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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的东亚领导人河内峰会上,中日领导人会晤最终宣告流产,中国总理温家宝和日本首相菅直人仅举行了近10分钟的“寒暄”。中日首脑正式会晤的流产,无疑中止了此前河内东盟外长会议“电梯外交”和布鲁塞尔亚欧会议“走廊外交”带来的向好苗头,包括笔者在内的观察人士对扣船风波后中日关系走向缓和的乐观估计,被近乎戏剧般的后续余波无情击破。

应该说,给因扣船风波而受到重击的中日关系“清创止血”,是中日均面临的紧急外教课题;但相比之下,这一紧迫性对日本而言更甚:因为菅直人当局既面临国内对其举措失当等方面批评指责的强大压力,也面临执政党内、在野势力以及经济产业界人士要求尽快改善中日关系的强烈呼吁,更有尽快让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以便为日本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紧迫需要。此外,日方还面临盟友美国要求其改善中日关系的压力。因此,按理日方应该不遗余力地为中日首脑正式会晤的实现清除障碍、创造氛围。

但是,由于菅直人当局内部对中日关系战略地位和紧迫性的认识并未达成共识,以外相前原诚司为代表的“亲美制华派”压倒了“日美对等派”,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等为代表的“东亚一体化”派更是被晾在一边。结果,中日首脑会晤不仅没有相应的气氛,相反却是“暗流”甚至“寒流”不断:

一是前原诚司放出“中日首脑会晤”并不紧急的论调。

二是两国均爆发民间游行示威,民意的相互厌弃和敌视攀升到近5年来的新高,直奔党内小泉纯一郎时期因靖国神社等问题引发的民意敌对最高峰。

三是日美在多个场合不断强化、重申所谓“钓鱼岛适用安保条约”论,让亟待冷却降温的钓鱼岛问题继续滚烫甚至灼手,不断刺激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敏感神经。

四是在国内热炒钓鱼岛扣船风波录像,在多个国际多边场合继续高调贩卖其钓鱼岛问题上的谬论,开展国际公关的意图十分明显。

五是在稀土出口、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持续对华施压。

当然,所有这些暗流甚或寒流,似乎都并未能将中日首脑会晤的可能性完全扼杀,但已经制造了障碍、破坏了气氛。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河内中日外长会谈后的“媒体误报乌龙”:日方媒体误报中日外长会谈新闻,单方面传出所谓即将重开东海油气谈判的消息,意图对华施压。

经过民众游行、官方互动的冻结、媒体的口诛笔伐,钓鱼岛问题越来越与2006年以前的靖国神社问题具有某些相似特征:将民意敌对推至高峰,双方多年辛苦累积的互信瞬间被吞噬,作为具体争端个案却迅速攀升为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焦点(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日方挑起事端均有具体个人和团体(靖国神社是小泉,钓鱼岛则是前原诚司),背后都有美国因素在或明或暗地起主导作用……不同之处在于,靖国神社问题由于是日本首相挑起而使得双方都没有最后的遮掩屏障,此次钓鱼岛风波日方始终保留了菅直人首相不赤膊上阵这一最后底线;靖国神社问题发酵时是作为保守派大本营的自民党执政,此时则是被誉为意识形态谱系上稍稍居中甚至偏左的民主党执政。更重要的是,如今中美日力量对比已较5年前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给中美日互动带来了历史性转折。

回顾历史,中国在包括韩国等亚洲乃至世界舆论的呼应下,尽管经过长期的“政冷经热”,最终仍然在靖国神社问题大获全胜:日方自2006年迄今,无论哪一党派、哪位首相,均不同程度地回避了这一矛盾,事实上让靖国神社问题变成了日本亚洲外交的“小禁区”。

如今,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潜在诉求是让其重回争议状态,日方则图谋获得主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双重果实。中方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然后退了,所以在谋求钓鱼岛重回争议状态方面将会和当年靖国神社问题一样,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这一点从9月24日渔船船长被释放后迄今诸多迹象中得到了充分证明。问题是,菅直人当局有几人能清醒认识到这一形势?即使有几人认识到了,又有几人敢于直面并敢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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