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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前的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惟一的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而载入史册。然而,在重温或评价这一胜利时,我们不能忘记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从1931年起,14年的抗战中华民族伤亡3500多万人,代价之惨重,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一个人口只有7000万、面积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为什么敢于向当时拥有4亿多人口的大国发动全面战争?如此之国耻,不能随着抗战胜利而淡忘;65年后,我们理当有更深刻的反思与探索。

抗日战争为什么如此艰苦卓绝?它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记者就此访问了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对中央军和川军、滇军、桂军、粤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全国陆军进行了整编,编成178个师,这当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3个师,总作战兵力在200万人以上,数量相当于侵华日军的3倍。国民党军队担负了抗击日军正面战场的任务。但是,为什么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大捷外,其余的会战都以失利撤退告终,一年就致使2亿人口的区域沦陷?

徐焰认为,除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军队的武器装备和供应,以及操纵武器的战斗员素质都不如日军外,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政策也难逃其责。这些年有人片面渲染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又不能解释国民党军作战多数惨败而丢失大半国土的原因。因此,正确认识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我们今天深刻反思那场战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非常有必要。

他说,历史事件都是有多个侧面的多棱镜,对其歪曲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如果全面客观地加以评价,人们就会看到当年国民党政府的两重性——既坚持了八年抗战,又腐败无能一再丧师失地,所以这个政权迎来抗战胜利后又很快被人民推翻。

徐焰用史实讲述了蒋介石政权在抗战中由“不抵抗”、“仓促应战”再到“消极坐等胜利”这样一个过程。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以2万多人突袭东北。尽管当地有十几万中国正规军,但无论南京政府还是东北军都采取“不抵抗主义”,很快丢掉80万平方公里土地。国民党当局及其辩护者为此辩解说,是因当时“未准备好”而不能对日作战。且不说这种背弃了军人卫国守土基本职责的理论荒谬至极,单从军事角度看,日军不战而得富饶的关东大地后,5年间其经济产值便增长1倍,对华的实力优势又进一步加大,中国拖延再战岂不是更不利吗?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得寸进尺,1932年又发动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突破长城并直逼北平、天津,国民党军队才开始被动抵抗,结果又签订屈辱的退兵让地条约。这样的“消极抗日”政策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引发了众怒,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

1937年7月至8月间日军进攻平津和上海,国民党政府才开始全面抗战,不过仍同日本谈判希望媾和。后来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对抗战丧失信心,竟纠合20多名中央委员、58名将官率60余万军队降日,组织伪政权并充当伪军,成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一直拖至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眼见日军袭击珍珠港引来美国参战后,才正式对日宣战。

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22次会战,大都是被动防御,但中国军队广大将士的英勇精神可歌可泣

徐焰介绍说,从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武汉失守的一年多时间内,正面战场上国民党200万军队抵御70万日军,虽一再败退,但多数官兵表现英勇,装备劣势的中国军队还能给日军以许多意外重创。那时,中国仅得到苏联给予的3亿美元援助,美英因害怕得罪日本而不敢干预。

1937年秋的淞沪抗战是正面战场最惨烈的一战,国民政府投入70个师即全国1/3的兵力抗击日军。由于上海便于日军发挥海空优势,中国军队在无险可守的地形上坚守3个月伤亡25万人,虽杀伤日军4万多人,却因幻想外援而一味被动僵持,终于招致大崩溃。此后,蒋介石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策略,以节节抗御的方式进行了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虽然其战术呆板只防不攻,不过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精神还是值得称赞的。

武汉失守后,日军因为刚刚攻占有2亿人口的区域,需留半数兵力在后方对付共产党游击力量,兵力不足停止战略进攻。从1939年至1944年春,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面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蒋介石集团一再采取政治打击和军事进攻的办法,包括发动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从1939年至1945年这6年间,在共同抗日的大局下,国共之间的局部磨擦一直持续未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英国需借重中国战场,3年间提供了16亿美元援助,然而“驼峰空运”送到大后方的物资很多又流入黑市,造成军心士气日益颓靡。同时,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末期将美国装备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

回顾和研究战史,都应该有准确考证出的战绩和数据作为佐证,数据对比和定量分析更具有科学性。徐焰结合自己长期的研究成果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共有22次大规模会战,其官兵死伤320万人。

国民党的官方史书长期称毙伤日军276万,不过到台湾后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一书称毙伤日军85万人。据战后日本政府的统计,其在关内的“支那派遣军”伤亡共133万人(死亡45万人),再加上在东北和缅甸战场上的损失,日军在对中国抗日军民的作战中总伤亡约接近150万人,可认定其中约有一半多损失在正面战场上。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牺牲是巨大的,特别是广大爱国将士在凶残、强大的日军面前英勇抗敌、宁死不屈,表现出了伟大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但是,也要看到,22次会战中,仅有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一役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正面战场反遭大败,又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

进入1944年春夏季之后,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都在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展开了“游击反攻”,惟独中国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在日军针对豫湘桂的“一号作战”中,国民党军丢失6000万人口广大区域,丢弃了40个师的装备,一直败退到贵州独山。1945年初,日军又打通了从河南至广西边境和广州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政府甚至准备迁都到偏远的西昌。

徐焰认为,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还可用武器落后为失败辩解,1943年以后中美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得到美国的军援后装备也比日军先进,兵力更一直居于绝对优势,侵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这时再遭惨败真是无法向人民解释。

腐败无能终为历史所抛弃,人心向背既决定战争胜负也决定着政权兴亡

全面看待历史的人,都承认中国军民抗战的事迹可歌可泣,不过由于当权者腐败无能,取得的战果受到了很大限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徐焰认为,直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的局面都没有根本改变,国内战略要地包括北平、南京、上海、武汉直至广州还都在日军控制之下。

徐焰分析说,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指挥和施政极差,令人失望,尤其是当权者发国难财,只顾搜刮而不顾民生。抗战期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号召不抽烟、不喝酒,力戒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亲属和心腹的极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战消灭和排斥异己更激起内争不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讽刺之词,可谓当时社会大众对国民党当局最愤懑的评价。

抗战期间中国丢失了大部分富庶地区,大后方民众更为困苦,国民党当局却搭上美英战车,腐化之风更急剧滋长。徐焰举例说,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自肥,而孔祥熙、宋霭龄之女“孔二小姐”则以走私暴富,卖官鬻爵,连孙连仲升任上将军衔也要向她疏通。1942年美国批准了2.5亿美元对华贷款,马上有0.8亿美元转存到孔氏家族在美国的私人账号上。

徐焰认为,军民关系恶劣,又是影响国民党军抗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汤恩伯统辖下的河南,民谣有“水、旱、蝗、汤”祸害中原之谓。国民党军队为拦阻日军进攻掘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没日军千余人却淹死百姓89万人。1944年日军以15万兵力进攻河南,汤恩伯部40万军队1月内全部崩溃。据当时第一战区《会战之检讨》中承认,汤部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国民党军在本土作战反而没有群众支援,根源何在?在于其政权是压迫人民的腐朽阶级的代表。如此不得人心的政权和军队,就是举着抗日旗帜也无力对日军进行大反攻。

1945年8月,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中国的抗战以日本投降宣告胜利。由于蒋介石政府坚持了8年抗战,对此中国人民还是给予肯定的,然而这一点并不能抵消其腐败无能和反人民行径留下的积怨。

徐焰说,由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将“接收”变为“劫收”,进一步横征暴敛,令民怨沸腾,结果刚享受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只能是迅速崩溃。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讲话时也解释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便可知道这个“抛弃”是必然的,人心向背既决定战争胜负也决定着政权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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