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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即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10年前“9•11”恐怖袭击事件似乎验证了这一惊人预言。然而10年后的今天,动摇世界稳定的却是继续发酵的金融危机和接踵而至的债务危机。“文明的冲突”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文明的焦虑”浮出水面。

“阿拉伯之春”宣布了“文明的焦虑”时代的来临。追求自由和权利的民众其实与他们的统治者一样内心充满“焦虑”。这种焦虑情绪不仅传遍中东北非,而且蔓延到欧美。其中,我们不难发现欧美的抗议浪潮与中东北非骚乱动荡的相似性和相关性———这就是民众对无论是权力精英的压迫还是资本精英的贪婪均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希望出现新的经济和政治变革。

中东北非人民展现了反抗僵化体制和专制政权的民主力量。但是,这股民主力量却不会自动转化为摧毁之后的新创造。而在欧美,虽然源自美国的“占领”运动蔓延至全球80多个国家和近千座城市,我们仍然看不出具体的利益诉求和斗争方向,但正是这种“空洞”的抗争浸透了更多的“文明焦虑”情绪。

冷战结束迄今的20年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启的全球化进程继续高歌猛进。然而,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我们今天越来越看清楚这是一场片面的全球化。由于市场、贸易和金融把所有国家栓在了一起,这种情况就必然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西方国家无限透支,新兴工业化国家则一再扩张已经过剩的产能,在全球经济层面“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缺失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大规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聚敛能力越来越强,发达国家的国家再分配功能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从而导致大规模社会危机的爆发。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当前“文明的焦虑”正是上述片面全球化逻辑的必然后果。

片面全球化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其所普及的片面价值取向和政治文化。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中,“文明的冲突”其实只是一个幻觉。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占据压倒性优势,才是历史的真实。当今时代“文明的焦虑”的根源正在于一种文明居高临下,相对于其他文明处于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不存在价值和文化的良性互动,只有单向的文明输出和价值辐射。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近强调,未来世界政治的中心在亚洲,未来整个世界战略和经济的中心也在亚洲。她也许说对了,因为亚洲恰是“文明的焦虑”的重灾区。如果说世界上其他地区仍在思索“文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看起来是“不假思索”。多年以来,亚洲的“不假思索”是与该地区不断出现的经济奇迹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亚洲经济繁荣,古老东方文明如同潮汐般退却。

一种文明的极度繁荣必然压制其他文明的发展潜能和发展空间。面对强势文明对于太平洋上诸岛国的冲击,亚洲也许只有中国这种底蕴深厚、幅员广阔的大陆性文明才能形成像样的抵抗。而古老中华文明的复兴有可能是完成对“西方文明”超越。然而当前,美国正在亚洲完成“文明围堵”的“前沿部署”,以所谓“民主阵线”和价值外交形成对中华文明的包围。中国周边国家盲目跟随美国起舞破坏的不仅是权力均衡,而且也是文明的均衡。“文明的焦虑”值得亚洲国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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