个公司,按章程办事— “总公司要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国际性公司。”

秦文彩说,那时康世恩同意了他的想法:有油就有钱,早出油、早得益,需要拿出海洋石油区块对外招标。

后来有人说,康世恩与秦文彩“出卖国家利益”。秦文彩说,人们没听到康世恩的另一句话:“要防止(外国人)牟取暴利。”

秦文彩分别在纪检、宣传等部门作了3次报告,此后“康世恩、秦文彩出卖资源、崇洋媚外”的声音逐渐小了下去。

康世恩又让秦文彩去大庆讲了一次。最终,在他的协调下,秦文彩走了48个党政部门。

1981年初,一场关于海洋石油对外开放的北京论证会开始了。它如今出现在所有关于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历程的著作中。

1982年2月15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北京王府井一栋三层小楼挂牌成立。

秦文彩说,中国的海洋石油工业每个重大战略决策,每个重要发展部署,“都是在康世恩同志的亲自关怀、支持、指示下实施的。”

死也不撒手

就在中方与数家外国公司就招标问题展开多轮谈判之时,来自301医院检查的结果说,康世恩患了膀胱癌。

他这时仍在幕后主持谈判:坚守经济界限,低于底线的,哪家公司都不选择。

1984年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功完成第一轮招标,其基本模式沿用至今。

90年代初,从未被告知病情的康世恩对医生说:“这一次我能战胜肺癌,还能再活10年。”

医生很奇怪,他怎么知道得了癌症—尽管位置判断不对?“医疗仪器测查的曲线,与地质勘探仪器的曲线没多大区别,是吧?”康世恩说。

在这个乐观老头的目光里,那个遥远的南方的波段始终占据重要位置。他曾要求,“南海西部石油公司要特别注意研究这个区域的天然气。”

1983年,中美合作的合同区“Y-13-1”构造发现了天然气。

3年后,中法合作的北部湾“涠10-3”成为中国在南海的第一个投产油田。

1996年,当时中国最大的海上天然气田、位于莺歌海的“崖13-1”建成投产。

很多人提起,20年前康世恩说:“莺歌海不搞出油气来,死也不撒手!”

那时,他总说:“南海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的一口油井啊!”

他给中国留下了进军南海能源的第一步,也曾愧疚地对儿子说:“我这一生,只知道工作,到死也没给你留下任何东西。”

就在“崖13-1投产”前一年,1995年4月21日,康世恩去世。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因呼吸困难气管被切开,只能勉强用笔和手势表达自己的想法。

最后那天上午,他歪歪斜斜地写下了最后一个字—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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