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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与面条国的往事

1899年2月,意大利通过公使马迪讷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要租借三门湾为海军基地,并要求准其修筑一条从三门湾通往鄱阳湖的铁路,浙江省南部三分之二均为其势力范围,浙江全省不得租赁给其它国家。面对这种无理要求,总理衙门对意大利的侵略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并多次严辞拒绝。意大利政府自恃有武力为后盾,态度强硬,给马迪讷发来电报,指令他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否则兵戎相见。但电报发出以后,国内民众群起反对,政局因此动荡不安。意大利鉴于事实上并未作好战争准备,而且一旦开战也不一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反而会开罪列强,引来列强干预,因此又发来一份电报,要求马迪讷暂停最后通牒。不想两份电报到达时间上出现了差错,要求暂缓行事的电报先到,而最后通牒后到。马迪讷就想当然地把晚到的最后通牒递交给清政府。不料,清政府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并未屈服,反而再次严辞拒绝。意大利政府听说马迪讷违背政府旨意,擅自递交最后通牒,非常惊骇,立刻致电马迪讷,令其按照使馆章程,声明意大利并没有强索之意,收回最后通牒。

就这样,意大利租借三门湾事件的阴谋告了一个段落。但意大利觊觎三门湾和谋夺在华权益的野心并未消弥,此后时常有满载煤炭的兵舰出没于三门湾附近海面。由于清政府在此事件上态度强硬并作好了应战准备,意大利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强国意大利的最后通牒,一反常态,提出既然“衅自彼开”,则“与其动辄忍让,不如力与争执”,甚至不惜与之一战。这既有违中方的外交路线,也大大出乎意方和时人的预料。但这都是有其因果联系的。 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在意大利提出租借三门湾时,很多报纸也大量刊载“意国底情”、“意船志略”等文章,披露意大利“武备废驰”、“财用困穷”、“民不聊生”、“外强中干”,两年前甚至兵败埃塞俄比亚,意大利的实力还不及当时的中国。基于此类分析,当时国人对打败意大利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即使万不得已与意开战,亦“庶几制胜有期”。 而另一方面,也还出于预防列强群起效仿考虑。自意大利索租以来,列强更加变本加厉,各小国也“相率效尤”。英国欲占河南全省,德国陈兵山东沂州,法国欲拓华南势力。葡萄牙也不甘人后,欲“在东方筹得利益,或别辟属地,或将澳门租界扩充”……因此如果意大利之例一开,各国必将借口利益均沾,继起以谋割地,则此后索取者将无止境矣。所以清政府提出:“与其动辄忍让,不如力与争持。虽兵事之利钝不可知,然即非自我予之,即不难自我争之”。亡羊补牢,以杜后患。 而国民的强烈反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意大利强租三门湾的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流亡日本的康有为闻讯后忧愤异常,即赋《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凄凉白马市中箫,梦入西湖数六桥;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借用伍子胥吴市吹箫乞食以及乘潮来看吴国灭亡的典故警告清政府表达了中国人民渴望救亡图存的心意。 此外,帝国主义列强的牵制,也是意大利在三门湾事件中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列强对此事非常关切,且又没有表示明确的支持,因此,迫于列强的压力,意大利不得不有所收敛,强租三门湾也不了了之。 三门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对列强的态度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清政府不像以前那样畏列强如虎,对列强的某些要求,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违拗。清政府曾召集总理衙门大臣密议,“决议自今后,凡外国要求借地,悉以兵力拒绝之。”并多次下令有关督抚加紧布防,操练军队,严阵以待。而且还决定整顿陆军、海军,向国外订购了六艘战舰。这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外交涉中是很少见的。

纵观晚清历史,清政府只在法国和意大利身上找到过面子,尤以意大利为甚,打都没打就清政府逼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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