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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德国职业军人,东征西讨,屡建战功,却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中国。

从军阀混战到剿共、抗日,每个战场都有他知疲倦的身影,并因此得到蒋介石的青眼相加。

性格孤傲且特立独行的他,终于落魄到不招人待见,黯然踏上返乡之路。被后人揶揄成“德国的史迪威”。

他,就是乔治·佛采尔[也有译成:乔治·魏采尔](George Wetzell)将军,一位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

万里赴戎机

德国人素以精于军事学术、兵器制造而著称于世。曾几何时,“德国顾问”是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德国顾问乃不可多得的一道风景线。君不见甲午风云黄海大战,旗舰“定远”号甲板上伫立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旁出谋划策的“洋诸葛”,就是来自德国的顾问汉纳根。民国肇始,孙中山便提出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发展。尽管德国政府基于现实考虑,未与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权建立正式关系,但孙中山却以私人名义秘密聘请了多位德国顾问。一直到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签署后,孙中山才彻底将其目光由德国转向苏俄。

孙中山用苏俄顾问取代德国顾问,以他忠实学生自居的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德国顾问奉为香饽饽。蒋之所以青睐德国人,直接原因是他对德国人的好感与钦佩。青年时代的蒋介石便具有浓厚的德国情结,一度积极筹划赴德留学,后来因故未能成行。不过老子未竟的留学梦在儿子身上得以实现,1936年冬,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远赴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进修军事,直到二战爆发前夕才学成归国。

蒋介石坚信“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现实的需要加之由来已久的精神崇拜,使蒋介石坚定了联德的决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花了很大的精力与财力,组建了德国顾问团,希望藉此加强与德国的官方往来,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i930年代初,伴随着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借鉴德国经验”的呼声甚嚣尘上,蒋介石开始考虑改组德国顾问团。在其授意下,曾经两度留学德国、在德国有着良好人际关系的朱家骅邀请德军名将鲁登道夫(ErichVOnLudendorff)来华出任总顾问。鲁氏本人虽然有意出山,但德国政府方面恐其名气太大,怕造成外交上不必要的麻烦,要求他不得同意。权衡之下,鲁登道夫推荐乔治·佛采尔中将来华接任顾问团的工作,也算是给中方一个交代。

佛采尔将军作战指挥能力很强,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屡立奇功。大战结束后,佛采尔被提升为总司令部部队室主任(相当于总参谋长),在德军中是叱咤风云的人物。1926年秋,佛采尔被新上任的兴登堡总统找借口削去兵权,免去职务,在德国政坛日趋沉寂。此刻的佛采尔正在冷宫中苦捱时光备尝寂寞,因此他面对中方抛来的“绣球”是欣然从命,

1930年5月24日,蒋介石正式发布任命,通告德国顾问团全体团员:“本人谨告诸位先生,经本人聘请而抵达本人总部之步兵司令佛采尔将军担任顾问团团长职位,深冀诸位秉承以往之热忱,继续竭力支持佛采尔将军并克尽佛将军分配予各位之职守。蒋介石。1930年5月24日发自苏州”6月9日,佛采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正式走马上任,同时向顾问网成员发出下列一函,权做就职演说:“兹奉国家元首(蒋)总司令于1930年5月24日指令,本人被邀任为顾问团团长,领导执行顾问团所受委托之工作。本人竭诚向所有同仁致意,并请诸位以信赖之心及团队精神与本人合作,以期完成委托予吾人之艰苦任务,而为中国中央政府之福祉继续共同努力服务。吾人在此之工作深受祖国(德国)之瞩目与推崇……因此本人再度强调并请诸位以信赖之枕及团队精神共同继续执行委托给吾人之任,以期圆满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在佛采尔将军的前任出任德国顾问团总顾问时,蒋介石并没有专门发布任职通告,总顾问也是轻车简从,既没有什么就职仪式,也没发表任何就职演说。此次蒋介石、佛采尔的如此举动,显得十分不寻常,充分表明了蒋介石对德国顾问团的改组寄予了殷切的厚望,而佛采尔近似于献忠心的表白也让蒋介石非常受用。

如果说十余年后蒋介石初次遇见美国中将史迪威即像吞了个死苍蝇般难受,那么此时此刻德国中将佛采尔的翩翩而来,带给蒋的是愉悦的心情和无限的希冀。

乱世“洋诸葛”

新官上任的佛采尔无疑要表现一番。此时恰逢蒋桂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中原大地战火肆虐。战场上的硝烟对于佛采尔将军这样一位厌倦政治斗争向往金戈铁马的职业军人而言,就像顽童置身于过年的爆竹声中,可谓甘之如饴。

中原大战”中倒蒋派的领袖人物是另立国民政府、自封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的阎锡山,他以其精明、狡诈的“骑墙式”作风,以及左右逢源的手腕,在民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游刃有余,世人因之将其称为“乱世之狐”。当“乱世老狐狸”遇见乱世“洋诸葛”时,自有一番酣斗。

反蒋联合阵线总共集结了70万大军,而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约为60万,其中还有一半是杂牌军。按双方投入的军事力量对比,倒蒋派的兵力还略胜一筹。“乱世老狐狸”阎锡山并非浪得虚名,战事伊始,便调兵遣将,兵分四路——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对蒋形成三面合围之势。蒋军一时乱了阵脚,陷入被动境地。佛采尔不隗是一战名将,指挥若定。他告诉蒋介石,反政府军力虽强,但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设置联合参谋本部,没有协同作战能力。佛采尔根据中原大战态势及自己过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作战经验,向蒋介石提出了明确的作战方案,即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攻击晋军在山东之部队,然后出击陇海路,伺机歼灭冯玉祥部主力,则其他各部将迎刃而解。蒋介石采纳了绋采尔的作战方案,并要求以他为首的一干德国顾问随伺在侧,以备随时征询意见。按照佛采尔的思路,蒋介石先以优势兵力击溃桂系军队,然后挥师入鲁,将晋军驱赶到黄河以北。最后,蒋介石开始集中兵力对付实力最强的西北军。蒋先是用上了自己最拿手的“银、肉两弹”战术(指用金钱拉拢、用美女腐蚀敌方将士)打头阵,削弱敌方斗志。接着按照佛采尔的建议,实行大规模步兵、炮兵、空军联合作战。尤值一提的是空军,在佛采尔及其手下德国顾问的调教下,规定空军在陆军发动进攻以前,必须全力轰炸对方阵地。在发起攻击后,部分飞机必须在阵地上空掩护陆军,直到允许返航。这种空地协同作战模式果然不同凡响,重创了西北军,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即在德国容克式飞机的轰炸中粉身碎骨。在陇海主战场上,西北军勇将吉鸿昌的部队素以勇猛善战、吃苦耐劳而闻名,但蒋军以德式装备训练的教一师、教二师、十一师发挥了极强的战斗力,攻守兼备,令西北军尸横遍野,吉将军虎目流泪!

佛采尔引进的作战方式在民国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充分显示了德式武器和训练的强大威力。中原大战最终以阎锡山下野、蒋系中央军大获全胜而告终。据德国驻华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显示,整个中原大战期间,佛采尔都亲自率领德国顾问们全副武装地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忙得不亦乐乎”。佛氏及其副官邵姆堡(Schaumburg)更是直接下榻在蒋介石的专用列车上,与蒋同吃同住共生死。德国外交部曾通过驻华使领人员要求佛采尔注意自己曾经是德国军官的身份,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卷入中国内战,贻人口实。但倔犟孤傲并急于立功的佛采尔并没有理会。战事结束后,佛采尔本人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格外垂青,蒋对其忠诚、勇敢、敬业,甚为嘉许,给予了“功不可没”的高度评价。饶有趣味的是,佛采尔此后在公函文电中署名头衔,居然从“中将”改为‘上将”。德国军官在中国,居然会因战功在原有德军军阶的基础上得到提升,可谓创造了中外军事史上的奇闻。这充分显示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德国顾问团的重视。

言必称德国

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文明以其特异的风采与卓越的成就享誉后世,以至有“言必称希腊”之说。而在1930年代的国民党军界,“崇德”、“亲德”俨成风尚,以至于到了“言必称德国”的地步。

“中原大战”一战成名,在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后,佛采尔进一步提出了扩大顾问编制的要求,将更多的德国军官介绍到中国。在佛氏任总顾问期间,德国顾问的总人数一度多达70人,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多数军政机关里都活跃着“洋诸葛”们的身影。从雇佣关系的角度来看,佛采尔及其部下都是以蒋介石私人顾问的身份在进行工作,洋顾问们只须接受总顾问佛采尔的统领。一旦他们的建议及意见被蒋介石采纳后,即以军事命令方式下达,政府各机关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评论的资格。显然,这种工作方式容易导致德国顾问们恃宠而骄,从而与各军事机关工作人员产生矛盾。

佛采尔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存在,仍然一味强调德国顾问只效忠蒋介石本人,他们“俱因钧座之名驰中外,故不惮远涉重洋,愿供(蒋)驱策”!其效忠蒋介石个人的表态愈加巩固了他及其部属的地位,德国顾问团实际上已凌驾于各军事机关之上,成为一个只听命于蒋介石的地位崇高的超然团体。正是利用这种崇高地位,这一时期,德国顾问的触角开始涉及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其中以在军事教育领域的渗透最为典型。

中国近代最高军事学府是陆军大学,其前身是袁世凯于1906年在保定成立的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学堂督办(校长)段祺瑞曾赴德学习军事,因此在办学方针上极力效仿德国,使军校兼具德式特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接管了陆军大学。蒋介石亲自兼任陆军大学校长,并于1930年将陆大迁往南京。佛采尔出任总顾问时期,更是将这种“德式特色”发挥到极致!使这所学校全盘接受德国式教育思想及体制。

在陆军大学工作的德国顾问均由佛采尔精挑细选,他们系出名门,大都毕业于德国陆军大学,曾担任德军中高级军官,既有理论修养又具实战经验。其中军衔最高的官拜德国陆军中将衔,在陆军大学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德国教官讲授战术教学课程,从团、旅战术一直讲到师、军、集团军战术,比较注重战略战术态势、地形影响及时间、空间相对关系,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地空结合,高速立体进攻,速战速决。这些都是以德国优势工业基础为前提下的德军在一次大战中的经验总结,对中国学员来说,内容新鲜,极有吸引力,传达了世界先进军事技术信息。此外,德国顾问们另有绝活,这就是他们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无论课堂讲授或图上、现地作业,他们都能方法灵活,随机应变,不受教材次序限制,常常令学员们“即题作业”,将学员分两大组编成红蓝两军进行图上或现地对抗,方法生动活泼,寓教于实际演练,使中国学员记忆深刻且受益颇多。

总之,德国教官在陆大担负了很大一部分教学任务,通过他们的教授,德国的建军理念、军事教育方式、战略、战术方针等逐渐在陆军大学得到灌输,“言必称德国”成为一种时尚,一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学员开始变得洋腔洋调,“开口兴登堡、闭口坦仑堡”(兴登堡乃当时德国总统,“坦仑堡”指1914年德俄“坦仑堡战役”),并由此增进对德国的好感,滋生了一批“崇德”军官。

“德国史迪威”

中原大战征尘未洗,佛采尔又参加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他提出了“分区围剿”及“分进合击”的战术建议,深得蒋介石的赞许,给红军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如第三次“围剿”,蒋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仅过一个月后,趁红军分散各地之时,闪电般地长驱直入苏区腹地,使红军陷入极大被动。不得已,朱(德)毛(泽东)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突围,这在以往和后来的行军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佛采尔随蒋介石转战各地,拟定作战方案,出谋划策。在军事上的连连奏凯,使佛采尔极度膨胀,其骄傲自大的性格愈加明显,他自以为有蒋介石撑腰,更觉自己高人一头,动辄以教训人的口吻与中国将领、官员讲话,引来国民党内几乎整个上层人物对他的不满与反感。佛采尔非但不有所收敛,注意与中国同事搞好关系,而是极度轻视中国军人,认为中国军人非常“业余”,并常与中方高级将官发生矛盾,特别是在“剿共”战争之中,每遇战事失利,佛氏便指责蒋军军官无能,不能如实执行他的计划,而军官们则反言佛氏不了解中国国情,双方互不买账。

1933年的夏天无比燠热,或许这恼人的高温推波助澜,佛采尔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之间的矛盾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几年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佛采尔以救世主自居,摆谱端架子,颐指气使,甚或越权行事,除了蒋介石,任谁他都不放在眼里。孰不知那些被他轻慢的中国军官早已是暗流涌动,忍无可忍,必欲去之而后快!以军政部为首的中国官员公开指责佛采尔干涉了中国的内部事务,与德国军官传统作风相背离,伤害了中方官员的自尊,认为“两国共同合作之根基已为之动摇”。甚至顾问团内一些人也对佛采尔的火爆个性有所非议,认为他的偏激作风影响了两国友谊。他们联合起来,经常在蒋介石面前“控诉”、告状,导致蒋对佛采尔渐生恶感。

更为糟糕的是,佛采尔与蒋介石本人之间也产生了隔阂。1934年,佛采尔率领顾问随蒋介石再次参加了“围剿”江西中央苏区的战事,与蒋介石发生了激烈争执。佛、蒋之间矛盾的焦点是在使用部队问题上。佛采尔坚决反对蒋介石把他一手培训出来的教导旅示范部队投入反共战场,而希望把他们用来作为“种子”,使德式整训进一步扩大到全军。但蒋介石为了全力推行“剿共”政策,不惜血本与红军作战,他不管什么教导部队,只要能打仗,就要用在前线,就连正在整训的部队也要中止整训开往前方“剿共”。

出于对教导旅的深厚感情,佛采尔甚至当着许多高级军官面,置“领袖”威严于不顾,公开咆哮。此外,他主张由南京政府出资,将退人关内的张学良东北军重新整训为一支抗日劲旅,而这恰恰是蒋介石的大忌!

江西“剿共”归来后,蒋介石决心让佛采尔“让贤”。他对身边人员表示,他“不允许佛采尔在我国服务时,性情如此暴躁,行动如此偏激。唯一能有效制服而又可使其平心静气工作之办法,似在此人头尖上加上一顶重帽”。

1934年4)1,德国“国防军之父”、著名军事家塞克特(Hans yon Seeckt)出任总顾问一职,佛采尔黯然离开。据曾与其共过事的中国军官回忆,抗战后期,有许多人经常拿同样与蒋介石矛盾很深的史迪威与佛采尔相比,言下之意,佛采尔就是德国的“史迪威”。的确如此,佛采尔和史迪威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狂妄自大,恃才傲物。两人都是各自国度科班出身的杰出军事指挥官,都以援助弱国军事的名义辅佐蒋介石,甚至赴华时的军衔都一样。最后结局也差不多,都是灰溜溜地打道回府!当然,历史也不会忘记,佛、史两将军都曾身先士卒,为中国的抗日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功过后人说

公允地说,将佛采尔与后来的史迪威相提并论,实在有些牵强(作者注:“德国史迪威”在历史学界已约定俗成,故本文中沿用该说法)。因为蒋史之间从摩擦开始,矛盾愈演愈烈,最后势成水火。而蒋介石直到最后对佛采尔也是惺惺相惜的,他最初并不想让佛采尔走,尤其倚重佛氏全面的作战经验和娴熟的规划技巧。蒋的如意算盘是想让佛采尔交出“帅位”,

由塞克特负责全面的军事、政治、外交,具体事务还是让佛采尔继续担当。但佛采尔这个现代“诸葛亮”深谙“既生瑜,何生亮”的典故,其继任者塞克特将军刚到上海,他便立即到南昌向蒋辞行,一天也不愿多待,或是东方人无法理解的普鲁士骑士精神使然。蒋介石后来在与塞克特将军谈话时评价说:“佛将军之忠诚与作战经验能力皆极可佩,但建军工作不尽令人满意,至于政治与外交(亦可能包括人事关系)彼亦未甚注意。”语气中不无惋惜的成分。

佛采尔将军是历届德国军事总顾问中唯一既参加过军阀混战、“剿共”战争,又参加过抗日战役的“全才”。诚然,他协助蒋介石进行内战,扮演了为虎作伥的不光彩角色。但他投身到南京政府指挥的局部抗战中并为加强中国国防能力做出了贡献,值得青史留名。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此后,日军又不断作出继续南侵的尝试。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抵抗和备战。作为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佛采尔的表现可圈可点:其一,佛采尔先后参与了1932年初淞沪抗战和1933年初长城抗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在淞沪抗战中,他亲自参与指挥了德式样板师,在战斗中多次重刨日军。在长城抗战中,佛采尔跟随由他训练的中国第七军北上,在古北口、喜峰口和密云南天门等地,都留下了足迹;其二,他将前任创建的“教导队”逐步扩充为三个“示范师”,以陆军第八十八、八十七和三十六师充任,并组建了10个炮兵营,使蒋介石统帅的中央军有了一支德式训练和装备的精锐部队;其三,佛采尔改进了中国军事教育体制,他亲自兼任中央军校总教官,帮助建立了各军兵种训练学校及培训班,提高了教学和训练水平;其四,佛采尔提出一整套改革中国军事体系的方案,提高了军事部门的效率,并促使南京国民政府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炮兵、航空观测机队等专业化部队。使中央军开始由“内战型”向“国防型”转变。

此外,佛采尔还就对日军事行动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自己的建议。他针对当时中国国防工作及准备对日抗战的实际,给蒋介石写了两份整理部队建议书,对中国未来抵抗日本的战略战术、军事装备、兵种武器之改进部署以及采用新式练兵方法等多方面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蒋介石对佛采尔的建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激赏之余欣然命笔,在文件卷首附上了如下批语:“中以为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

当然,佛采尔并非在军事之外一无所获,只是他个人对此不甚热心,如他也试图促进中德贸易,但不擅商务的他用人失当,其结果是派生了若干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又使佛采尔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境地,再加上他为人处事粗暴直率,从不讳言好恶所在,在国民党官场积怨太久太深,终于为中方所不容。

回顾佛采尔将军在华期间,虽只有短短四年,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却有了用武之地。正如他向蒋介石辞行前所表白的那样——以“四年之独立工作”成绩为自豪。通过佛采尔的不懈努力,中德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合作都较前迈进了一大步!是非成败转头空。不管世人如何评价其功过,佛采尔都在中德关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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