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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的,可能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兵团。

200多万人的一个群体,分布在新疆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说新疆有多大兵团就有多大;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中国所有省份的人都能够在遥远的异乡找到同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有多大兵团就有多大。因此,想深入了解兵团几乎是不可能的,想描摹兵团人更加的不可能。

几代人经过半个世纪的岁月磨洗,竟变得如此的繁杂和深厚。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兵团的人又都是相同的,无论是一个偏远的高山上的牧工,还是兵团的指挥员,他们被共同地放入“兵团”这个模具中打碎了重新糅合,经过重塑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兵团人。

自1954年中国组建第一个兵团,至今整整50年。一直以来,他们都是一群远离人们视线的人,一群生活在边疆塞外的人,一群以独特方式被编制起来、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一群为国家的安宁和边疆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的人。

10万铸剑为犁的兵,10万大上海的知青,250万五湖四海的人,在新疆,在天山的两侧,在昆仑山、阿勒泰山造就的塔里木和准噶尔盆地里,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他们组合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在中国的东北、西南、西北都曾经有过“兵团”这样的组织,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他的兵团都解散、消失了,曾经在兵团战斗过的人们也四散而去,只有新疆的兵团留了下来,直到今天。

铸剑为犁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王震诗)。1949年,来自南泥湾及和平解放新疆的10万军队面临生存困境:新疆的生产现状不足以养活这么多的军人,粮食成了威胁生命的大问题。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进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这是毛泽东向这十万人发布的命令,这道命令从此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并且改变了他们子子孙孙的命运。这道命令就悬在那里,直到现在,当年等待重新拿起武器的人也没有听到新的命令,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就以紧握犁铧的姿态凝固成了一座群雕。

他们脱下了军装,但一直都自认为是一名军人,他们说自己是一支不穿军装、不吃军粮、不拿军饷的军垦部队。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过像兵团这样的人口大汇集。10万,20万,100万,200万,转业的军人,中国内地的农民,城市的知识青年,工人,知识分子,50年间兵团汇集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人。

兵团人的职责不仅仅是牧羊种地,兵团职工说,他们“放羊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在2000公里边防线上,在曾经存在的国界争议地区,本来可以走更近更好走的路转场,但兵团人却要走那些充满危险的路,因为对中国来讲那是我们的领土,中国的公民必须放牧生活在那片土地上。

兵团农九师曾有一个叫胡汉成的指导员,带领队伍赶着12000只羊转场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雪,有的人被冻坏了双腿,有的被截去了手指,他继续赶着羊到必须到达的放牧点去,风雪阻隔,山下的妻子和团场的人找不到他,以为他已经死了。第二年的春天冰雪消融,当他赶着羊群回来时,妻子不敢相信,真以为他从另一个世界归来。他的半边脸被严重冻伤,并永久地错过了医治的时机。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屯垦之地,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军人在此屯垦戍边,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处处都有屯垦遗迹,历史上的高昌、米兰、楼兰的繁盛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都是有屯垦的保证。屯垦兴而国家兴,这是历代帝王总结的一个经验。

屯垦与戍边,这是兵团人的两大使命,也是延续2000多年的所有屯垦人的使命。遥远的汉代屯垦人已经无法追寻了,而兵团人,就活在今天。

遥远时空间的穿越

兵团人的命运都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受那一道命令来到了遥远的边塞,这里和江南水乡和黄河流域和东海之滨有着天壤之别,这里的遥远和荒凉是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

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水,不与民争地,这是他们的原则。在荒原,在风头水尾,在不毛之地,兵团人垦下了他们的第一犁。

在这片土地上流传着一段凄美的关于命运的故事,那就是“八千湘女上天山”。一群十八九岁的湖南女子应征入伍来到新疆,被按照连一级未婚干部的分布情况分配到天山南北的各连队,她们没有想到的是,怀揣浪漫想法的她们到新疆的一个任务,就是和那些经历了战争的大龄军人们结婚。然后是山东姑娘、四川姑娘,她们的出现使荒原上出现了除了部队番号外的另一个组织———家庭。家就是根,根在荒原上越扎越深,树才枝叶繁茂。

18岁的山东姑娘张桂秀嫁给了大她15岁的四川丈夫,当她的女儿长大了不解地问妈妈为什么会嫁给大那么多的父亲时,张桂秀说:那是组织安排的。女儿问妈妈是否觉得幸福,妈妈想了想说:同甘共苦40多年,组织“包办”的婚姻还挺美满的。

掘地为穴,那就是他们的新房,蒲草为席,那就是他们的婚床,连地穴都没有的地方曾创造出了“公共洞房”的故事,一间地穴几对新婚夫妇轮流使用。他们把挖在地下的洞叫做“地窝子”。一位从甘肃老家来找丈夫刘五十四的大嫂,冲着丈夫哭喊:“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连老家的洋芋窖都不如!”一年后她在地窝子里生下了自己的儿子,取名就叫“刘地窝子”,此时的她已经成了拓荒者中的一员。

和一个家乡相差万里的人相识并结婚,生下了一个个新疆的孩子,用自己流血流汗生产的粮食把孩子们喂养大,然后在白发苍苍的晚年迎接他们的新疆孙子的诞生。这是许许多多兵团人共有的婚姻与爱情模式。

一个出身农家的士兵重新成为农夫还不难想象,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在哪里都是种地”,但一个从未见识过农村的城市青年要成为一个拓荒者,显然还是有些难度的,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那些上海的天津的武汉的知青用细嫩的手拿起牧羊鞭,赶着成千只羊,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人的生活。

这是隔着巨大时间和空间距离的两种生活生产方式,当然,在上海知青们被改变的同时,现代文明的元素也在悄悄地加入这支屯垦队伍,承托起现代化农业的基业。

当亘古荒原变成绿洲,金灿灿的稻谷堆积如山,雪白的棉花如天上云朵,牛羊满地林木成行,当一座座新的城市在荒原上崛起的时候,世界银行前来考察的官员感叹:“由退役军人组建的绿色开发部队,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创造的是一个辉煌。它的出现,为世界性的开发事业做出了良好的示范。”据兵团介绍,经过50年的艰辛开拓,兵团已建设成为一个以现代化大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林牧副渔并举,工交商建服综合经营,科教文卫体全面发展的独特的组织群落。

告别家乡的人

不论是一个来自战火洗礼的战场的老兵,还是来自上海大都市的细皮嫩肉的青年,大自然给了他们那么近似的面容。如果你想在新疆的兵团认出一个上海人,那只有从他一息尚存的语音上获得某种信息。

在兵团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的团场有不同的团场“官话”。一个以山东人为主的团场,大家通用的语言可能是河南话,而另一个以河南人为主的团场可能说的是甘肃话。由五湖四海汇集起来的人会集体无意识地接受并使用一种地方方言,没有办法解释这是为什么。

团场的“官话”成了一个团的标识。只要是兵团人听到某种方言,就会大概判断出说话者来自哪一个师哪一个团。

兵团的另一个明确标识就是番号。司令部、师、团、营、连,一个兵团人就这样被编进了这个庞大的集体。对于外人来讲,从1到200多的团场番号是难以搞清的,但兵团人对此却“门儿清”,当一个兵团人对另一个兵团人说自己是186团的时候,另一个人立即就知道他是农十师的人,农十师在新疆最西北的边界上。

兵团人是一群只有热土没有家乡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原来有自己的方言,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但是当他们成为一个兵团人后,他们和家乡的关系逐渐淡漠,后来他们除了和父母有割不开的联系外,家乡的景物家乡的人都淡出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和家乡靠儿时记忆建立起来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模糊,当某一天他们回到家乡时才发现,他们一直以为是自己家乡的地方已经容不下他们了,他们在新疆形成的东西放在家乡就变得那么的不妥帖。蓦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没有家乡的人。于是很多人在他们的晚年再一次选择了新疆,选择了兵团。他们宁愿把自己称作是新疆人。

在兵团团场,都有一个13连编制。这是一个特殊的连队,只有兵团人心照不宣地懂得它的含义,那是为死去的兵团职工保留的“连队”。塔里木盆地边缘29团的13连,是一块100亩的墓地,偌大的墓地,没有几座墓是有墓碑的,很多就是一堆土,插着一些木桩为记,上面写着籍贯、姓名、生卒年月,芦苇骆驼刺稀稀拉拉地摇曳着。

这看似凄凉的墓地就是屯垦者的永恒家园了。这是他们的热土,2000多年来的屯垦者都葬于这片土地,不管他来自遥远的汉唐还是现代。开创兵团的王震将军将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上了,他又回到了新疆,回到了兵团。这片热土能够收留所有的拓荒者,这里是屯垦人的家乡。

185:一个边境团场的故事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从阿勒泰到北屯,从北屯再到布尔津、哈巴河县,然后再经过穿越荒野,涉过河流的跋涉,才感觉到自己的脚是踏在中国版图“雄鸡”尾巴尖尖的羽毛上了。

之所以交待如此烦琐的过程,除了想说明它的遥远之外,更主要的是非如此便无法将185团的确切位置说明白。在中国的行政图上,一个县甚至一个乡都可以标识,但没有标识一个兵团团场的,尽管按行政级别来说它也是一个“县级”,尽管某些团甚至比内地的几个县占地面积还要大些。

记者在深秋季节来到了185团。现在当记者在地图上找这个曾经到达过的地方,就会顺着中国惟一一条向西北流并最终注入到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的流向,在它冲出中国的国土流向异国的那一小小点上,确认185团的位置。

静悄悄的边境

当你意识到自己是在中国最西北边境的时候,那感觉会有一点特别。

185团和外界的惟一通道是一条不宽的石子路。缩在路边的小小的养路道班挂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中国西北第一道班”。185团一连的连部平房上也顶着几个鲜红的大字:西北边境第一连。

一条浅浅的河蜿蜒流过,河滩里长着挺拔的白桦,树冠上正挂满金币一样灿烂的叶子。大片大片的极度平整的田畴,偶尔看见一台“康拜因”在收割油葵。四处都是静悄悄的。

毫不知觉地,一辆军车出现了,车上坐着七八个荷枪实弹的军人,为首的一个跳下车来向我们走近。此时路边上的一块“边境管理区,请出示证件接受检查”的牌子再次提醒:这里是非常地区。

枪声。在空旷安静的地方枪声显得不那么真实。是部队在打靶。

铁丝网。那湾美丽的小河全部被1米多高的铁丝网封着。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界河,这条河叫阿拉克别克河。

界碑。一块标明为32号的界碑,上面写着威严的“中国”二字。在这块界碑的对面,河的那边一根蓝色的柱状物,是哈萨克斯坦的界碑。

“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牛羊”。这是“西北第一连”房前立着的一块碑上写的,另一块和此相对应的碑上写的是“割不断的国土情,难不倒的兵团人,攻不破的边防线,摧不垮的军垦魂”。

一连的指导员韩继忠穿着一身迷彩服,他指着连办公室房后说:“后面就是国界了。”在他身前,是一条200米不到的水泥路,路两边各立着6排簇新的平房,白瓷砖墙红琉璃瓦顶,整齐得像一队队列队的士兵。这就是全连32户人家的住所。韩指导员解释,之所以将农工的住所如兵营般排列,就是要做到“在短时间内能召集起所有的人”。

一大片田地的尽头,是界河,那边,隐隐约约显露出另一种生活。阿连谢夫卡,哈方最靠近边境的一个小镇。韩指导员说,小镇原有3万多人口,近年哈方将边民往后方撤离,因此小镇现在有9000人口。

隔河相望从不往来,但双方对对方的情况都了如指掌。“那就是 望塔,双方都有,上面是高倍的望远镜,每天对对方过往车辆人员进行观察登记。”韩指导员说。

在185团,45岁以下的男性都是民兵,他们定时巡逻于边境线上,每年至少有三个月的训练时间。

185团宣传科科长师寒希望记者一定要将两件事写出来,尽管这两件事发生在多年前。

一件是一连有一个上海知青叫沈桂寿,1964年来的团场,他种的一片玉米地就在国界的铁丝网下,每天早晨他都会看到哈方升国旗,于是就步行30多公里到团部去买国旗,但跑遍团部也没有,于是就用自家的红被面自制了一面,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用一根杨树的木杆升起自制的国旗,从1979年到1994年退休回上海,15年如一日。哈方的哨兵为此向这位中国的农工行注目礼。

沈桂寿回上海时给伙伴留下一句话:“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就把国旗升起来,尽力地照看好庄稼。”

另一件事是1988年界河发大水,在一个叫桑道克的龙口向地势低洼的中方土地上冲来,按照国际惯例,如果河水改道,国界就将重新划分。185团全体职工家属奋战8个昼夜,终于将界河憋了回去,保住了55.5平方公里的土地。

1998年中哈两国重新勘界,这55.5平方公里曾经存在争议的土地,永久地划归中方所有。

阿拉克别克河在哈萨克语里是“少女的耳环”之意,中国的国界也随着这条河拐了一个大大的弯,185团的12个连队就沿着这个大环一字排开,陈列在国境线上。185团的农工们把这个称作“三前”:我们的耕地在边防哨所之前,我们的民兵在边防哨兵之前,我们的连队在边防连队之前。说这话的是一位老农工,语气间有一种骄傲。

“铁打的营盘永远的兵,永不移动的生命界碑”。185团的宣传材料上这样描述自己。

种地就是站岗,放羊就是巡逻

最初来到这里的是山东的退伍军人。1962年前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策划了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边民外逃的“伊塔事件”。周恩来总理亲自召见兵团政委张仲瀚,批示迅速组织一支高素质的军垦队伍分赴边境。

185团退休干部张照汉回忆,当时他从济南军区炮兵5团退伍,坐着闷罐火车奔赴新疆。“当时非常紧急,被子里外全是白布的,都来不及做上被面。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日夜兼程地赶,我们要执行‘三代’任务,就是替外逃的牧民代耕、代牧、代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1962年从喀喇昆仑山到阿勒泰山的边境线排开了58个团场。5000公里的边境线,兵团坚守着2000多公里。

“一来了就发了枪,从此就背着枪种地,常常是前面安排人种地,后面有潜伏哨埋伏着。”

张照汉的妻子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生活:家里炒很多炒面,放进小布袋里,一紧张了就捆在身上,背着抱着孩子躲到大沙山背后去,男人们就扛着枪冲到边境线上。晚上在沙山露宿一夜,白天还照样下地干活。

“那时候‘老修’天天制造紧张空气,探照灯把这边照得一根针掉地下都能看见,飞机常常飞到房顶上来,吓得孩子们直哭啊。”

张照汉一直背了40年枪,到1990年退休为止。他曾当过15年民兵值班连的连长,值班连里都是高中毕业的团场青年,全副武装,当时没有武器库,所有的武器弹药都放在张的家里:“一间小屋子,住着一家人,墙上挂着一个排的枪。”

张照汉说他们这些人“民不像民,兵不是兵,是兵不拿饷不换岗,是民却要扛枪”。

“乐不乐意?”他反问自己,“不是你乐不乐意的事,来了就得这样干。”他自己回答自己。

当时的185团所在地,根本就不具备人类生存的起码条件。兵团劳动模范解见礼在白发苍苍的晚年,向记者回忆起当年情景还忍不住泪水涟涟。

当年,辗转两个月才从山东老家到达185团的解见礼见到了丈夫,眼前的人她已经认不出来了。“他穿了个破黄棉袄,又小又短,那件衣服破得哟,哎!就是一条一条的。人的脸焦黄焦黄的,他来的时候可是又白又胖的,我问,你是刘玉生吗?他说,我是啊。我再问,你真的是刘玉生?他说,我咋不是呢,你不认得我了?我问他,你的房子呢?他说,哪有什么房子!我说,没房子怎么住?他说有地窝子。”

地穴里是柳条编的床,床上铺着草,一个大通铺上睡几十个人,“我当时就哭了,一边哭还一边说,共产党到哪里不是革命!”她就此留了下来。解见礼18岁入党,是山东老区的女干部,来的时候县长给她送行,让她记住一句话:共产党员到哪里都要革命。她问县长知不知道新疆的185团在哪里,这位县长也不知道。

男人女人一样地劳动,白天种地,晚上打过冬的柴,还要打土块,每一项工作都要争小红旗。冬天也不闲着,大家要比赛着往地里拉粪。“冷啊,零下50度,雪有1米多深,人穿着羊皮大衣、毡筒子,拉着冰爬犁。我一趟拉200多公斤,比男同志拉得还多,身上出汗热气冒上来,在衣服的表面结成硬壳。一停下就得赶紧往家跑,一停下来身上的汗就凉得冰似的。”

185团的第二代人很多就出生在终日没有光的地窝子里。用一张白羊皮把孩子包起来,放在一个筐里,吊在地窝子的顶上,下面生上一盆火,大人们就出工了。一个孩子有时候从出生长到1岁多都没见过太阳。

解见礼在一次劳动中严重摔伤,失去了生育能力,终身没有孩子。

现在地窝子出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了,39岁的彭学涛就是一个地窝子孩子,现在他就在他出生的9连当连长。在30岁以前他从来没有走出过185团,那时候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他认为自己继承了父辈留下的东西,并感觉自己守土有责。“我们不守总得有人来守,我们熟悉这里,和这片土地有了感情。”他说。

湖北人的饺子皮、蠓虫和乌鸦

“你吃了吗?”

“吃了。”185团的两个妇女在去厕所的路上相遇,互相用“吃了没有”这个大部分中国人已经摒弃的方式打招呼,口音是河南活。

陪同我们的一个工会干部,说的话就像调频收音机一样可以换台:每当他向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调到略带点新疆口音的普通话,而和团场人说话的时候,用的是河南频率。

185团的官话是河南话,但185团却不仅仅是河南人,甚至河南人在这里并不占主流。

团工会主席龚雪荣统计过,185团4400口人,来自山东、河南、甘肃、湖北、江苏、上海、天津等17个省区市。

团场人告诉记者一个笑话,湖北人过春节的时候学着山东人吃饺子,但不会擀皮,就用保温瓶的盖子扣,于是“湖北人的饺子皮”就成为一个经典的故事。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互相融合着生活,谁的生命力强大,于是就占据主流位置。“可能是河南话字正腔圆吧。”那位工会干部如此解释,他的父母都是山东人。

当年的艰辛经过时间的酿造变成了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从军垦第二代的嘴里讲出来。这些将近40岁的人正在团场挑大梁,他们很乐意将这些故事讲给从外面来到团场的人听。

“我们这里大夏天有一种针尖大的小飞虫,军垦第一代把它叫‘黑寡妇’,它能咬得人鲜血直流,乌鸦在天上飞着飞着突然一头从天上栽下来,就是被它咬得神志不清,它能咬得牛羊乱蹦,疯了一样。军队专门派来专家进行研究,专家说它的学名叫做‘蠓’。”

对付蠓的办法,一开始是往身上抹泥,干了之后形成一层壳,但人一活动,甚至笑一笑,泥巴断裂,就不顶用了,后来是在脸上头发是抹柴油,但人的皮肤受不了。一位军垦第二代向记者讲述的时候语气里透着一点骄傲。

团场孩子学习的刻苦、团场的升学率之高是在新疆远近有名的。在185团,一个孩子从7岁开始就得离开家去寄宿。从连队到团部学校近的三五公里,远的三四十公里。而回一趟家之难让人震惊。大雪封路的冬天,团里用大轿车送孩子们回家,“800米的路走了4个小时,22公里的路走了一天一夜。”护送过孩子们的彭连长说。而到了高中,孩子们则要到200多公里外的北屯去读书,一个学期才能回一次家。团场的农工们特别看重孩子们的教育,而团里也理解农工们的希望,所以团中学一直是团场最受重视的地方,并且校舍一直是团场最好的建筑。

有人离开,也有人不断地进来。185团宣传科科长师寒就是近年才来团场的大学生,当他娶了一个团场姑娘为妻并生下了孩子的时候,他觉得他就是这个团场的人了。

市场的因素逐步进入国有化色彩最浓的兵团团场,185团也不例外,土地农机全部承包到了农户,虽然这是一个全部机械化的农场,但农户按市场的方式和团场发生“交易”。

内地前来承包土地的人填充了农场,这些人被185团称作是“军垦第三代”。刘文祥、刘安利叔侄俩从山东农村来185团包地10年,已经成为团场的富户人家。叔叔喜欢团场是因为“是职工待遇,老了有退休金”,侄子爱团场是因为这里的“文化”、“习俗”比家乡好。

记者在刘文祥家里看到了勤劳带来的收获。他和妻子养着100多头牛100多只羊,种着200亩地,供养着女儿在四川上外国语大学。

新加入团场的刘文祥也是一位基干民兵,但他的感觉是:没有战争的紧张感了,忙的时候会忘记了是在界河边上种地。

写在一连展板的一组数字记录了团场的变化:

1998年所有连通电

2000年看到光缆电视

2000年旧房改造住上新房

2002年建立了文化站,中央支持1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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