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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45年9月,中共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提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南方根据地,将部队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并争取控制东北。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8月12日第T5版,作者:周明杰,原题:《争夺东北:中共又一长征

战事初起——14万国民党军海、空运送,11万中共军队千里长征

中国东北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据美、英、中三国签署的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150万人进入东北及热河、察哈尔地区,迅速击败了横行一时的日本关东军。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22日,苏军占领东北全境。在苏军占领和撤出东北以后,国共两党都把控制东北作为战略决策的成败关键,深知谁在东北站住脚,谁就能保住华北、华中,由此斗争愈演愈烈。

苏联对于如何处理东北事后问题,进退维谷。一开始,苏联允许冀东曾克林部队进驻沈阳,与苏军共同接管沈阳治安,同时向中共军队转交了大批关东军的武器装备。此时美国积极帮助运送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特别是美军从9月起先后在塘沽、秦皇岛等地登陆,苏联担心东北会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希望中共能占据热、察两省,给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设置障碍。同时受中苏条约所限,苏联又担心有可能卷入中国内战而与美国发生冲突,于是在苏军撤退前5天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至沈阳、长春等东北各大城市。

苏联占领东北,国民党在东北无一兵一卒,为中共军队抢先进入东北造成有利的契机。为了打破国民党独占东北的企图,中共决定利用这“千载一时之机”,派遣大批干部和军队先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和交通线。最先进入东北的,是周保中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队。接着,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分别受命率部开赴东北。

9月,中共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提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南方根据地,将部队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并争取控制东北。同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11月初,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后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罗荣桓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至11月底,从各解放区和延安调往东北2万名党政干部和11万部队,胜利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毛泽东称之为“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

与此同时,为了推迟国民党军进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热、察,中央军委部署各野战部队,自10月起,以控制平汉、平绥、津浦和同蒲4条铁路干线为中心,开始了坚决保卫解放区的自卫反击作战。在绥远战役中,晋察冀、晋绥解放区歼灭国民党军1。2万余人。在邯郸战役中,消灭国民党军2万余人,迫使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举行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等放下武器。

国民政府把“接收”东北当做战后最大的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在美军的支持和苏军的协助下,国民党继续大量进兵东北和热河,至1945年9月,美军运送到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已达14万人。按照中苏条约,东北将交给国民党军队接收,自11月起,国民党军相继攻占山海关、营口、本溪,接收了长春、沈阳、哈尔滨3个大城市。

针对国民党大量增兵东北,来势汹汹,中共独占东北已不可能,由此改变计划,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决定退出大城市,争取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创造巩固的根据地。12月2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基础。”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政治较量——中共中央一度认为,从此走上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

政协会议是在重庆谈判中,由中共代表提议,国民党政府同意而召开的。国民党政府主张立即召开政协会议,而中共坚持必须立即停止进兵,制止内战,再举行政协会议。此时,中国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纷纷表明自己的建国主张,积极地开展政治活动,表现出空前的参政热情。他们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主张,希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英美式的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生、民主党派和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在国民党制造了昆明“一二·一”惨案后,一个以学生为主的反内战运动,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返回延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继续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1946年1月10日,双方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令的颁布,使持续3个多月的局部性内战停息下来,国内出现暂时的和平局面,这给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为政协如期举行扫清了道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时还乐观地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停战协定》公布的当天,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同盟、无党派人士,共38人。中共出席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后秦邦宪代)、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7人。政协在举行4次大会后,转入对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5个问题的分组协商,草拟方案。会议充满了独裁与民主的对立和斗争,斗争的焦点仍是“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下,经过激烈交锋和妥协让步,最终达成《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共5项协议,通过了为实现扩大国民政府基础和接着改组政府的若干程序和步骤。

政协会议于1月31日闭幕,历时22天。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共两党的一场比重庆谈判更大的政治较量,实质上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内战政策的挑战与否定。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是全国人民和社会各方面为建立国内和平而努力的重要成果。政协决议虽然还不是中共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所以周恩来在闭幕式上致词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证明会议得到极大的成功。

在中共表示坚决履行各项决议的同时,国民党却处心积虑地破坏。3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首先推翻了政协会议关于修改宪法原则和政府组织的协议。接着,国民党又举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完全否定了政协的各项决议。在政协开会期间和会后,国民党在重庆连续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以及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营业部,这种倒行逆施,无疑给脆弱的国内和平局面蒙上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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