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时间围城(转载的一篇波兰游记,对波波的历史概括的很好)

出发之前,我把手表留在了家里。有些旅行的作用正是在于打乱日常生活、击碎时间。 我以为波兰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地,它在欧洲大陆的偏远角落,在罗马与拜占庭之间,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昔日强光的照耀下,在至今浓雾未散的铁幕中。 欧洲总被分成“创造的西部”和“模仿的东部”,要说中欧,也无非只是一个东西方之间粗糙的平均值。16、17世纪,波兰一度与立陶宛建立联邦,成为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并未成就什么霸业。有学者说,中欧是不存在中心的,即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也称不上,中欧的内核是想象性的,以一种“离心的方式”缓慢地运行。 在我所见到的波兰人身上——和我去过的其他中欧国家一样——大概就有这样一种离心的距离感,一种对他人的警觉、对所有暂时的人来往去的冷漠,不至于令人不悦,而只是匆忙,比起周遭的人事,他们更愿意专注于例行的习惯——公文包、宠物、随身的书、酒吧里的酒精、公交站周围无聊的空气。这种自顾不暇的性格本身就是一份证据,将这个国家的存在指向了20世纪的黑暗历史,以及此前所有经过波兰的抢掠、屠杀、战争和大国政治的阴谋。 波兰人有一句经典的自嘲,“嘿,事情还没有那么糟。”或者,用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斯瓦娃·辛波斯卡(Wisawa Szymborska)的话来说,“我们继承希望——领受遗忘的天赋。你将看到我们如何在废墟中生养子女。” 诗人的语言,为所有来到波兰的客人做出了提醒。

乌鸦

在华沙(Warsaw),最先向我们张开怀抱的是城里的乌鸦。这些黑色的鸟儿在山毛榉的枯枝败叶中跳跃,在迷蒙的天色里飞翔,完全抢走了鸽子、喜鹊这些“善类”的风头。据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tz)的讲法,“每一只乌鸦都有一根属于自己的树枝并将它视作自己的地盘。”而栖息在华沙的这一群沾染了几分凉意,成了中欧之冬的主人。

舒尔茨就生活在二战时期的波兰,是作家、画家,也是犹太人。因为得到一位颇通艺术的盖世太保军官的保护,躲在军官幼子的卧室里创作壁画,得以维持生计。一年后,另一位盖世太保枪杀了他,因为这位军官曾经庇护的一位犹太牙医死在舒尔茨的庇护者手里。这像一个游戏,“你杀了我的犹太人,我也干掉你的。”

纳粹把波兰称作“世界的阴沟”,华沙的百余万人口在二战中死亡过半。希特勒的计划是,战争过后,这里将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作为一座火车站供人往来。

由于他在战前就扬言要侵占波兰,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提前着手对华沙进行了全面测绘,为日后重建留下了大量照片、图纸。战后,他们顶住苏联当局的压力,坚持按原样重建华沙,尤其在古城,有些细节部位若缺少参照,宁可留出空白,待日后补齐,也不贸然改动。华沙居民也被动员起来,参加捐款和义务劳动。

与古老欧洲的许多城市相比,华沙虽是新城(现在的城市主体多完成于20世纪50-70年代),但每走几步就要路过一个旧物,有时是一座老教堂,有时只是搭一根线在马路上方,以示战前这里有一座桥,更多的是几根柱子、几块地砖、半扇门廊以及各种建筑表皮上密集的弹孔。这座城市的重生并不追求焕然一新。在华沙不断遇到的乌鸦,一再加强着我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斑驳的杂色、衰败的青与黄。一些奇怪的现代建筑试验穿插其间,比如一座号称世界最窄的房子,夹在两座楼之间,仅有1.5米宽。倒是那些爬山虎疯长如火,成了昔日战火的替代品,至今燃烧着墙壁。

重建工作到今天仍在继续,当我们走进一些教堂,导游会提醒我们注意那些新刷的油漆。若早几个月来,便看不到那尊金色的天使,再几个月之前,那幅耶稣画像也还没有挂上。 城区里保留了大片空地,看起来不像其他大城市那样拥挤,可这也是战争后遗症,这些土地现在产权不明,有许多案子堆积在法庭。

在城市的近郊,用战后清理出的废墟堆积成一座座“假山”,电线杆歪斜着,极不自然地绵延起伏,自成一条骇人的天际线。 除了这些“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城市机能的重新安排也充满了讽刺。比如,波兰国防部的对面就是俄罗斯大使馆,占地面积惊人;号称养了150只松鼠的肖邦公园里,有一条“中国大道”,是与中国五矿的合作项目。

导游说,二战后的老华沙,没变的只有三样:“土地、天主教、共产主义”。 城中心最显赫的建筑物当之无愧是科学文化宫——这是斯大林留给波兰的礼物,当时的华沙人显然不能再拒绝。不过现在,到底是拆除还是保留这个带着典型前苏联建筑风格的庞然大物,一度引起过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时代留下的不祥之物,早该被清理,另一种意见则说,留着无妨,且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多数历经二战洗劫的城市都有这样的自觉,袒露一些历史的伤痕,不让时间轻易滑过。可是没有谁会永久地停在过去,尤其是在新的时代,“见风使舵”并不是一个坏词。

位于戴高乐广场的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89年之后改成了股票交易所,如今楼下卖的是万宝路和法拉利。科学文化宫的周围也是写字楼林立,正对面就是著名的瑞典服装品牌H&M,许多因为战乱而移民国外的波兰商人回到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让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在绝对高度上挑战昔日的巨人。

只有老城广场还是旧模样,一半是因为勿忘历史,一半是需要吸引游人。这里倒是没有了乌鸦,美人鱼雕像是华沙的守护神。游人多的时候,鸽群会来。只是我清早便到了,广场上十分冷清,只有一位旧贵族打扮的守卫来回溜达,正指挥工人打扫,路边摆着一扇弃用的铁窗,像是一颗卸下的心房。喷泉旁边,一只死鸽子湿哒哒地躺在那里。

起义

Warsaw,变换一下字母顺序,就是saw war(见证战争)。导游说,如果华沙是一个人,那么他只有一只眼睛或一条腿。而波兰导演安德烈·瓦依达写了一句电影台词,“没有起义军的华沙,就像失去了一只胳膊。”

18世纪晚期,俄国将波兰占为附属国,伙同奥地利、普鲁士一起,瓜分了波兰国土。华沙被划归普鲁士。

19世纪中叶,俄国士兵在波兰为所欲为,一度关闭了华沙所有的礼拜场所,甚至逮捕了参与礼拜的平民。全国默哀,华沙的妇女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一直身着黑衣。华沙起义。

1944年8月1日,华沙再次起义,向德军发起攻击,想抢在苏联军队到达之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政权。德军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则暂停了行动,等待纳粹帮他们消灭控制波兰的最后障碍。最后双方各有1.7万名战士牺牲,华沙市民死亡人数达到20万人,剩余人口被驱除出城,德军撤离时还在城内埋下地雷。

在华沙随处可见两个英文字母——PW,刻在墙上,或随手涂鸦,这是这座城市的密码,拼成一个铁锚的形状,扎在华沙的肉体。它是波兰语Powstanie Warszawskie的缩写,翻译过来还是那四个字——“华沙起义(Warsaw Uprising)”。

如今在各种雕像、碑文、教堂的门口,仍然摆满了鲜花和蜡烛,纪念此地揭竿而起的传统。本来是由纳粹从瑞典运来庆祝胜利的大理石,后来被铸成了犹太英雄纪念碑,德国总理曾在这里下跪。在发生过巷战的街区,在寻常百姓的家门口,都摆着祭台。我们在参观的途中,不断遇到有人经过,匆匆添上一枝花,还见一位妇人一袭深衣,用黑色围巾包着头,点燃一支蜡烛,不顾这帮吵闹的游人,静默半响。

事实上,直到1989年之后,华沙市民才被允许公开纪念二战时期的华沙起义。每年8月1日,华沙会再次拉响警报,路人停步,车辆停驶,全城默哀。起义过去45年后,在波兰高等法院旁,才建起一座华沙起义纪念碑,用几座巨型人物雕像重现了当时的华沙人在下水道里打游击、在街头杀敌。

纪念碑的马路对面就是波兰的军队教堂。一道铁门上赫然刻着“为耶稣而战”,而里面专辟一室,祭奠卡廷惨案的4421位亡灵。卡廷惨案是现代波兰人的另一道顽疾,当地人对这个话题依然有抗拒,因为容易引起激烈争吵——前苏联和纳粹政府一度互相栽赃。 “一个人对卡廷事件的态度,决定了他对波兰是否忠诚”,一路上嘻嘻哈哈的导游在这个问题上露出了严肃的神情,他说:“波兰人不喜欢苏联,但喜欢俄罗斯人;波兰人不喜欢德国,也不喜欢德国人,因为他们开奔驰,因为他们足球总是赢,因为他们骄傲。”另一位导游则说,他的外公曾经告诫他,德国和苏联都是波兰的敌人,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苏联总是宣称自己是我们的朋友。”

看我们对这些旧事感兴趣,导游提议去墓地看看。刚好我们在华沙的停留时间赶上了天主教的诸圣节,这一天是波兰的法定假日,类似中国的清明。

这一天的清晨,全城的建筑物像老人一样咬紧牙齿,一声不吭。除了几家花店,绝大多数店铺都关了门,路上也没什么车流,因为临时开了C字打头的公交车,通往各大墓地。就连密集的住宅区里也不见人影,偶有一扇虚掩的窗户,宛如一声叹息。

寒风之中,老人们最先出门,他们提着塑料袋,推着小车,里头全装着花,赶往车站集结。年轻人多睡了一会儿懒觉,稍后才出来,有的还带着自己的小孩。突然一阵风把落叶吹起,我看到马路对面的一个男人把花篮装进后备箱,又独自坐回前座,发动了汽车。人们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好像早就习惯了这样的仪式,接受了人之为人这基本的悲伤。

我们比预计的行程晚了一些,下午4点才赶到城西的Spokojna公墓。整个华沙城的居民似乎都聚集于此,我们只能在人群中举步维艰。此时天已经黑了,还下起小雨,不太看得清逝者的墓碑和活人的脸,只有烛火因为玻璃瓶的保护,在这黑暗中小雨里浮萍一般地闪烁。 导游把脚步放慢,为我们介绍,某处安葬的是一位18世纪的飞行员,某处是一位作家、一名演员、一个无名烈士……其中有许多人都是死于战争死于反抗。可他觉得今年扫墓的人已经有所减少,这让他感到遗憾。这些微光,无法再点燃惯于起义的华沙被雨淋湿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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