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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民言必称巴菲特,大众则言必称美国,却完全不顾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

比如讲,美国总统断乎不会跑路。美国是最强大之国,他无处可去。

若精英尤其首脑可以溜之大吉,又如何可信他一心为民?

而中国不同。大陆今日之可虑,在于精英多怀跑路之心;但首脑尚无处可去。

今日全球化地球村,却是弱势亚非地区首脑精英糟蹋完河山有处可去,人民疾苦,公道无处可寻。

巴菲特亦然。他不过是美国全球金融霸权之特殊表现而已。

中国根本不可能诞生巴菲特、索罗斯这样的人物。无他,唯中美两国在全球金融系统结构所处的位置实在差之万里!

因此,以下的道理自然明了。

当美国人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力,而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但中国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恰恰缺少了权威,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

个人利益必然是短期的。制度的利益则会于世长存。制度的卫道士必然会为这个制度千秋万代的利益着想。

亚里士多德说:“对于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同样适用的真正上策不是那种能确保民主或寡头本身最大限度膨胀的政策,而是能确保它们能长久地延续寿命的政策。”

那些言必称巴菲特与美国的人们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

经济精英、政治精英们的确存在糟蹋完江山跑路的可能;这也是亚非民主国家往往大有问题的原因。

人家对我们喊民主我们就民主了,中国分裂可料;民众利益仍未足保障。

而民主斗士们简直是特权精英们派来玩无间道的;某种程度上说,确像同盟,妨碍我们选择更准确的道路;如果我们放之任之,就怕百年之后的子孙会指责我们太懦弱,太绥靖,太短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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