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莫尔笔下的越军

五千人口的东恙是中国军队占领的最后一个小镇,然后突然撤走了。我们沿着大路走去,见到竹林中那栋建筑依然完好无损地伫立在那里,其它的屋舍的墙壁上涂写着一些反对中国的口号。高达1000英尺(304.9米--译者注)的山头上,有几座已经崩塌了的塔,远处一座山峰上中国军队的雷达屏在不断旋转着。我用照相机对准那个山头,然而越共中校以极快的速度挡住了镜头。“不准拍照!”他指着一块牌子对我。

1979年2月17日,中国政府宣布要对枪杀中国军人和边民及侵略柬埔寨的越共政府进行“惩罚”,并派遣了二十万中国军队攻占了越南北方的许多城填。那次报复行动持续了一个月,沿着越中边境向前推进了40公里,直到3月15日撤出。中国方面宣称,在那次战斗中越南伤亡人数为百万人,而中国军人伤亡二万名。4月18日,越南和中国在河内进行了停战会谈,但是很快就是互不让步的争吵中搁浅了。此后,越南政府和中国政府在国际红十字会的监督之下,在越中零号边界进行了交换战俘的工作,然而在场的新闻记者说:“那简直是一次相互攻击的示威。”

由于我和彼德·哈斯汀斯竭力奉承那名越共中校,聆听他的自述,并为他提供了一直被他斥责为“帝国主义”国家生活的纸烟和啤酒,他终于同意给我们半天自由采访的时间,当然,他仍要象指示儿童一样,对我们提出了几项具体的“要求”,并在我们一再许诺的情况下同那名越南译员走进了附近的一家饭店。

如果说在那名越共中校和译员的陪同下,每一个越南人给我们都是一些千篇一律的答复,那么小镇上的市民们对于两个单独行走的外国人则一直在用似乎发现了外星人那样的惊奇的目光盯着我们。

“Lien so!”(苏联人)身穿褴褛服装的越南孩子们用手指着我们喊道,他们的目光贪婪地望着我们手里拿的“太阳”(Asashi,日本生产--译者注)啤酒。

我从包里拿出一桶可口可乐递给一个小男孩。他接过去尝了一下,马上就不喝了,他不喜欢那种饮料的味道。那些孩子想走的,只是什么发光的小玩具罢了,一块铁皮,或者一条尼龙绳都会使他们欣喜若狂。

我们很快发现,尽管那些孩子一直在尾随着我们,但如果我们向他们提出问题时,他们便显得异常惶悚不安,瞪着眼睛一个字也不肯说。后来,有个胆子大一些的小男孩开始放松了警惕,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他家里发生的事情,并纠正我的越语发音。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一名二十多岁的女人,突然出现了,想把他拉走,可他不愿意离开,他在母亲的拉扯和哄骗中走出了人群,然后我们听到了耳光声和那个小男孩的器声,这使我们难堪地离去了,不再敢与那些儿童交谈。

镇里的人都对外国人有一种恐惧感,他们不愿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显然,越共警察的影子无时不在威胁着他们,尤其是同外国人交谈往往被怀疑是在泄露越共根本不存在的、而那些平民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决定再走远一些,我和彼德·哈斯汀斯来到了小镇外的一块水稻田边。在水稻田里,有一群戴着蓝色头巾的侬族妇女正在炎热的烈日下忙着插秧苗。

“我们经常听到枪声。”一位侬族老人对我们说。“所有的麻雀都吓跑了。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


本文内容于 2011/12/7 14:07:39 被小编a1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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