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专家是怎么定义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

中国外交进入怎样的时代

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外交要转型,大体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国家利益变了。过去讲国家利益,指的是在国界线之内的本土利益,现在的国家利益拓展到海洋、海外、太空、网络,传统的外交方式已经不足以保护这些利益。第二是国家的身份变了,过去中国是国际体系外的弱国,今天成为了体制内的强国,所承担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等都会发生变化。第三是国际环境变化了,国际政治社会化趋势使中国外交的对象不仅包括他国政府,也包括各种政治势力组成的“世界社会”。每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在批评自己的政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微博抗争。面对新社会生态,片面强调国土利益、仅仅依靠官方渠道去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传统方式已经捉襟见肘。中国的外交可能会进入继毛泽东“1.0时代”,邓小平“2.0时代”进入所谓的“3.0时代”,特征是强调做负责任大国,在外交姿态、心态和理念上更加开放包容,与各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发展外交关系,推进立体外交。

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外交转型有一个核心驱动因素,那就是中国自己变了。这一两年外交手段明显丰富,不仅有外交交涉,还有军事力量的非战争形态、执法力量、对外经济手段中强硬一面的运用。中国外交“2.0时代”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维稳导向”,就是我们的外交更愿意维持现状,而不愿见到改变,我们喜欢和熟悉的面孔打交道,哪怕这个人的政策未必对华友好。这导致我们的外交变成危机驱动型。二是我们不谈价值,只谈利益,至少是讲价值观时不够理直气壮,更不够让人信服。比如在公共外交当中,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传播的途径、媒介,而是传播的内容,我们没有内容给人家。中国外交的转型实际上在最近两三年已经开始了,今后,我们外交的手段会越来越丰富,会越来越愿意提出中国版普世价值观,外交的协调机制会越来越好。

王莉丽(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所研究员):要全面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一个关键途径是推进公众外交。而现在中国的公共外交存在着“逆差”。首先是机制的问题,现在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汉办、外交部,都在推进公共外交,但没有统一的战略,就像九龙治水,资源分散。另外,人家西方的公共外交,有多元化的行政主体,而我们是铁板一块,只有政府。西方的外交智库是国家的智囊团,是政策研究的中心,同时还是公共外交中重要的行动主体,同时还在全世界构建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舆论传播的网络。中国公共外交领域思想库的建设,近些年发展得非常迅速,但是离真正发挥作用还远远不够。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从经济层面说,中国外交也需要转型。对于对外贸易非常少的国家来说,它的外交利益主要是政治利益。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这类情况。当一个国家的外贸已经发展到非常大的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或者说海外资产有相当高的增长,那么保证外贸商路的畅通和海外资产的安全和增值就将非常重要。另外,在下一个十年里,中国会从强调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更多地转向推动建立国际经贸新规以适应我们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繁荣与初级产品市场密不可分。但现在初级产品的超级周期已经结束,向熊市的方向走去。这对许多新兴国家将产生剧烈的负面影响,也势必影响我们未来的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需要怎样的大战略

王小东(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刚刚大家讲到中国外交的1.0、2.0、3.0时代,说明一些重大因素发生了变化,即力量对比。中国的经济力量发展太快,而我们的思想跟不上。就好比肌肉长得太快了,脑瓜跟不上。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脑瓜适应不了力量。

坦率地说,我们以前国力很弱时候的一些口号应该淡化了。比如像“不干涉内政”,现在肯定要干涉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干涉咱们内政多了!我们只要干涉得好,干涉得有道理,干涉得给世界人民带来福利,当然要干涉。特别是往西的那条线,一直走到非洲,我们将来肯定是要“干涉”的。

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外交问题是在国内,民族主义者示威是次要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很多精英人士在政治上不喜欢我们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连内部都团结不起来,你的软实力就是负的,这种情况还说要在外部世界发挥软实力,那就是瞎扯。如果高层精英都不一致,我们在海外怎么弄?

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我觉得这些年中国外交有几个重要的变化,已经可以称之为转型层次上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过去的原则是安全重于领土主权,现在是领土主权重于安全,特别是领海问题上。前些时候有些人在日本使馆前游行,打出毛泽东像,意思是毛泽东硬,现在软,这完全是错误的想法。毛泽东当时的主导理念是安全重于领土主权。上世纪60年代我们和周边多个国家签了陆地边界条约,基础是传统习惯线。为什么要做这些让步?为什么中印边界战争打赢了之后又撤回来?因为那时的国内外条件和现在有很大不同,那时的原则是周边关系重于领土主权。现在这个原则显然已经开始变化。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外交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另外一个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我们有没有一个主导理念?和谐世界算不算?思想、原则、方针、政策、措施,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设计,否则,老是被动。大国外交不能以实用主义为原则。

潘志平(新疆社科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我们有外交大战略吗?我觉得没有。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还是有一事应一事,只是应对。一个国家的大战略是什么?首先要有理念,要有观念,还要有战略构想以及实施这个构想的平台和手段。现在我们喊一些口号,比如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人家会说中国人没有利益吗?我们在国外、在周边,为什么不能讲权益?我们应该有公正的权益,应该理直气壮地说。为什么要羞羞答答,躲躲闪闪,让人家觉得你中国人特别虚伪。所以我认为现在不是转型,而是构建我们的外交大战略。比如我们应该明确,什么是极其重要的利益,什么是重要利益,什么是一般利益。咱们下个十年,和平崛起也好,和平发展也好,现在是时候该有一个大战略的构想了。

吐尔文江·吐尔逊(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员):民族问题和我们的外交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在这方面我觉得一是要在民族问题上做好工作,第二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自信:民族问题毕竟是我们的内政问题,所以外国人颁什么奖我们根本不该拿它当回事。新疆现在的暴力恐怖活动,仍处于一个初级阶段,跟“基地”组织相比的话还是小儿科。但如果我们的措施不当,它就会逐步向高处发展,所以今后面临这个方面的风险恐怕会增加,但是新疆从中国分裂根本不可能。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实力最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气势最盛之时新疆都没有分裂,现在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新疆想要分裂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新疆有可能出现一种心理上的巴勒斯坦倾向,不同民族间有可能出现心理文化的隔离墙。像前不久发生的切糕事件就很明显。

未来外交的立足点在哪?

倪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在应对周边问题上,现在有两种逻辑在起作用。一种逻辑叫做“谋势”,营造对我有利的周边环境,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基本上采取这种政策,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营造一种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确实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的应对策略,越来越倾向于“谋利”。最近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不少,且处在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尤其是近期钓鱼岛问题还在往上走,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这种谋利和谋势的关系,是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应该是兼顾的。

贺文萍(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对非政策是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现在我们的实力增长了,中国越来越厉害,环顾左右,惟有自己独高,别人都小了一点,其实完全是自大主义的倾向,如果到国外走走,会感到民族素养和有序化是我们不知道还要发展多少年内功才能赶得上的,而不是说简单的GDP增长,谁有钱买东西。所以中国外交需要调适的第一个方向,就是源于实力增长与我们国际形象之间没有同步增长。现在我们被叫做崛起中的孤独大国,孤独这个词,指的是实力越来越强,但是朋友越来越少。现在提出的公共外交,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朋友找回来。不能因为自己富了,就瞧不起非洲人。如果老朋友都没有了,新朋友又没能结交来,就会变成孤独的国家。

何茂春(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谈到我们未来外交的立足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不得不面对的重点,但我们今后的真正舞台,能够征得人心的空间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现在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梦”心存疑虑。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认为我们的崛起和他们的梦能够一致,认为这是又一个新的大国甚至是殖民主义国家和霸权国家的崛起。以经济为例,我们考虑到和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的时候,忽略了和发展中国家的顺差。某些发展中国家敢怒不敢言,就等着美国折腾我们,他们跟着附议。所以我们今天的外交立足点应该是纵横并举,横是和强者结盟,纵是和弱者结盟。我们在经济外交上和发达国家协调的同时,也要格外注重和发展中国家的结盟,如果我们失信的话,会在将来的世界舞台上越走越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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