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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西班牙特约记者 任卓立

当今世界语言学界巨擘诺姆·乔姆斯基也是全球著名的政论家,这位美国学者对美国外交及内政的批判时常轰动全世界。“9·11”事件后,乔姆斯基出版的小册子《9·11》指出,“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在其《霸权与生存》一书中,他将矛头直指美国在中美洲、伊拉克等地常年来的恐怖主义暴行。据西班牙《起义报》报道,他近日又在新书《平静战争的无声武器》中,列出西方通过媒体操纵公众的十大战略,被称为“操纵战略十诫”。

分散注意力的战略。进行社会控制的首要因素是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手法是制造连续不断的消遣和无关紧要的新闻,使其泛滥成灾。在阻止公众对科学、经济、心理学等领域基本知识的兴趣方面,分散注意力战略必不可少。“保持公众注意力分散,远离真正的社会问题,使其被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吸引,从而没有时间思考”。

制造问题,然后提出解决办法。这种方法也被称为“问题—反应—解决”。制造一个问题,或提出一种可预见的形势,以便引起公众的某种反应,目的是使公众要求采取他们希望和能接受的措施。比如,发动和加剧城市的暴力活动,或是组织血腥的袭击,目的是让公众要求出台损害自由的安全及政治方面的法令。或者制造一场经济危机,以便让人们接受社会权利的后退或同意瓦解公共服务。

渐进战略。为让人们接受一项本不愿接受的措施,只需将其逐渐实施就够了,连续多年采用量子点滴的办法。比如,激进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强制性地让公众接受了,国家最小化、私有化、紧缩、大规模失业等政策主张如果一次性集体实施,就会引发一场革命。

拖延战略。另一个让人们接受一项不得人心决定的方式,是将该决定说成是“痛苦的和必要的”,这更容易使公众接受,因为接受未来的牺牲比眼前的牺牲更容易。首先,这种努力不是马上做出,公众总有一种倾向,天真地等待“明天一切都会更好”,所要求做出的牺牲可能会避免。这让公众有更多的时间去习惯变革思想,在时机到来时无奈地接受现实。

对待公众如同对待年幼的孩子。以广大公众为对象的多数广告利用学说、论据、人物,特别是采用狡猾的语调,大多时候接近于软性的东西,好像公众是年幼的孩子或有心理缺陷的人。

多数时候,欺骗公众更多地采用一种稚气的音调,因为“如果对象是一个12岁或年龄更小的人,他有可能对建议做出一种缺乏意义的回答或反应”。

更多地利用感情因素而不是思索。利用公众的情感是一个惯用方法,即便经过合理的分析,也容易在情感作用下造成短路。另一方面,利用感情打开没有觉悟的人的心房,目的是强加或植入其思想、愿望,强制或诱导其表现。

使公众保持无知和平庸。“对社会下层提供的教育质量应当是更可怜的,尽可能平庸,这样在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拉开距离,使下层阶级保持无知的状态,使其不可能升级”。

鼓励公众对平庸感到高兴。努力使公众相信成为愚笨、俗气和没有教养的人是一种模式。

让人增强负罪感。使个人相信,本人的不幸是自己的罪过,因为他不够聪明,没有能力,或是他没有努力。这样可以让他不会起来反抗经济制度,让个人自我损坏,有负罪感,这就造成一种沮丧的状态,其后果是他再不参与行动。

用体制更好地控制和支配个人。随着最近50年里科学的加速进步,公众的知识和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们所拥有和支配的知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得益于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和应用心理学的发展,“体制”掌控了与人类相关的先进的知识,这些知识既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体制甚至比个体更了解他自己。这也就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体制能够比个体更好地控制和支配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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