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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印度选举委员会隆重宣布印度政治生活中又一重要时刻的到来:印度议会第16届人民院(下院)选举将如期举行,全国将在4月7日至5月12日之间的36天里,按地区分九批进行投票,5月16日全国统一计票。如果进展顺利,新一届印度政府将在5月底诞生。

印度大选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选举。此次大选全国共有选民8.14亿人,自2009年上次大选后新增选民1亿人;全国将设93万个投票站,使用188万台电子投票器,调用中央警察部队150万兵力随大选进程在全国分批部署。仅就规模而言,世界上没有可相比者,唯一与之较为接近的是欧洲议会选举,涉及27个国家,总计约4亿选民。

世界上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都对印度政治很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印度人口占世界总数的六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印度实行的是正宗西方式民主,直接传承于英国议会制度,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最大民主”的成败得失,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对民主普世价值的判断。

无疑,印度大选为全面审视、整体评估印度民主提供了一个极好时机,因为在竞选期间,印度政治的主要问题都将毫无掩饰地暴露在阳光下,任人褒贬评说。

五大成就

或许无人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是个成功的榜样,但恐怕也不可否认,印度民主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笔者以为,至少从以下五个方面看,印度民主是成功的。

第一,维护了国家统一。印度在历史上缺乏政治统一的经历和文化,是英国在南亚的殖民统治为其奠定了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曾说过,印度与赤道一样,只不过是个“地理名词”。由此不难想象,独立后的印度要维护国家统一将是多么地艰难。

以印度东北部为例。那里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与南亚次大陆的主体民族基本没有联系,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把那块地方并入了印度的版图。东北部诸邦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要求独立的反印武装运动,并在以后几十年里,一直是印度国家安全的热点地区。

然而,得益于印度民主体制所具有的政治和民族包容性,几十年来,各路民族武装先后被“招安”,诸多叛乱领袖纷纷投身选举政治,东北部与印度主流社会的融合程度逐渐提高。目前看,东北部的“独立问题”正趋于解决。据印度内政部统计,2002年,东北部因叛乱暴力活动而死亡的平民为454人,军警为147人;十年后,在201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96人和14人。

第二,印度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印度的政权交替从来是通过选举和平进行的,这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罕见的政绩。印度国家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由总理和国防、外交、内政、财政四位部长组成的内阁安全委员会,军队首长不在其中。另外,印度体制还有一特殊安排,军队首长不是直接向由民选政治家担任的国防部长报告,在这二者之间,还有一位由高级文官出任的“国防秘书”,他才是负责国防事务的常务总管。

第三,选举的安全和公正享有制度保证。印度宪法确定,由一个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全权负责印度联邦议会、各邦立法机构以及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事务。由于该委员会的出色工作,印度的选举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不存在需要有外国观察员的问题,至少最近二十多年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选举结果不被承认的争议性事件。

近年来,选举委员会保证选举安全的主要手段是按地区分批投票,以此集中国家资源,确保在任何地方都有足够能力控制投票过程中的每一个安全细节;保证公平的主要手段是实施“选举行为准则”,对执政党和反对党一碗水端平,对各种违规的做法、出格的言论(尤其是煽动宗教仇恨的言论)实施严格监管,并有权取消违规者的参选资格。公平选举已开始成为印度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四,社会不公正得到相当程度的纠正。印度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等级社会,尤其是深为宗教理念浸淫的种姓制度数千年来桎梏着印度人的灵魂。但印度不是通过革命手段来改造现实的。印度宪法规定废除种姓制度,并通过“保留制度”为“贱民”(即“不可接触者”)和低种姓阶层在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比例保证。

同时,印度不断深化的选举政治使得“贱民”和低种姓阶层逐渐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选票力量,以致政坛出现一批代表他们的政党和政治家,其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数年前,当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时,印度舆论曾热议:今后印度有无可能由一位“贱民”出任总理?

第五,“族群政治”开始让位于“发展政治”。印度是一个多种族、多种姓、多宗教的多元化社会,“族群政治”长期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多年来,每逢大选,以往的宗教冲突事件总是绕不开、辩不完的中心议题;各政党大多着眼于选区居民的宗教、种姓构成来挑选候选人,制定选战策略。然而,近年来似乎出现新趋势,选民开始更多地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角度对各政党的政绩进行评判,选战的理性因素在增加。

四大弊端

至于印度政治的失败之处,由于民主政治的特性所决定,早就不乏相关的自我认识。笔者以为,以下四个方面是不应忽略的。

其一,政治犯罪化。印度不少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金钱和暴力操控政治,以致黑社会人物轻易当选。尤其是在政治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各党都需要“胜者”,而不是“好人”,因此,许多政党的候选人中充斥着刑事犯罪分子。

统计显示,印度中央和地方两级议会的议员中,约有三分之一涉及刑事犯罪。因此,印度早就有一社会共识,即“好人不参政”。前不久,印度最高法院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判决,规定凡被法庭判处两年或两年以上徒刑者,无论其上诉与否,都将立即失去议员资格,自然也不能参加新的选举。乐观估计,按此行事,印度新一届人民院的构成有可能出现积极变化。

其二,议会议政能力下降。或许与政治犯罪化不无关联,近年来印度议会的表现越来越糟,因无法维持正常秩序而不得不休会的频率越来越高。电视画面经常呈现议员们拼嗓门、比蛮力、撕文件、摔话筒的场景,前不久甚至发生一名议员在会场使用胡椒喷雾器攻击对方的咄咄怪事。不难理解,为什么印度有老人深情怀念尼赫鲁时代议会辩论的优雅。现在,印度并非没有精彩的政治辩论,但不是发生在议会会场,而是出现在一批私人电视频道的演播室里。

其三,中央政府决策能力弱化。印度社会多元化的特点必然在政治生活中有所反映,从而导致印度政治力量逐渐走向分散化,碎片化。自1989年以来,没有任何政党能够在议会人民院赢得过半数议席;从1996年以来,没有一届中央政府不是联合政府。在“悬浮议会,联合执政”的时代,大党为获得政治支持,往往不得不屈服于小党赤裸裸的利益要求,这不仅使得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力受到诸多限制,而且也使社会的政治道德受到严重侵蚀。

其危害在外交领域亦有突出表现:现在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深受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地方政治的影响,与孟加拉国的关系则难以摆脱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地方政治强人的掣肘。

印度早有人提出,印度应摒弃英国式的“议会制”,改而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以此从根本上解决中央政府难以产生、难以稳定的问题。但是,此重大体制改革恐怕永远无望获得修宪所需的议会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

其四,政治对经济发展构成障碍。这个结论是拥有长期经济数据为支持的。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1980年,印度国内生生产总值是1896亿美元,而中国是1894亿美元;印度人均国民收入为270美元,而中国为220美元;两个数字印度均领先。但30多年后,在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8.23万亿美元,是印度1.84万亿美元的4.5倍;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5720美元,是印度1580美元的3.6倍。国际上有人预言,民主的印度终有一天会在经济领域超过中国,但目前尚无数据支持这个预言。

印度新一届大选已拉开序幕,选战正迅速升温。各方预测,目前执政的国大党必败无疑,最大的反对党人民党有望东山再起,但“悬浮议会,联合执政”的大趋势不会得到扭转。另外,现在可以确信的是,大选将和平进行,选举结果不会出现大的争议,印度将再次显示其民主的成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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