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订阅

事实上,整个虹桥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也发生着改变。越来越多的楼盘和商业物业重新包装,希望吸引有钱的中国人

至少从数字看,没有出现“日本人逃离中国”的情况。

根据日本驻华使馆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据,经过多年稳步攀升,长期居留或永久居留中国的日本人达到1949年以来的新高。

这份日本外务省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10月到2013年10月间,有15.03万名日本人生活在除台湾地区外的中国领土上。

在这个统计时段,124.95万日本人在外国永久居住以及长期居留(3个月以上)。其中在美国的日本人以41.09万人达到最多,第二位的就是中国。

在华日本人的数字近几年并没有出现低谷。此前仅在2008年,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数字比前一年减少了1977人。

15.03万人中的1.7%、约2550名日本人获得了在华永久居留权,这个百分比数字在美国达到40%,平均数则是33%。

日本驻华使馆相关人士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近年来中日之间的贸易呈爆发式增长、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是来华日本人人数迅速增加的最直接原因。

而在1997年,日本人在中国长期居留和永久居住的人数只有1.93万人(不包括香港和台湾),排在所有国家中的第11位。

2011年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字说,这一年在日本的中国人有大约45万人,在日外国籍人口排名中位于第一。

日本人在华的分布,是观察中日这两个关系复杂国家的有趣窗口。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

从变化曲线来看,最近约10年时间里,日本人居留海外的整体数字都呈现平稳上升的状态。

其中,日本人在中国的数字于2003年至2007年迅速增加,然后略微下降,2010年前后又开始逐渐升高。

以最近3年为例,2012年这个数字为14.09万人,2011年为13.15万人。而在台湾地区的日本人,2013年为15870人,2012年为13435人,2011年为13569人。更早的2008年,在台湾地区的日本人有17409人。

其实在2003年至2007年来华日本人数量大增长期间,中日关系也非没有纠葛。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屏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当时中日关系可以用“相对比较紧张”来形容: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几年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国内也在提倡“对日新思维”。从中日两国外交大环境上来看,她认为当时消极因素较为明显,至于来华人数增加问题,更多应从经济因素分析。

过去一年中,亚洲也是日本人赴海外居留增长速度最快的地方,达到3.02万人,占到整体增长人数的55%;北美和西欧次之,分别为1.8万和1.2万人。

日本外务省统计数据的另一个部分,则显示了日本人在中国的具体分布。

拥有日本人最多的非日本城市是美国洛杉矶,7.14万人。中国上海名列第二,达到5.74万人。

接下来依次是纽约5.33万人,曼谷3.99万人,伦敦3.83万人。而日本人在香港的人数排名全球第九,有2.31万人;北京为第17位,有1.15万人。

在全球拥有日本人最多的50个城市中,10个属于中国。

北京之后,苏州是第18位,有1.07万人;中国台北是26位,8028人;广州28位,7010人;深圳第33位,5164人;大连34位,4905人;天津第42位,3157人;东莞第45位,3029人。

从最近3年的数据分析,纽约曾位于第一位,上海在2012年成为第二。

香港的排名一直稳定处于第九。北京分别是17位、17位和第18位,也就是2012统计年度略有后移。

在位于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近3年日本人数依次为10103人、10355人和11596人,仍呈逐年增加趋势。

在苏州的日本人数量近年来变化较大。上个统计年度中的排序是26位,有7326人; 2011年,苏州排30位,为5018名。

大连则从上个统计年度的6175人下降到4905人。

被打破的边界

中国城市中的日本人大都聚集在传统生活圈里,但是这种“小圈子”正受到中国富有阶层的冲击。

以北京为例,日本人聚居地段有着鲜明的特点:日本大使馆位于东三环外亮马桥路,周围的燕莎商圈以及麦子店区域分布着大量的日本企业以及日式餐饮店铺。这里也是日本外交公寓集中的区域。

在整个区域里,除了“日本烧肉”、“东京料理”,也耸立着那些带有时代印记的标志性建筑。

比如位于亮马桥路的二十一世纪饭店,全称是“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二十一世纪饭店”。它是1984年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xxx共同倡议建设的现代化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设施,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由中日两国工程技术人员联合设计共同施工而建成。

与之相比,东三环边的发展大厦则是中日经贸往来的结果。它是日本野村不动产投资的物业,驻有三菱、全日空等一系列日本企业。

当然,北京最有名的“日本建筑”是长富宫。它位于东二环建国门东南角,在1983年由北京市旅游集团和日本C.C.I株式会社共同投资兴建。

长富宫饭店名称中的“长”字取自中国的万里长城;“富”字取自日本的富士山,以此象征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像长城和富士山一样屹立不倒、万古长存。

除了入住日本官员,每到新年,最有名的在京日本企业都会选择在这里举行年会。或者说,能够在这里举行年会代表着这些企业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东三环北路的这片核心区域,一直辐射到东三环内的新源里地区、东北四环外的丽都,前者有大量日式料理餐饮企业,后者则拥有多所日本人学校。

与代表了1949年后中国与日本交往历史的北京不同,上海的日本人聚居区更具有历史感。位于上海西南的虹桥---古北地区,是100年来日本人在中国的传统聚居区。

香港《文汇报》曾称上海是“日本人的第二个家”。一个日本员工曾对中国媒体说,“在世界其他城市也有日本人聚集地,但唯独上海让日本人可以自成一派---这些日本人不用会说中文,也可以在上海过得很自在。”

不过,这片日本人的“自在”区域也在发生变化。

2012年底,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上海花园广场”里租住的500个日本家庭出现了大迁移。

这里本由日本房地产公司负责开发、并配备了面向日本人的幼儿园等服务设施,成为有名的租赁公寓。后来几经倒手,最终购买了楼盘产权的中国企业决定将它面向中国富裕阶层进行销售分销。

一位在这里居住的40岁日本男性职员说:“因为认为由于经济不景气,分销计划会遭遇挫折,所以不少日本人都坚持到了最后”。

事实上,整个虹桥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也发生着改变。越来越多的楼盘和商业物业重新包装,希望吸引有钱的中国人---过去因日本人聚居而“高档”的地价已经开始跟不上整个上海的平均增幅。

在有不少日本餐厅的和平广场,一家日本餐厅的老板说:“周围的房租高得过了头,我还没找到可搬的地方”。

吸引人的二线城市

而在那些迎来越来越多日本人的二线城市,日本人正在形成新的聚集区。

从全球范围看,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日本人增加了120.44%;紧随其后的就是苏州,达到46.52%。另外,越南的胡志明市和河内市均增速较高,分别达到28.31%和24.47%。

台北市是减幅最大的城市,达到35.29%;其次是菲律宾的马尼拉,减少了31.62%;大连位居第三,在那里的日本人减少了20.57%。

日本大使馆相关人士对此向本刊解释说,“苏州等地对日本展开的招商引资工作是比较成功的。从结果来看,这些地方的日本公司和工厂特别多,比如苏州的制造业比较多。”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外交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勇则认为,苏州离上海比较近,各种日货如日常用品、食品等在当地随手都可以买到,生活便利,同时当地的政策比较灵活。这非常适合想要脱离上海大城市压力的日本人。

而且,这些中小城市政治氛围比较淡,和北京等大城市截然不同。

“大连是有历史渊源的。当年日本侵略东北的时候,把大连作为一个窗口,包括“满铁”调查部等都设在大连,此外它还是一个港口城市。”王屏向《瞭望东方周刊》分析说,这种历史因素导致大连存在许多日本人,但很难对未来产生影响。

“二线城市正吸引大批日本人集中居住。”张勇认为,这些城市拥有鲜明的优势:一方面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园区,如电子、微电子等在日本比较成熟的产业。“虽然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在日本国内有所下降,但是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可转移的产业。”另一方面,它们对外企有一些相对优惠的政策,日企选择在这些城市发展也有运输成本上的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洛杉矶拥有的日本人最多,但是其中有2.8万人拥有永久居留权。这样,从3个月以上的长期居留者数量来看,上海其实是全球第一,达到5.72万人。杭州、苏州、无锡以及天津等长期居留者的增长幅度分别在47.85%和20.09%之间。

从上一个增长周期2006年至2008年的数据来看,上海的日本人数量稳定地排在洛杉矶和纽约之后。香港当时位置比较靠前,特别是2006年、2007年均在第五的位置,人数最高时期达到2.72万人。

该时间段,北京则在第13位到15位之间,人数最高时为1.2万余人;苏州、大连、广州、深圳等同样是日本人长期居留较多的城市;山东青岛则在前50位之列,人数最多时有3200余人。

在更早的2003年时间段,有2.62万名日本人的香港在全球排第三,上海当时只有1.57万名日本人而排在第10位,台北排在第15位有8924名日本人。此外的前50个城市中,中国城市还有北京和大连,分别有7130和2002名日本人居留。当时中国以6.4万人排在美国、巴西之后。

1997年的统计数据中,香港有2.45万日本人,台湾有1.36万日本人;香港在城市排名第五,台北第13位;上海和北京分别在第23位和25位,人数分别是5161和4827。

“我觉得‘机遇论’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来中国的一种支撑,这说明人的流动是朝着有更多机会的一方,不管是工作机会还是财富机会。”张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本世纪初,日本国内一直在探讨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最终,大多数人认可了前者,就是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存在威胁的。

无统计支持的“逃离论”

显然,日本人聚集在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和城市。目前,中国包括日本独资以及合资企业在内的日系企业达到3.2万多家(包括台湾地区),也是拥有日本企业最多的国家。

负责海外日本人管理的日本在外公馆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总领事馆统计上报了有2.11万家企业,其区域包括上海市、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江西省。

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统计则只有2367家企业,但包括北京、天津、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河北、 湖北、湖南、青海、新疆、宁夏、西藏、内蒙古等省区市。

在其他领馆中,青岛总领事馆统计有2666家企业,统计区域为山东省;广州总领事馆有2144家企业,统计区域包括广东、海南、福建、广西;沈阳总领事馆驻大连办事处有1180家企业;区域包括香港和澳门的香港总领事馆统计区域有624家企业;重庆总领事馆统计有610家企业,统计区域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沈阳总领事馆统计的有366家企业,包括大连之外的东北三省。

台湾地区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统计有888家日系企业,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则统计有253家日系企业。

还没有公开数字显示,在华日本企业数量下降。同时,从数据和公开消息看,也没有日本企业进军中国西部地区的明显势头。总体来说,日本企业在中国似乎处在平稳运行期。

张勇分析说,现在日本国内越来越‘空心化’了,很多产业、工厂为了方便,改到劳动密集型、产品容易销售或者有较大市场的地方去设立企业,或者开展一些商业活动,这样做成本会降低很多,“表面上看,日本国内的产业被掏空了,但是如果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只不过是把产业链条放在国外了,其实大部分收入还是会回流到日本。”

而从职业划分来看,在海外的日本人最多的为民间企业人员,包括商社、银行证券、保险、制造业、运输业、建筑、林业、不动产等等,占到总数的54%,接下来是留学生、教师以及到国外的研究人员,占比22%。

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日本人所从事的职业方面来看,其中11.72万人为民间企业从业者(包括本人和同居家族人员,下同),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包括报纸、杂志、电视、通讯社等)有320余人,自由职业者(包括僧侣,文艺人士,建筑业、服装业从业人员,美容美发业从业者等)有4000余人。而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有1.18万余人,政府公务人员有1408人。

在张勇看来,就社会发展阶段来看,日本是一个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在节能、环保、能源等诸多领域都有大量的技术人员,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补课”阶段,这就给部分日本人提供了来华居留的机会,“在2006年前后,很多媒体就在探讨,中国可以从日本吸引这些比较好的熟练工人,为他们提供比较高的待遇。还有一些已经退休了的熟练工人,他们不愿意呆在家里,也可以通过返聘的形式请过来发挥余热。”

苏州的日本故事

“中日关系每紧张一次,日本投资就趋缓一次,2013年1到10月份引进日本注册外资6.7亿美元,同比下降55%,日本人观望态度明显。当然还要考虑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日元竞争性贬值加剧等因素。”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贺进| 苏州报道

霓虹闪烁的料理店招牌,声调平稳的关西腔---苏州高新区1000米长的“日本街”,一派异域风情。

从1999年第一家日本餐厅,到如今上百家的“日式”商业场所,“日本街”迎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

谛听钟声的城市

“日本人主要是伴随大量日企而来。”苏州商务局外国投资管理处副处长张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日本企业眼下正成为“苏州模式”的有力延续者之一。这种作用最早还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彼时苏南乡镇企业渐露疲态,苏州开始在高新区和工业园区等开发区大力吸引外资。

这座因中新苏州工业园创造了中国对外开放新模式的城市,“在90年代初有些日本的小规模加工企业进来,高新区等地引进了服装、纺织厂。”张颖说。

其实从历史和文化上,日本人对苏州确实是有一种特殊感情。

日语中模拟汉字读法有两大系统---“汉音”和“吴音”,后者就是用苏州吴语来进行发音。

另一个深受日本人喜爱的风景就是“姑苏城外”的寒山寺、枫桥,切合了日本文化中常见的乡愁和清淡。

苏州淑德日本语学校的教师稻叶宏明向本刊回忆说,他2010年来苏州前,学长就给他描述过这个小桥流水、园林雅致的水乡,令他无比向往。一到苏州,他乘船游览河道、古镇后,赞曰“不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枫桥夜泊》其实曾选入日本小学课本。在日本文化中,除夕夜听到108下撞钟,是带有诸多好运的象征。自唐代起,日本多地就仿建了寒山寺,寒山寺的钟声由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1979年,日本池田市听钟代表团10余人到寒山寺聆听夜半钟声。从那以后,池田市日中友好协会与苏州对外友好合作会合作,每年举行听寒山寺钟大型友好交流活动,至今已连续进行了30多次。

2006年5月,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先生第一次来到苏州。他说:“苏州和苏州寒山寺是我向往的地方。”

到1994年7月,苏州的日本企业家为了交换信息,彼此交流,专门成立了苏州日本人会。如今它已更名为苏州日商俱乐部,拥有300多家企业和个人会员。

据高新区商业街一料理店赵店长介绍,当时不少日本人集聚在高新区“锦华苑”等小区,有精明的中国老板瞄准商机,在离日本人不远的这个商业街上开了家“一文钱”日本料理店,赚得盆满钵满。

此后,中国老板们又相继开了餐馆、酒吧、理发店、超市等等,形成了如今熙熙攘攘、霓虹闪烁的“日本街”。

进入新世纪,伴随日资涌入的日本人迅速多了起来。“那几年是苏州日资增长特别快的几年,市长带的招商队都是上百人,在日本开大型招商会。佳能、松下半导体等世界五百强在苏州都有十几年历史了,许多都是那时进来的。”张颖说。

高新区是日企在苏州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据2002年的当地报纸记载:常住高新区的日本企业管理、技术等人员已经超过1000人,日资占到了苏州新区新批外资的45%。

像日本的中国生活

在张颖印象中,苏州的日本人从2005、2006年真正多了起来。2005年苏州开办了江苏第一家日本人学校---苏州日本人学校,解决了日本人子女读书问题。

这所学校现有400多名日籍学生,也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日本人学校。它就在“日本街”南端玉山路上,由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和日本企业家一起筹资建立。

其实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一个10年里,日本企业在中国一直据守着高端家电行业。2005年是新一轮“中日合资运动”的开始,这甚至被中国商务部写入《2005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除了家电,汽车也成为日企的新领域。

这一年,松下集团在苏州高新区奠基了在这里投资设立的第五家企业,以及全球最大半导体生产基地的首座工厂。

苏州的地理优势明显,是离上海最近的唯一一个国家级高新区,能满足日资节约成本的需求:人力成本和运输成本都明显低于其他地区。

也就在2005年7月,苏州高新区日本工业村开村。这家约133公顷的工业村主要吸引日本中小企业,改变了在华日本企业“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传统形象,为大企业提供了专业化的服务。

41岁的池田银行苏州代表处首席代表寺田伴之2008年首次来到苏州,这是他生活的第一个中国城市:“我觉得苏州生活比较安心,长女、儿子都在苏州日本人学校读书,他们和日本小孩一起打网球,训练足球,正式比赛时还可以与中国小孩一比高下。”

“苏州生活与日本没什么两样,我小孩在苏州伊顿国际学校上幼儿园,老师都是日本人,这里也有了日本医院,医生都是日本人。”34岁的池田银行苏州代表处的久保大典周末常带孩子去苏州乐园和动物园。

目前,苏州的日企集中在高新区、工业园区和常熟市三大集聚地。“日本人的投资以大中项目为主,四成的项目在9000万美元以上。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电子元器件、纺织服装、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零部件、模具制造、机械制造等行业。”张颖说。

2007年日本大和房屋工业株式会社在金鸡湖畔以5.05亿元拿地,开发小高层公寓。世界最大的工业化住宅开发企业日本积水住宅株式会社姗姗来迟,2011年在苏州相城区拍得一块地,它将在沈阳、无锡、太仓、苏州市区打造住宅区。

日本大中企业进入的苏州步伐仍在加快。据苏州市商务局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处宋耀平介绍:“苏州日企的日籍人员2011年为4044人,2012年增加了400多人。”

“我每周五都会去购物,买东西很方便。”稻叶宏明3年前从洛阳来到苏州,“听说苏州日本人特别多,想体验一下在日本人集聚的城市生活有何不同”。

起伏的数字

日本也是家庭观念比较重的国家之一,众多日本职员家属也跟随来到了苏州。寺田伴之和久保大典都和妻子小孩租住在狮山桥附近的高级公寓。“公司统一安排的住处,那儿可以收看到日本国内频道。”寺田伴之说。

寺田伴之的妻子婚后辞去了银行的工作,专职照顾小孩,寺田伴之说:“想过奢华点的生活妻子需要工作,过普通人的生活,妻子就用不着出去了,现在开销最大的就是家庭的假期旅游。”

总结历年的投资情况,张颖说:“中日关系每紧张一次,日本投资就趋缓一次。2013年1到10月份引进日本注册外资6.7亿美元,同比下降55%,日本人观望态度明显。当然还要考虑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日元竞争性贬值加剧等因素。”

2012年,日本一家位居世界500强的打印机制造商取消了在苏州增加投资的计划,转到了越南。不久前,苏州又有几家小型日企搬到了东南亚。

宋耀平说:“这些与苏州日益增长的地价和人工成本也有关系,搬走的只是几家小制造企业。”

走访了大量苏州日商后,张颖认为:“我们通过调查问卷判断,在苏州的日商仍看好中国经济,对苏州的投资环境仍比较认可,所以苏州的日企大规模转移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和原材料、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影响,近期日本投资形势趋缓的情况很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

对于数字统计的日本人增加趋势,“这有个时差,一到两年的滞后,2012年的项目今年才投资。其实2012年四季度以来,苏州引进日资新项目数量和资本金额同比均有所下降,形势不容乐观,储备项目受到影响。很多日本人对他们的政府也不满。”张颖说。

2012年“9.18”期间,稻叶宏明正巧在“日本街”吃料理,有饭馆的玻璃被击碎。父母看到新闻后,连续打电话催他回国。

“我没想着回去,我觉得这些不会直接伤害到我,我认为工作是第一重要的,我的工作没人做,会给其他老师造成麻烦。”稻叶宏明说。

久保大典那时正在“日本街”吃中餐。“我不担心,老婆有些担心。没感觉有多危险。”久保大典说。

还是在2012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来苏州拍了部《世界水纪行·苏州》,称:“曾想在这个黄金般的国度冒险,不曾想被这青瓦白墙、流水潺潺的水乡所惊叹。”这座由历史进入日本人视野的小城,对于日本人来说,依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铁血立场。

全部评论
加载更多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