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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未成年人以国家征召的方式集体送上 “保卫祖国”的战场,这是纳粹德国的“创举”,也是世界战争史上触目惊心的一幕。

从冷兵器作战时代到高科技对抗的今天,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关键要素始终不外乎三种:道义、技术和资源。纳粹德国的扩张行径首先已经输光了道义,在资源方面又存在着人力和物资两方面的严重先天不足,根本无法胜任长期的拼耗。德国如欲制胜,必须依托先进的技术、战术及装备速战速决,力求在短时间内夺取尽可能大的土地空间,借以获得维持和众多强国长期对抗所必需的物资和劳动力资源。一旦闪电战受挫,在兵源和物资补充方面均具压倒优势的美、苏等大国面前,小小德国的战败就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了。西欧战役的速胜掩盖住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以德国的战争潜能,根本不足以打赢一场世界战争。

苏德战争一开始,德军在人员补充上的问题就开始显露。尽管在战争初期苏军方面的人员损失要远远大于德军,但拥有2亿多人口和全世界最广袤土地面积的苏联具备极强的兵员和物资补充能力,它的后备军源源不断,素质和装备也不断提高。而德国连同被其兼并的奥地利和捷克苏台德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起也不过8千万人,在此基础上组建的德国国防军除一部分必须要防卫本土外,还要使用大量兵力防守德国在西欧和北欧的广大占领区,在此条件下和庞大的苏联作战,兵源的及时补充和军队素质的持久保证都变得捉襟见肘,极为困难。

1945年4月26日,国防军的陆军报告中给出了一组非常德国式的统计数据:从战争开始到1945年4月20日(距离德国无条件投降还剩下半个多月时间),德军的死亡人数为1 211 222人,受伤人数为4 708 977人,失踪人数为2 394 751人,总计达8 314 950人。这里还没有包括数百万被俘德军。据悉,德军到战争后期时兵力的总损失应在千万人以上。

在青壮年男子已全部被征入伍的德国,如此巨大的兵力亏空是根本无法填补的,所以,誓言要“把本土保卫战打到最后一人一弹”的希特勒便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德国的男孩子们。

1943年2月11日,德国规定凡满15岁的男子都要应召成为“空防助手”。

1944年9月25日,德国组建保卫本土的“人民冲锋队”,参加人员被界定为年龄在16岁至60岁之间所有的男性平民。

1945年3月5日,德国开始征召1929年出生的男子入伍,从而正式打破了国防军兵役制中所规定的18岁最低服役年龄,开始把16岁的孩子兵送上前线。

……

1958年,一个叫多夫迈斯特的德国老兵发表了一本轰动一时的小说,这本书次年又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了银幕,这就是著名的德国影片《桥》。此片具有最强的震撼力,因为它记录的是一场孩子和成人间的血腥战斗。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前夕,7个16岁的孩子兵被派到巴伐利亚一座小城外的河边去守卫一座桥梁,他们的任务是阻挡试图过河的美军装甲部队。在这场根本不存在胜利希望的生死对抗中,这些大男孩们一个接一个地倒在了美军猛烈的火力下,最终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他就是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的多夫迈斯特先生。这部电影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使我在调查“二战”期间德军孩子兵情况时首先想到了影片《桥》的原作者。多夫迈斯特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时的一份笔录材料,其陈述使我深受震动。

多夫迈斯特当年参与守卫的那座桥梁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地区的一个叫做巴特托尔兹的小城旁,此桥横跨伊萨河,故得名伊萨桥。在德国战败前夕,多夫迈斯特和当地一群16岁的中学生被征入“人民冲锋队”接受了几天简单的军事训练。就在美军逼近小城之际,这些做着“骑士勋章梦”的男孩子们临危受命穿上了肥大的党卫军制服,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群尖嗓子的准军人,被送往小城周边的各个防御阵地。多夫迈斯特和几个孩子连同一大堆武器装备一起被一辆大卡车卸在了伊萨桥头的战壕旁,这是一个临时凑成的战斗小组,他之前只认识其中的一个孩子。原来驻守在桥头的大人们都已逃之夭夭,他们的任务是接替这些“可耻”的成年人的任务,阻挡美军过桥。当时在他们心中交织着不同的感觉,他们为终于能够像大人一样拿到武器参战而骄傲,为即将到来的冒险和刺激感到兴奋,他们嘲笑着大人们的怯懦,同时又难免有几分激战前的惶恐。

夜间的战斗打响之后,血淋淋的残酷现实立即扫光了孩子们幼稚的亢奋,当阵地上仅剩下3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多夫迈斯特的勇气崩溃了,他选择了临阵脱逃,并试图说服另外两个孩子兵和他一起放弃阵地。但那两个同伴表示要像英雄一样死守家乡的大门决不后退,小伙伴们的牺牲已经使他们红了眼。多夫迈斯特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一定把我看成了一条胆怯的狗。”

多夫迈斯特这样回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5月2日那天是个好天气,阳光好极了。我一早离家前往桥头阵地。当时战斗刚刚结束,美军已进占巴特托尔兹城,我很想看看阵地上的情况。到那里后,我看见昨夜那两个拒绝逃跑的小伙伴都已横尸桥头,其中一个被滑下来的钢盔盖住了多半边脸,而另一个的眼睛还大睁着,好像仍然在欣赏着这个阳光灿烂的世界。桥头上有一个美军的宪兵在来回巡视。这时有一个老年妇女路过了这里,她看见了这两个孩子的尸体,也看见了那个美军宪兵。你知道她做了些什么吗?她向地下的两具尸体吐痰!我惊呆了,这一幕在我心里烫下了永久的印记,也是我要写这本书的最初动机。我想问问这些大人:在你们生养并抚育我们长大之后究竟又在期待着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战后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们当初会这么愚蠢地跟着干?我回答说:感谢上帝,你们今天可以这样问话,而我们当初根本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里我需要对日期做一个说明。当这些男孩们5月1日横尸伊萨河边阵地的时候,德军在第三帝国首都柏林的守卫战也同时落幕。当日凌晨4时,苏军代表面见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向他传达了希特勒4月30日自杀的消息,劝其停止巷战向苏军缴械,当晚21时30分,魏德林下令柏林守军投降。德国的正式投降虽然是在一周以后的5月8日,但事实上德军的普遍停火就是在5月1日。在元首自杀首都失守的情况下,德军的指挥中枢已经瘫痪,那些宣誓效忠希特勒的德国军人已丧失了效忠的对象。这也就是说,多夫迈斯特的小伙伴们不仅死于第一天参战,而且是死在“二战”中德军的最后一天作战,他们的血流得没有任何意义……

对于德国在战争后期一共征用了多少孩子兵,其中死、伤、被俘和残疾的各有多少,一直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权威统计数字。很难想象,在数据的统计和管理上一贯最具缜密性的德国会忽略这一极其敏感的领域。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在有意避免论及这些令人痛心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退休老记者洛沃的记述令人印象深刻:

洛沃,1930年生,战前住在德国东部小城朗德斯贝戈(Landsberg),它位于格特斯堡通往柏林的铁路线旁。1945年元旦期间,15岁的洛沃接到学校的通知,被告知圣诞节后不再开学了,因为这个城市马上将成为难民中转站。1月12日,苏军在威悉河一线发动攻势,从西普鲁士方向开始涌来大批难民。小洛沃奉命到火车站接待站“参加工作”,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他第一次看见了战争难民,看见冻死的婴儿、重病的老人和肢体不全的伤兵。渐渐地,城里已经能听见远方的重炮声,几天后,向西后撤的德军也开始出现在小城里了,而且越来越多。1月30日,小洛沃的父亲回家说:“俄国人的坦克先头部队离这里还有20多公里了,我们也要向西撤退了。”于是,小洛沃一家也变成了难民。他在回忆此后的经历时这样说道:

我妈妈带着两只箱子上路,一只装爸爸的物品,另一只装她和我的东西。上路前她把家门全部锁好后又检查了一遍,好像全家是在和平时期出门旅行。1月30日我们到达奥得河畔的东法兰克福,当天晚上正好赶上希特勒的广播讲演,他发誓德国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说:“德国的男人、女人、孩子,人人都要全力战斗,直至用手抓、用牙咬!这是我们最后的战斗力量,我们一定要阻挡住布尔什维克的潮水。”他还立誓要发挥新式武器的威力。我和母亲一起在东法兰克福的一个大厅里听到了这番话,它使一个15岁的孩子感到迷惘,因为它和我们白天看到的东西对比太强烈了。我突然想到,家乡已经无法再回去了。妈妈比我更明白这一点,她难过地哭了,我的心里也涌出从未有过的悲伤,但我克制住了自己。

我们一家逃到了柏林,正赶上组建第3希特勒少年兵团,我被编入这支队伍接受训练。总指挥是一个牧师,他一人“亲统三军”。4月初,听说美国军队从西面过来已经到达了易北河,联系到我们的西撤,我开始明白德国的首都已面临东西夹击,我不再相信一直被我盼望着的“奇迹武器”还会出现。 4月下旬,我们的少年兵团被投入到柏林的巷战,我们的防守线沿着城轨铁路向西一直到奥林匹克运动场,任务是阻击从西门子工厂方向进城的俄国人。我的位置是库当大街临近动物园的地方,任务是充当传令兵。带着我执行任务的是一个前陆军少尉,他是退伍的残疾人,有一条腿是木制的,他曾经获得过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在紧急时刻他又被征入军队了。我们在防线上不停穿越各条街道,到处传达作战命令。我们两人全副武装,配备一个反坦克弹筒、一支比利时手枪、几个意大利的手榴弹和几个螺丝口的鸭蛋手榴弹,还配了一支意大利冲锋枪,只是枪上已经没有了保险。用这支枪我险些干掉了一个二级下士。因为这家伙突然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以为是俄国人,慌忙开了枪,幸亏打高了。气得他朝我狂吼不止。

在和俄国人相峙期间的夜晚是很可怕的,远处那些被俄国人强奸的妇女发出的可怕的嘶嚎,都清清楚楚地传到我们的阵地上。这使得我们死下一条心来作战,认为俄国人一定会杀死我们而不会收降任何人。一天,在库当大街和索菲夏洛滕堡街的交叉口附近,有3辆俄国人的坦克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我藏在一个地下室里,从通光的狭窄窗口里伸出反坦克武器干掉了其中一辆,坦克变成无数碎片飞起,情景非常恐怖,俄国人后退了。

我无法忘记的一件事是,我们有人在一条小街旁的楼上挂起了白旗,等俄国人的坦克和步兵过来收降时他们又突然开火。当俄国人被打退时,党卫军的宪兵来了,他们逮捕了楼里的守军,拉到当街全部枪毙掉了,因为他们打过白旗。太可怕了。我们非常愤怒,又无可奈何,满街到处都是这些“链子狗”宪兵,他们看见单独行走的军人可以立即处死,然后把这些人吊在电线杆上,脖子上还给挂上“我是胆小鬼”或“我是逃兵”的牌子。

5月1日上午10点,战争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我被俄国人投过来的手榴弹炸伤,弹片打进了肺部,这时我开始真正害怕起来。我躺在地堡里听到了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当时的感觉是世界完全倾覆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在被编入少年兵团时曾向希特勒宣誓过,但我并没有向邓尼茨(希特勒指定的继位者)宣过誓。希特勒死了,我们还为谁作战?我带伤爬出了地堡,看见柏林已经是一片火海和废墟……

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它本不应该是孩子们的事,人们没有理由让这些对生命的意义尚未完全领悟的少年用沾满他人鲜血的双手去拥抱死亡。小兵洛沃手上曾经沾过苏军士兵的血,自己也流过血,幸运的是,他毕竟活了下来,而且没有受到苏军的追究。在苏军的战俘营中,他的伤得到了及时的医治,这使他第一次了解到这些被希特勒纳入灭绝之列的“下等人类”并不那么可憎。他由此产生了了解俄国人的愿望,这大概也是他战后选择驻莫斯科电视记者的工作的最初动因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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