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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在一次讲课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生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蔡锷,一个是毛泽东。参加共产党以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参加共产党以后,我的老师是毛泽东,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

本文摘自《湘潮》2011年第11期,作者:王为衡,原题:《蔡锷与朱德的师友情》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在一次讲课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生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蔡锷,一个是毛泽东。参加共产党以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参加共产党以后,我的老师是毛泽东,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

蔡锷何以成为朱德的老师和指路明灯,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人生交往与情谊?这一切,还得从辛亥革命到来之前的岁月谈起。

初识讲武堂

1908年末,在四川仪陇老家任高等小学堂体育教习兼庶务的朱德,在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深感办教育的无力,于是他辞去教职,决定弃文从武,到正在举办新军的云南去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离开仪陇前,朱德写了一首诗赠诸亲友,以明心志: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1909年夏天,初到昆明的朱德,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虽然考试成绩合格,但因以四川原籍报名,是外省人,又没有当地的老住户或大户的介绍,未被录取。而此时所带盘缠已用完,朱德就选择到川军步兵标当兵,基本训练结束后,升任为队部司书。由于各方面表现优异,朱德被标统罗佩金推荐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次报考,朱德改籍贯为云南省临安府蒙自县,乃被录取,一切享受公费,入丙班步兵科。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仿照日本士官学校而创办的一所地方性军事学校。它的课程设置严格,老师多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是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军事学校。朱德进讲武堂之后,刻苦学习基本军事学科和应用军事学科,成绩优异。在这期间,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主张奋发自励,富国强兵,还经常与同学讨论怎样发动革命起义。

1911年初,27岁的蔡锷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自桂入滇,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并兼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作为老师的蔡锷与作为学生的朱德就这样在讲武堂相识了。蔡锷在讲武堂很受学生欢迎,朱德也非常佩服这位只比自己大4岁的教官。在朱德的眼里,蔡锷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为人沉静,态度庄重,对待自己和学员都很严格。

蔡锷的司令部就设在讲武堂内,朱德勤学好问,经常在课余时间去向蔡锷求教。蔡锷的办公室堆满了书籍和报纸,据朱德回忆,他在这里面找到了一本书,其中有一段讲到乔治??华盛顿,他反复看了好几遍。他还读到了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名《论法的精神》),这是较早译成中文的外文书籍之一。他还看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写的有关近代意大利、俄国、日本改革政治的书。在蔡锷的办公室内,朱德通过阅读这些最新式的书籍为自己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其中那些振聋发聩的新观点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激烈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老师的蔡锷,性格冷静持重,不轻易显露声色。他虽然经常借书借报给朱德看,但他却从不表露自己的观点,就是在自己的讲义中也从不注入革命思想,但他又在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这份沉着,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赢得了朱德的崇敬。他认为蔡锷充满了天才的智慧,是当时最出色、最富潜力的领导人之一,拥有与生俱来的组织和行政天才。虽然之前的人生轨迹多有不同,但在讲武堂内朝夕相处的经历和精神共鸣,使蔡锷与朱德的师生之谊在革命到来之前逐渐成熟起来。

协力云南辛亥革命

1911年8月,云贵总督李经羲惧怕革命势力在讲武堂学生中发展,于是下令特别班学员提前毕业,朱德被分配到蔡锷所部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没几天又当上了司务长,同时按同盟会组织指示秘密组织第二营和云贵总督衙门卫队的士兵运动。

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云南之后,蔡锷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骨干加紧筹划昆明起义,响应武昌。而朱德与同盟会云南支部也积极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同时还想尽办法为起义节省弹药。

10月30日,这天正好是农历九月初九。起义由于被人告密,不得已提前到晚9点发动。在城外南校场巫家坝,起义士兵将象征屈从的辫子剪掉,扯起了中间写有“汉”字的红旗。当一向沉静持重的蔡锷走上台前,坐在起义军总指挥的席位上发表激情洋溢的起义演说时,朱德吃了一惊。当蔡锷询问部队是否还有事要报告时,朱德走向前去,举手敬礼,报告他的队官带领两个棚(相当于排)逃跑,他带着一个棚追赶,已将大部分士兵追回。蔡锷命令朱德指挥该队。

经过一夜的战斗,黎明之时,起义军已占领所有城门,朱德率部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由于他同总督衙门的卫队事前已有秘密联系,卫队中有不少四川人,朱德自己也曾利用这种同乡关系在卫队营中做过士兵工作,因此,卫队营很快就掉转了枪口。云贵总督李经羲藏匿在四集堆一个姓萧的巡捕那里,被朱德搜获,后由蔡锷遣送出境。不久,大理、临安的新军也相继起义,各地的巡防营被陆续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

11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选为都督。他虽然不是同盟会员,却暗中参与了起义的策划工作,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42年10月10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辛亥回忆》一文深情追述了蔡锷的功绩:“云南革命运动,当时是由蔡松坡、李根源、罗佩金三位共同领导的,尤其使人永远不能忘怀的是当时的蔡锷将军,……他十分沉着,他利用他的地位给予革命运动以很好的掩护。他是辛亥前后云南革命运动和起义的掌舵人。”

云南辛亥革命的胜利,震慑了腐朽的清王朝。清政府加紧向革命力量反扑。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还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力量,仍在血腥地镇压四川人民。于是,云南军政府决定遣师北上,援助四川起义军。部队由昆明分左、右两路北上。朱德随左路在第二梯团任排长。蔡锷治军严格的精神也被朱德所继承,他牢记蔡锷“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的教诲,严令部队执行蔡锷颁发的五条训令:守纪律、爱百姓、戒贪幸、勤操练、敦友爱。一路纪律严格,不敲丁税,也拒绝人家的送礼。蔡锷体恤士兵,而朱德莫不行之效之,他曾用自己的薪金买了一匹马,但一路上总是让给生病的士兵骑,自己走路。

不久,四川宣布独立,军政府在成都成立,云南援川军返回云南。在庆功大会上,蔡锷赞扬朱德在云南辛亥革命和援川战斗中“指挥有方,战功卓著”,特授予朱德“援川”和“复兴”两枚勋章,还晋升他为少校。蔡锷用人重德才,而朱德为人诚实、忠厚,做事坚韧、勇毅,深得蔡锷赏识。

当时,蔡锷领导下的云南军政府在政权内部进行了一些改革,他体恤军民,革新人事,提倡节俭,这些新的建树,给朱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朱德。朱德后来回忆说:“蔡松坡是很节俭的,所以一般军官也节省,营长以上的军官一律是60元,整个云南的军官都是这样。……蔡松坡干了两年,很好。主要的就是能够搞出一个廉洁的政府来,军队真正看做是国家的军队。”这些初步的改革,不仅增强了朱德对蔡锷的信任,而且在他心中对国家的未来燃起一股新的希望。蔡锷与朱德之间的友谊经过革命战火的洗礼也更加稳固和默契。有的时候,蔡锷还会特意找朱德谈话,不仅问他自己的事,还关心他的家庭。

护国狂飙

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为了防备蔡锷这个“危险的天才”威胁自己的统治,袁世凯调蔡锷进京。经过一番权衡,蔡锷决定入京。此时的朱德,正率部驻防在云南边境蒙自、开远一带,与法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土匪进行游击战。蔡锷往日教给朱德的战略战术,在这时以及以后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12月25日,为纪念云南护国军起义23周年,朱德在八路军干部会议上作了《回忆云南起义》的报告,他高度评价蔡锷的军事思想:“蔡锷对于军事具有远大的眼光,他曾著了一本书,叫做《孙吴治兵语略》,他主张将来与外国侵略者作战时,应当用运动战、游击战,应当诱敌深入而消灭之。这种伟大的战略的先见,在今天特别值得指出。”

1915年5月,袁世凯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除第五号条款声明“容日后协商”外均予承认。12月,袁世凯撕掉假共和的伪装,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震惊中外。远在北京的蔡锷摆脱了两年来袁世凯的严密监视,借道日本、印度支那,秘密返回云南。几日后,他派人给分驻各地的滇军将领送去了亲笔信,部署讨袁事宜。朱德在蒙自也接到了蔡锷的亲笔信。蔡锷在信中向朱德介绍了各省反袁斗争的形势及其前景,云南出师讨袁的计划等,还要求他积极做好准备,以便在12月25日蒙自能与昆明以及省内其他几个较大的城市同时发动起义。起义后,蒙自的部队必须立即乘火车前往昆明,预备向四川开拔。25日凌晨,朱德遵照蔡锷的预定计划,率革命士兵驱逐了帝制派军官,宣布起义,并举行了讨袁誓师大会。随后,即征用火车开往昆明。朱德到达昆明后,马上赶往蔡锷的司令部,发现蔡锷正在开会。朱德后来深情地回忆了他与蔡锷重逢的那一幕:“蔡锷起身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在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接下来,蔡锷向朱德等军官说明了全国各地起义的计划以及云南护国军的行动计划。当得知蔡锷要亲自率部进攻四川,并担任第一军总司令时,朱德关切地劝道:“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锷望望他又把眼光移到别处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蔡锷拖着病残之躯,勇敢地踏上武装讨袁的最前线,坚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举行誓师大会,发布讨袁檄文,正式挥师北伐。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极为震动,立即命令曹锟、张敬尧等人督率各部从湘西和川南向护国军进攻。

1916年1月,蔡锷和朱德率滇军由贵州入川,当行至泸州城外的雪山关时,两人驻马题联。蔡锷题上联,朱德题下联,留下了著名的雪山关联:

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

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

蔡锷时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朱德时任护国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两人级别相差很大,但能在一起驻马题联,这在等级森严的民国旧时代不可思议,同时,这也从侧面说明蔡锷与朱德在当时友情深厚,虽地位不同,但在精神上却是相通的。

在护国战争中,蔡锷指挥镇定,朱德身先士卒。蔡锷对朱德非常赏识,朱德对蔡锷也十分推崇,他们之间配合得很是默契。

以棉花坡为中心的纳溪战役,是护国军取得胜利的关键之役。朱德打仗勇猛无畏,他的部队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战而出名,蔡锷总是将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他。《朱德元帅的一生》中曾写到:“2月23日(1916年),蔡锷从永宁来到了纳溪,撤换了前线指挥员,任命朱德为第三支队长。蔡锷指着有坚固设防的陶家瓦屋问朱德:‘怎么样?能不能把它拿下来?’朱德豪迈地回答说:‘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朱德临危受命,严格执行蔡锷面授他的“避实就虚”、“迂回抄袭”等灵活机动的战术,与北洋军队展开几十个昼夜的激战。护国军终以6000正义之师战胜了北洋军十几万人的虎狼之兵,声震全国,群起响应。朱德后来回忆说:“滇军至今还赫赫有名,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得来的。”纳溪战役也使朱德的军事才能得以彰显,为他赢得了勇猛善战、忠贞不渝的声誉,被称为滇军的“四大金刚”。吴玉章曾评价朱德“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泸州兰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无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

由于战功卓著,蔡锷有意提升朱德为中将,但朱德力辞,蔡锷很欣赏朱德这种“功不独居,过不推诿”的精神,只好授予朱德为少将旅长。朱德曾赋诗曰:

退守叙州共枕戈,

纶巾风度自安和。

轻装夜袭吴元济,

劲敌晨摧张玉科。

大帅长驱临幕府,

全师集逐渡岷河。

论功不敢膺中将,

未抵黄龙奏凯歌。

将星陨落

紧张的战争结束了,蔡锷的病情却迅速恶化。1916年7月,督理四川军务的蔡锷被抬进朱德位于泸州城里的司令部。医生命他卧床静养,禁止见客,等稍好一些就去成都医病。但即使如此,蔡锷仍把秘书和参谋长叫到身边,研究重建四川的计划。朱德劝说好几次,蔡锷却用低弱的声音说,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而他做的事则可能会决定西南的,甚至是全国的命运。

在泸州休养之时,蔡锷请求东渡日本治病,未获批准,随后还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在这种情形下,蔡锷坚持向成都进发。在成都的10天里,蔡锷大刀阔斧整理在川军队,统一财政收支,制订军队、官吏奖惩制度。然而他的病情日益恶化,实在无法坚持正常工作,蔡锷再次请求辞职去日本治病,这一次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准。当他离开成都时,四川人舍不得他,甚至有人“烧着香,拦着路不准他走”。

蔡锷离开成都先到泸州朱德的家里休息了几天,他们谈论的依然是中国的前途命运。这是他和朱德在一起最后的日子。当朱德看到蔡锷的情形时,绝望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蔡锷看上去像一个幽灵,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动,声音微弱,朱德必须躬身到床边才能听到他说话。蔡锷告诉朱德,这次去日本,既费时间又费钱,因为已经自知没救了。他并不畏死,只是为中国的前途感到担忧。朱德倾听着这位垂死的老师、领导和朋友的话,心中布满了乌云,他很为蔡锷离国后四川的革命形势担忧。朱德后来回忆道:“那时在四川如果蔡松坡不走,可以镇压得下去,革命可以成功。可是他一死,便全部又重新造了反。……这时好多人从革命的营垒而淹没到封建势力中间去。”

终于到了启程的日子,朱德和其他军官在码头送别蔡锷。当远去的船只消失在长江尽头之时,朱德怅然若失了好久。

1916年11月8日,一代名将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享年34岁。临终前,蔡锷很有感触地说,他“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自觉死有余憾”。当死讯传回国内时,上下同哀,朱德为此深受打击,倍感凄凉。蔡锷不仅是他所信赖的长官,更是他的良师益友。朱德崇敬蔡锷,不仅因为蔡锷的身上有他所欣赏的气质――思想敏锐,知识渊博,见解精辟,意志坚韧,更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革命志向和精神追求。在过去的日子里,蔡锷仿佛就是朱德的北极星,而现在巨星陨落,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朱德为蔡锷所题写的挽联是:

勋业震寰区,痛者番,向沧海招魂,满地魑魅迹踪,收拾河山谁与问;

精灵随日月,倘此去,查幽冥宋案,全民心情盼释,分清功罪大难言。

在这幅挽联中,朱德深情寄托了对蔡锷的哀思,很能见出朱德对蔡锷的敬仰和怀念之情。直到后来朱德在撰写自传时,还为蔡锷的早逝感到惋惜,“可惜中国一个民族英雄仅三十五岁就死了”。

11月21日,为纪念黄兴(病逝于1916年10月31日)、蔡锷的革命功绩,当时以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支队长身份驻守泸州的朱德会同纳溪县知事周维桢在纳溪县城南门外玉林寺组织成立了黄、蔡二公追悼大会筹备处,决定在王爷庙设立追悼大会会场。12月2日至6日分别为军、政、绅、商、学各界追悼日。12月2日这一天,朱德率所部官兵到追悼会会场黄、蔡二人遗像前肃立默哀致敬。在追悼期间,朱德每日都到场组织悼念活动,足见他对蔡锷的情谊是何等之深。

在此期间,朱德与周维桢联名呈文永宁道尹公署转报中央,呈文说:“窃维民国再造,帝制铲除,推其元勋,当以邵阳蔡公为最。纳溪为两军交战之地,即蔡公驻临之地。今春一役,我军士效命疆场,死亡极众,率能挽回浩劫,恢复共和。事后追思,非建蔡公铜像及阵亡军士之昭忠祠,何足以励将来而资钦仰。”建议“将纳溪县之东门拆修,另建砖砌高台,就于台上铸造蔡公生时铜像一座,两旁立碑纪功,并择城中要地,营建昭忠祠一间,将阵亡将士牌位,迁入祠内,岁时祭献,以慰忠魂”,请“准拨十万元下县,以凭克日兴工”。朱德和周维桢的这一倡议,情真意切,反映了纳溪军民由衷怀念蔡锷的心声,但终因纳溪地瘠民贫,中央政府推诿,经费无着,最终未能实现。

在以后的日子里,朱德无时不怀念蔡锷。1918年2月,朱德曾登泸州城外五峰岭,放眼望去,河山一片大好,而良师益友却已不在,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依然看不到前途,朱德只能借诗来怀念蔡锷,抒发忧国忧民之思:

将军一病下雕鞍,病笃东瀛去不还。只恐罗山心早怯,果然马谡胆先寒。

因人事业前功弃,从古英雄末路难。此后何人支大局,身肩重任敢偷安?

自1911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相识至1916年蔡锷病逝,蔡锷与朱德的人生交集只有6年。6年短暂,但朱德却跟随蔡锷历经云南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等历史重大事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可以说,蔡锷是朱德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引路人,可谓“指路明灯”。同时,蔡锷还是朱德的良师益友,他的革命思想、伟大人格、军事指挥艺术对朱德以后的革命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蔡锷未竟的事业,经过朱德等后来人的不懈努力,终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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