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德国中产阶级为何成为纳粹党“中坚力量”

核心提示:德意志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之间存在亲和性,德意志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的基本特点,它们在德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共同点,及其在危机状态下的意识倾向与纳粹主义的联结点。

二战前德国中产阶级为何成为纳粹党“中坚力量”

本文摘自《世界历史》2000年第06期,作者:李工真,原题:德意志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

德意志中间等级泛指处于以工业大资产者、农业大地产主、贵族权力精英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与以工人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之间的社会中间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德意志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对纳粹党的参与都超出它们各自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例如,1930年9月大选前,在纳粹党39.8万党员中,城市独立经营者(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9%)占21%,小农(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10%)占14%,职员(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12%)占26%,官员和教员(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为5%)占8%,他们(在总人口中共占36%)总共占纳粹党全部成员的69%(注: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90页。)。三年后纳粹党膨胀了10倍,人数达390万人,中间等级成员的超比率优势仍然保持在62%以上的水平。这些党员中的62.2%充任纳粹党的各级领导(注:埃克·亨尼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法兰克福1982年版,第165页。)。至于党的最高层成员,更是清一色的来自中间等级家庭。因此,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间等级是纳粹党的“载体阶层”与“中坚力量”。

如何理解德意志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这种亲和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认识德意志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的基本特点,它们在德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共同点,及其在危机状态下的意识倾向与纳粹主义的联结点。

一、作为“老中间等级”的“独立经营者集团”

在大资本与劳动者之间,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企业主、小农为代表的“老中间等级”,构成一个“独立经营者集团”。在英国,这些人被平稳、快速地融入工业化社会,成为都市化社会中令人瞩目的装饰图案;在法国与美国,独立经营者始终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他们不仅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甚至成为工人的一种职业理想;而在德意志,这些处于中间地位的独立经营者从来就不意味着充满活力的历史先行者,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布尔乔亚也多少有共同之处,因为德意志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充满活力的布尔乔亚。

自15、16世纪以来,德意志“市民社会”的梦想被一系列历史因素所击碎。地理大发现导致欧洲经济中心的西移,地处内陆无法参与远程殖民贸易,极度的邦国政治分裂化与关税壁垒,“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古老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破坏,所有这些都一再中断了德意志本应具有连续性发展的都市化进程(注: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如果说18世纪以后城市“独立经营者集团”能有所发展,那倒要感谢德意志各邦国君主“开明专制”下的“重商主义”政策。对国家保护性政策的长期依赖性,使他们从来就缺乏对民主政治的强烈信念。

19世纪上半期开始的德国工业化浪潮给家庭手工业者带来灭顶之灾,惟有与人们切身需求直接相关的手工业者,如裁缝、鞋匠、厨师、理发匠、泥瓦匠才能存活下来(注:托马斯·里佩尔代:《德意志史,1800-1866》),慕尼黑1983年版,第214页。)。面临严重“超员”的手工业者对任何变动都感到威胁,对陌生外来者备加防范,他们反对工业化,反对工商业自由,反对自由迁徙的公民权。在经济行为上,他们不具有冒险精神,而是充满胆怯;在市场上,他们不具有扩张性,而是防御性的;在政治观念上,他们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保守主义的,因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是一种进步因素,而是一支妨碍性力量。

独立的小企业主、小商人们也属于这个集团。在激烈的工商业竞争中,他们的行为态度同样是防御性的。他们大多以冷淡的观望态度来面对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扩张。德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希汉指出:“这些人并不以一个生机勃勃的工业化社会为理想,他们希望的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领导一个自己的企业,他们想要的是一个不断繁荣的小企业和个体商业的独立经营者共同体,来避免那种在文化上起破坏作用的工厂制度。”(注:詹姆斯·希汉:《德意志的自由主义,从18世纪的开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770-1914》)

自19世纪后半期德意志帝国(1871-1918年)进入高工业化阶段以来,城市“老中间等级”受到现代化进程更强烈的排挤。这个过去城市居民的主体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不断下降,由1848年的44%下降到1882年的27%,到1930年仅剩9%(注: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第190页。)。

这种直线下降直接与德国在工业化世界中最早完成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过渡相关。对于实行民主政治的美国来说,这个阶段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经济的中央组织化,结束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而德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就开始了,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完成了这场过渡。究其原因在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容克贵族传统权力精英们认为:“经济上的巨型组织要比这些中、小企业有效率得多,指挥起来也要方便得多。反过来讲,老中间等级即使在经济上发生虚脱,也不会产生大工业界在虚脱状态下所带来的那么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注: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第169页。)因此,国家通过提供无息贷款、关税保护,承认卡特尔协议为合法等手段(注: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第64页。),虽然满足了工业大资产者经济上的发展需要,也带来了经济“跳跃式的发展”,但却首先危及到“老中间等级”的社会安全。由于不再能得到国家的资助,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才可能跻身于工业大资产者上层,绝大多数不能保持中间地位的人,则滑落到无产者行列之中。在工业化快速进程中,小农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农产品价格的下落与农业贷款利息的上升导致了小农人口大量流失。1871年,德意志人口的64%还居住在乡间,而到1910年,乡间居民只剩35%,其中,除大地产主与农业工人外,小农仅占总人口的15%左右,而到1930年只剩10%(注:托尔斯泰因·菲伯伦:《德帝国与工业革命》。国家对贵族大地产特别的优待和资助,本身意味着对小农的冷落和歧视,因此,他们与城市“老中间等级”一样,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附属物,其意识是以一种过了时的“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追求为方向的。

等级上的隔阂感、对工业化的陌生与畏惧以及要求国家的保护,刻画出了整个“老中间等级”的心理特点。丧失旧有独立性的威胁和陷入社会分化过程的担忧,使他们中的败落者早就在寻求一种向后退却的反经济自由主义、反工业资本主义、反都市化运动,即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了,这种人也总是习惯性地在犹太同行竞争者身上寻找“替罪羊”。

二、作为“新中间等级”的“职员集团”

作为“新中间等级”的“职员集团”,其成员是第三产业服务性行业中的执行者:如餐厅酒巴的服务员、商店的售货员、银行的出纳员、邮政局的邮递员、加油站的接待员,以及大企业中的参与管理者,如秘书、会计、监督员、管理员、技术员、工程师和司机,总之,一切能被称之为“白领阶层”的受雇者。随着第三产业的日益发展,工业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不断现代化,这个“白领阶层”的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并在总人口中具有最大的增长率。他们从1882年的1.9%上升到1907年的5.7%,并在1930年占据了总人口的12%(注:埃克·亨尼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第113页。)。

“服务型职员集团”形成一个独特的职业新世界。他们的工作特点就是与各式各样的社会圈子里的人打交道,跟来自任何阶层的人“套近乎”,这尽管造就了现代世界的一种文明条件,但他们从不羡慕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个集团也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中间等级”。在经济上,他们并不是“独立经营者”,这使他们有别于“老中间等级”。在政治上,他们并不属于统治者阶层,这又使他们有别于“公职人员集团”。如果人们寻找这些服务型职员与非产业工人的区别,如百货公司的女售货员与女裁缝、餐厅服务员与泥瓦匠之间的区别的话,只能从一种“自我意识”中才能找到。那种“高于工人一等”的意识在现实中并没有坚实的基础,以致于他们也被称为“虚假的中间等级”(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103页。)。但恰恰是这些自我社会身份最成问题的人,比任何人都更为响亮地捍卫中间等级的思想与特权。

对于大企业中的“参与管理型职员”,德国社会学家卡尔·伦勒尔作过这样的概括:“这是一些资本家花钱雇用的帮手,他们不是作为工人,而是作为受雇于老板的‘私人官员’出现的。他们虽没有受雇于国家,但仍在私人企业的小社会里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官僚主义气息。因此,除产业工人外,还出现了这种技术管理意义上的‘服务等级’。”(注:卡尔·伦勒尔:《现代社会的变化》(维也纳1953年版,第211页。)从根本上讲,这类职员与产业无产者一样属于受雇者,但作为受雇者,他们又与产业工人有着重要的区别:他们在劳动时间、劳动收入、劳动独立性方面有着比产业工人优越得多的地位,他们与产业工人还有思想方法上的不同。德国社会学家海因里希·波皮茨作过这样的比较:“产业工人用两分法的观点来看待这个社会,他们将社会视为一个分裂的世界,一种人高高在上、一种人处于底层,而他们自己正处于底层。职员则从等级观念出发来看待这个社会,他们只认在他们之上的上级和处于他们之下的下级,并看到自己处于中间位置,因而在等级上有着敏锐的辨别力和敏感性。这种人总是力图证明自身也具有特别的社会地位,其目的是想掩盖他们靠工资为生的依附性现实。”(注:海因里希·波皮茨:《工人的社会观》(蒂宾根1961年版,第242页。)

职员身上呈现出强烈的现代化进程的痕迹。专业化资格和劳动位置上的区别,将技术员与企业管理人员、女秘书与女售货员区别开来,而机械化、传统工作方向的丧失、劳动市场的流动性和无名性,又总是偏爱那些更有效率、更年轻、更漂亮的后继者。这种社会蒸馏形式有着共同的方向,它用宣传媒介操纵大城市的业余时间,并满足消费世界的需求。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指出的:“这个理性化的、精神空虚的、以消费为方向的工业现代主义世界,正是职员思想意识矛盾性发展的致命性象征物。”(注: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职员》),法兰克福1971年版,第97页。)

“职员集团”这种介于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状态,将其所有成员推到了社会和政治地位难以确定的“冷、热水交替浴”中。他们在政治上的摇摆性,随着经济形势的波动表现得最为明显。早在德意志帝国时代,“他们的政治选择已经表现出一种无法估量的多样化,没有任何一个以阶级名义进行宣传的政党能有把握地赢得他们的支持”(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第103页。)。

现代性、优于工人的特权虚构、“向上爬”的方向、对地位下降的恐惧,在职员中造成了一种爆炸性的混合。一旦他们对理性化未来的希望在危机中破灭后,从中发展起来的只能是一种超比例地向反理性的右翼激进主义的政治转向,尤其那些犹太资本占优势的第三产业中的职员,他们表达出来的愤慨中,早已流露出了反保守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反犹主义特征。

三、作为“普遍阶层”的“官员集团”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条专制国家的道路上,容克子弟之所以能处于国家政治与军事领导的顶尖位置,主要依据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贵族世家的高贵血统。这种“权力精英贵族血统化”传统可追溯到腓特烈大帝提出的理论:“惟有这种血统才能确保他们对政权的忠心耿耿。”(注:彼特·鲍格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格尔默尔林1966年版,第75页。)因此,不是由这些搭上“血统自通车”、担任高级公职的容克子弟,而是由他们代表国家招募来的市民子弟,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公职人员集团”主体。

“公职人员集团”由两大类成员组成:一类是由中、下级官员组成的“官员阶层”;另一类是由各级教师组成的“学者阶层”。现代化管理上的多重复杂性,教育对社会的重要作用,使“公职人员集团”人数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1907至1930年,这些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拿国家薪水的人,一直较为稳定地维持在总人口的5%左右(注:埃克·亨尼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第113页。)。中、下级官员虽然构成“新中间等级”的一部分,但在意识上将自己作为“普遍阶层”来感受。这种感受源于黑格尔所下的定义:“这是一种现代国家的普遍阶层,它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具有将社会的个别利益与进行平衡的国家行动彼此联系起来的功能。”(注: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现代德意志社会史》(科隆1970年版,第55页。)作为受雇于政权的专门性管理人员,这个“为国家服务的等级”在整个官僚机构中拥有强有力的职业地位,“国家公益保护者”角色的自我理解,使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具有独裁主义、官僚主义气质的国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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