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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8月3日发布了《关于2010年上海市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的通知》。工人工资原本应该由企业自主决定,但在中国,当局每年都公布工资涨幅指导方针,大多数企业都参考该指导方针确定当年工资涨幅。

在2008年之前,新进入中国的外国制造企业享有5年的所得税优惠,包括2年全免和3年折半。如今,除了极少数专业领域之外,这些税收优惠已经取消。同时,在中国的经济特区,外国企业曾经每年只需缴纳15%的所得税。现在,这一税率已经上调至25%。此外,新的劳动法意味着现在解雇员工的代价变得非常高昂

在今年的通知中,当局将平均工资涨幅指导线定为11%,设定的指导线与发生涨薪罢工风波的广东省相同。

以广东省和大连市为中心爆发的涨薪罢工风波波及全国各地,上海的多数日资企业认为“决不能隔岸观火”。这些企业迅速开始研究预防措施和对策,但据几家日资企业讲,这次的罢工风波并非单纯因物质欲望而提出的涨薪要求,而是工人对不符合时代的歧视的一种抗议。

也就是说,被称为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农民工不希望像以前的打工者那样忍气吞声、机械地工作,不认为因为出生于农村就地位卑贱。他们认为,敢于直言社会的不公平、要求与工作和能力相符的待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加之提倡“和谐社会”的大背景,要求对财富进行合理再分配的风潮越发高涨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存在不合理的中间榨取和极端的外国人特权待遇,立刻就会成为批评的对象,这些批评升温后,就有可能演变为罢工等形式。这就要求外资企业今后转变组织形式,不分国籍,一律按照成果主义和实力主义决定待遇。

中国从开始引进外资已经过去了30年。这期间,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农村地区城市化步伐加快,学者中间出现了申国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 (随着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到城市打工的劳动力达到极限,到了开始涨薪的时期)的声音。

一部分日资企业提前认识到这种变化,为压缩成本采用了“地方主义”,即使从日本调来的员工,也拿着与当地员工一祥的工资,过着与当地人一样的生活。

上海有很多日本中小企业,其中有些企业收缩了日本工厂,“搬家”至中国。在这些企业看来,这次的罢工风波是僵化的大企业引发的“不应有的问题”,认为当局的工资增长指导等是“多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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