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报:香港先斩后奏 澳门先报后为

澳报:香港先斩后奏 澳门先报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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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澳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释法对比:香港先斩后奏,澳门先报后为》。摘编如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和澳门中联办主任白志健,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澳区委员贺一诚,周前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澳门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进行解释必须经过“五部曲”,一、由行政长官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请求进行释法;二、人大常委会根据澳门实际情况和基本法的规定作出决定;三、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法案,需经全体议员三分之二赞成通过;四、行政长官同意法案;五、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者备案。根据上述“五部曲”,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确定“程序”阶段,亦即是否需要修改,修改需要经过哪些程序?第二阶段才是实体性修订阶段。只有确定了程序,才可对基本法两个附件的选举办法进行实体性的修订。就如进行足球比赛,必须先行确定“比赛规则”,才可落场进行比赛。因此,在目前阶段,应是集中精神关注“程序”方面,暂时不宜提出具体的修订方案。待进入第二阶段后,各阶层及各界别人士就可充分发扬民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地提出代表各自利益诉求的建议方案。

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已决定为回复澳门特首崔世安的请示函,将审议基本法两个附件相关内容的解释,列入将于本月最后一个星期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议程,故相信第一阶段的工作很快就将会完成。这就为第二阶段的实质性操作亦即澳门特区政府进行具体修订的立法程序,及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提供充裕的时间条件,将之能赶及在二零一三年第五届立法会选举和二零一四年第四任特首选举之前,完成两个选举办法,包括澳门特区的《立法会选举法》和《行政长官选举法》的修订。

由于正如乔晓阳所言,崔世安“很锐敏地抓到法律实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而“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基本法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主动致函吴邦国委员长请求“释法”,因此,对澳门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相关规定的“释法”活动,只是需要进行一轮即可。亦即是无需像二零零四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两个选举办法的“释法”活动必须进行两轮,从而可以避免再次发生全国人大常委会打破“每两个月召开一次”的惯例,在相隔只有二十天就须再次开会,而且还是只有独一项议程的情况。

实际上,董建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轮“释法”之后才向吴邦国致函,也承认了本来应当是先由香港特首提出报,等于是承认了自己“偷步”。不过,董建华为了“补镬”,在“报告”中忆述了他于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赴京述职时,胡锦涛主席向他表明了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的高度关注和原则立场,及香港特区政制发展专责小组曾于二零零四年二月前往北京与国务院港澳办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代表会面,就政制发展事宜进行商讨,并于三月三十日在深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港澳办的代表们会面,就政制发展事宜进行商讨。

为回复董建华的“报告”,四月二十六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区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全文如下: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提交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并在会前征询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香港各界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香港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专责小组的意见,同时征求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中充分注意到近期香港社会对二零零七年以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的关注,其中包括一些团体和人士希望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意见。

会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和第六十八条已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应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行政长官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立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应符合香港基本法的上述原则和规定。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宫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任何改变,都应遵循与香港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相协调,有利于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均衡参与,有利于行政主导体制的有效运行,有利于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等原则。

会议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香港居民所享有的民主权利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任行政长官由四百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第二任行政长官由八百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立法会六十名议员中分区直选产生的议员已由第一届立法会的二十名增加到第二届立法会的二十四名,今年九月产生的第三届立法会将达至三十名。香港实行民主选举的历史不长,香港居民行使参与推选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民主权利,至今不到七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立法会中分区直选议员的数量已有相当幅度的增加,在达至分区直选议员和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各占一半的格局后,对香港社会整体运作的影响,尤其是对行政主导体制的影响尚有待实践检验。加之目前香港社会各界对于二零零七年以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如何确定仍存在较大分歧,尚未形成广泛共识。在此情况下,实现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行政长官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和香港基本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立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条件还不具备。

鉴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和二零零八年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决定如下:

一、二零零七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不实行普选产生的办法o二零零八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不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功能团体和分区直选产生的议员各占半数的比例维持不变,立法会对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维持不变。

二、在不违反本决定第一条的前提下,二零零七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的具体产生办法和二零零八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可按照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八的规定和附件一第七条、附件二第三条的规定作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适当修改。

会议认为,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是中央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随着香港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经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居民的共同努力,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一定能够不断地向前发展,最终达至香港基本法规定的行政长官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和立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两相比较,虽然香港政制发展也经历了“五部曲”,但在第一阶段,是经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次“释法”活动。之所以造成这个现象,是因为董建华“先斩后奏”,致使中央主动“释法”;而崔世安则是“先报后为”,尊重中央的主导权,因而就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的两轮“释法”,对澳门则是可以合并为一轮即可。这样的处理方式,就使“一国”与“两制”之间、中央与特区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明确,更为和谐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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