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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是我青少年时的梦想。我常常想象,我穿着军装,拿着枪,在我们街上军分区大门前站岗,同学、朋友、邻居、熟人见了,奔走相告:“贺小二子当兵了,真威风!”

一九七一年,十六岁时,我真的当上了兵。那次征兵对身高的要求很严格,不能低于1。72米,听说是到南京守卫长江大桥;这更让我欣喜若狂。一九六九年九月,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每天有多少中外游人到那里参观啊!在那里站岗倍受瞩目,那可比在我们军分区门前站岗气派多了。

元月七日,一个阴暗寒冷的早晨,我们在鞭炮锣鼓声中,登上了轮船。第二天下午,抵达南京下关码头。上岸后,跑步开进一个部队大院。在那里稍事休息,又被分到各个连队,我分在三营十连。我们连在一幢营房前面集合,连长拿着花名册开始点名。他叫到一个名字:“王鸡屎。”无人答应,队伍里发出一阵笑声。我想,什么名字不能起,偏偏起这么个名字。连长又叫了一声,仍然无人答应。指导员过去看了一下,喊道:“王箕筛。”有人应了一声,大家都朝那人看;那人也就是王箕筛,显得很窘,干咳几声,眨巴着眼睛,看着左右。连长点名后,指导员讲话。指导员是一个精明强干、能说会道的人,两眼炯炯有神,右眼上眼皮有一块疤,不怒自威,连里几个干部包括连长,都对他毕躬毕敬,一看就是个强势人物。他向我们介绍了连里几个领导的情况,又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是浙江人,一九五五年兵,当过侦察兵排长;这时连长插话说,还参加过一九六四年全军大比武。指导员又说,浙江人讲话不好懂,被单、扁担、皮带、皮蛋分不清,都叫作“比带”。最后,副指导员也讲了话,他着重要我们“搞好委绳(卫生)”。

晚上,自由活动时间,大家都坐在地铺上,有的和老兵谈心,有的写信,有的学着整理背包。这时从门外进来几个人,有连长、指导员,还有到我们那里带兵的陈参谋和胡副营长,为首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大家叫他肖参谋长。他们慢慢地在每个地铺前走着,有时停下来,和一些战士谈话。走到我跟前时,肖参谋长说:“这个小伙子挺不错。”我站起来后,他又说“高了,高了。”问我是哪里人,多大年龄,读没有读过书,然后又摇摇头说:“挺不错的,就是高了。”他们走后,有人说,要在我们这批新兵中挑选25人,到上海警备区去。但看来我没有被选中,真是遗憾,不然就要到上海南京路霓虹灯下去站岗了。

第二天下午,参观南京长江大桥。我第一次见到长江,望着波涛汹涌的江水,不由豪情万丈。我的父母都是战争年代当兵的,但一九五五年就转业了,我常为此遗憾;如果还在部队,可能也当上军分区司令员一级的干部了。现在,我接过了他们手中的钢枪,我要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我们又从桥下乘电梯到桥头堡上去,我也是第一次乘电梯,电梯上升时,我不由说了一声:“腾云驾雾。”这时,电梯里一个南京中年男子问我:“你刚才说什么?”样子很不友好。我茫然不解,问:“说什么了?”那人又说:“你说腾云驾雾?”我说:“说了,怎么了?”他说:“腾云驾雾是封建迷信的东西,你知道南京长江大桥是什么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你怎么把它说成是封建迷信。你是解放军,说话要注意身份!”这让我没有想到,自从穿上军装以来,我感受到的都是羡慕、景仰的目光,今天却被人教训了一顿,看来,以后在这长江大桥上站岗,还得小心谨慎才是。

可是,自从昨天分到连队以后,我就隐约感觉到,我们不像是守卫南京长江大桥的部队。我们班里的两个老兵,个子都很矮,那个浙江兵庞根强,还不到一米六。还有,这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干部和老兵,是从军区各个部队抽调来的,我们连的干部和老兵,则来自在镇江大茅山的6532部队,而6532是一个工程兵部队。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回来后,我给家里写了一封平安家信,问庞根祥部队的地址怎么写,他说,这里是军区政治部机关大院,我们只是暂时驻在这里,地址还没有定下来。

果然,三天以后,部队开拔了。一营去了南京南边的溧水,二营去了南京栖霞山和幕府山,我们三营和团部去大别山。那次挑选出来的二十五名新兵,也没有到上海警备区去,而是分到了团部警通排。大别山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只记得小时看过一部电影叫《风雪大别山》,讲的是红军在那里闹革命的故事。一天晚饭后,我们上了火车。汽笛三声,火车喘着粗气开动了,不久,从车窗看见了下面烟雾濛濛的长江,原来火车正行驶在长江大桥上,那么,火车是往江北行驶。再见了,南京!再见了,长江大桥!在大桥上站岗的梦想破灭了。我真是后悔,当时怎么不拍几张照片呢?八点多钟,火车经过一个车站,站牌上是“滁州站”三个字。有几个人争论起来,说“滁”是个什么字呢?一人说是“除”,但立即被另一人否定,那人说:“除字没有三点水,这个字的旁边有一个三点水。”说这话的人,外号叫大丫头,他的家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的灌溉渠旁,比我大七、八岁;他十几岁的时候,脑后还留着一条小辫,除了那条小辫,他没有一点丫头的样子;自从在人武部新兵中见到我那一刻起,他就变得跼踀不安起来,可能是怕我将他这个外号公开出去,他理直气壮地说完那句话,又随即胆怯地瞟了我一眼。入夜,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人们进入了梦乡。我没有睡意,望着窗外。忽然一阵乡愁袭上心来。我的家乡在哪儿呢?火车正向西北方向行驶,那么我的家乡应该在东边了,故园东望路漫漫。此时春节将临,正是一年之中最快活的日子;而今年却来到这寒冷、荒凉的原野上,也不知将奔向何方。半夜,火车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暗淡的灯光映照着“蚌埠火车站”几个大字。蚌埠这个地方,我曾听父亲说过,是安徽北部的一个大城市,淮海战役时他在这一带打过仗。车门没有开,不准下车。二十分钟后,列车又开动了,但我身旁的车窗却朝向了西边,列车似乎又向南开了,“难道还要将我们送回南京。”车窗外面,寒冷的月光下,田野在沉睡,不时出现一些树木和农舍,很快地向后退去。在单调乏味的列车行进声中,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清晨,到了合肥,我们走下列车,跑步来到一个广场;广场上停着十几辆军用卡车,卡车已成白色,蒙着厚厚的霜。我们乘上卡车,在合肥的街道上行驶。天色微明,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疏。汽车驶过合肥西郊,房屋渐渐稀少,随后,展现出一片原野。太阳已经升起,暗淡无光,北风吹着路边的电线杆,呜呜作响。田野里看不见人,也看不见庄稼,看不见绿色,唯见枯树败草在寒冷中瑟缩。远处传来有线广播里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从歌声传来的方向,隐约可见村庄低矮的茅屋。一路西行,平原渐渐消失,展现出一片丘陵地带;越往西行,地势越高,远远近近,山峦交错,绵延起伏。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山丘田野;汽车颠簸、摇晃着向前行驶,有时前面似乎已没有路了,但驶过一座山丘,曲折的公路又在蜿蜒伸向前方。前面天边的地方,出现了隐隐约约的高山的远影。

中午,我们到达皖西的六安县城。六安县城是六安地区机关所在地,有一条三、四里长的东西大街,街上没有高楼建筑,砖头路面,路边还有一些水坑,行人和车辆——牲口车、人拉的车和自行车,在大街当中行走。我们下车休息,喝着水壶里的凉开水,吃了一点昨晚出发时准备的干饼;我走进一家电影院,里面正在放映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海岸风雷》。离开六安,又向西南行进,下午,在六安县独山镇停了下来。我们连驻在镇外一所小学校里;副连长和给养员、炊事班长等人在门口迎接我们。几天后,一批江苏如皋、海安的新兵也来到这里。我们在独山度过了一九七一年的春节,春节过后,又沿着一条盘山公路,向西南方向的大山里行进,步行四十余里,来到皖西金寨县响洪甸镇附近的一个水电站。在水电站的最南边,是一条大河,冬天水浅,可以清楚地看见河底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那里不是天尽处,却是地尽头,公路到此终结,河对岸便是莾莾大山,绵延鄂豫皖三省。河上有一个舟桥部队在建一座桥。我们过了桥,走进对岸的一个山沟,在一个山脚下,看见有三、四排用毛竹和茅草建成的房屋,大约有一个连的战士在那里欢迎我们,其中还有几十名女兵。这儿就是大别山,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任务是开采铀矿。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意欲挑起战事。一九六九年三月,在我们即将召开“九大”之时,苏联军队侵犯我们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被我们打败。以后,又准备乘我国二十周年国庆之际,向我国发射原子弹。林彪发出了一号命令,将中央领导都疏散到全国各地,形势十分严峻。当时,我正在上初中,学校已经不正常上课,修战备公路,挖防空洞,准备打一场核战争。可是,毛泽东主席轻松地化解了这一危局,根据他的指示,我国于当年九月,分别在地上和空中,进行了两次核试验,震动了全世界,震慑了苏联。但当时我国是一个贫铀国,在那样的形势下,产铀,就成为解放军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一九七0年秋,一支集勘探、采矿、冶炼,全程生产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铀的特殊部队,在南京军区建立了,番号为南字七0五部队。部队是一个团的建制,全团五千多官兵,相当于一个旅,直属军区司令部领导。这就是我们这支部队。

那么,到南京守卫长江大桥,又是如何说起来的呢?因为当时这支部队的性质是保密的,就是到地方上带兵的人,也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部队。当年,南京市从南师附中等六所中学的600名高中毕业生中,挑选出40名男生、40名女生,秘密送往当时的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江北花旗营工地,并规定不准和家人联系,不准偷跑回家,不准向任何人走漏消息,就是这支部队在这种保密状态下征的兵。他们于一九七0年的冬天,比我们先一步来到了大别山。而当时到我们那里带兵的,一个是军区司令部的参谋,一个是军区司令部警卫营的副营长。再加上对新兵身高不低于1。72米的要求,于是他们就以为是为军区警卫部队征的兵。那个参谋叫陈建华,辽宁丹东人,长着络腮胡子,性格豪爽,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他的爱人是我们营九连的副指导员。到我们那里带兵以后,他就和一起到我们那里带兵的胡副营长,都调到了我们部队。有一次,他到我们连里来,和我们谈起那次征兵的事,愤愤地说:“这其实就是一场政治欺骗。”

也许我们真的被欺骗了。那次征兵,我们城里的三十多人,基本上是开后门去的,大多数是地直和县直机关干部的子弟,其中还有我们地区两位副专员的儿子。我们连10个同城老乡中,有6人是领导干部子弟,一人的父亲是我们地区中级法院院长,一人的父亲是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母亲是地区妇联主任,还有4人的父亲分别为:地区人事局长,地区交通局长,地直机关党委书记,地区商业局副局长。我们连还有一人,父亲是我县某镇镇长。镇长虽不算什么大干部,却也是一方诸候,权势很大。因此他也是从小骄娇惯的。他将自已划入领导干部子女的圈子,口称:“不和19级以下干部家的人来往。”他的父亲是行政19级干部,他就订了这条标准。平民子弟就更不屑一顾,包括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当兵时他才15岁,吃不了施工的苦,受不了部队的管束,常闹情绪。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妈妈就要来了。等着瞧吧,到时叫他们好看。”第二年,他母亲到部队来兴师问罪,当晚,他儿子的班长出于礼貌去看望她,被她训斥了一顿,还说:马上将我儿子调一个好的工作,至少调到连部当通讯员。“班长向连里作了汇报,连里要查她的政治历史,还准备开会批斗她,吓得她第二天就溜了。当时如果不是说到南京守卫长江大桥,这批干部子弟也许是不会到这个部队来当兵的。但我并不后悔,和平年代,没有战事,军人总不能闲着。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军队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千八百年前,曹操实行“军屯法”,军队在战时打仗,和平时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一边打仗,一边搞生产。到了和平年代,更应该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在部队里,除了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外,干什么工作的都有。一次,许世友到我们部队视察,看到我们条件很艰苦,没有菜吃,就叫后勤部门给我们大量调拨黄豆。那一麻袋一麻袋的黄豆,就是六十军的城西湖农场生产的,当时,我们称从事农业生产的部队为装甲兵(庄稼兵)。

我在皖西大别山区待了四年,于一九七五年调入武汉。一九七五年以后,我们在大别山区的老部队,陆续调往皖南山区,团部在芜湖市火龙岗;一九七九年秋天,我去芜湖执行任务,当年的战友已大多不在部队了,后又听说在一九八二年,这支部队转入地方,从此退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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