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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3月17日电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优待抚恤工作是翟振华在组织处当干事时分管的工作之一,他建议在作战部队中配发军人身份牌。

翟振华难以忘记自己曾处理过的两件事。2001年11月,张家口电厂一位退休干部孙宝文找到翟振华,要求落实政策。孙宝文是河北青县人。孙宝文老家村子的古戏台上埋葬着3位当年解放青县牺牲的烈士。他从小就记得这3个烈士墓。多年过去了,坟包越来越小,但烈士的情况只字片语也未曾留下。他退休后坐不住了,决定查出这3位烈士的姓名、籍贯,看能否找到他们的亲属,将他们安葬回乡。孙宝文找了很多部门、媒体,反被当作上访人员推出门外。辗转之下他找到北京军区组织处,翟振华立即协调各部门配合孙宝文调查3位无名烈士情况,半年过去了,仍是毫无头绪。当地民政部门将烈士遗骸起出,遗体早已腐化,线索全无,只好火化后重新葬入烈士陵园。

第二件事是2003年12月,北京军区空军一位离休干部白希瑛找到军区组织部,希望将自己的哥哥、战友白希瑜烈士的遗体安放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白希瑜烈士 1918年出生,1937年参军,1942年6月12日在反击日寇扫荡中,英勇牺牲于河北省顾头村,牺牲时为正营职作战参谋。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善后工作无法妥善处理。白希瑛提出要求后,河北省民政厅专门派人查找白希瑜烈士的安葬地点,但因当地历年来多次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烈士的坟墓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已难以找到确切的安葬地点,最后只得将白希瑜烈士生前的部分遗物以衣冠冢的形式,安葬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这些事情促使翟振华注意到了军人身份牌,“如果有身份牌,我们就有可能知道墓中埋葬的烈士是谁啊!”翟振华说:“简简单单的身份牌,体现着一种科学管理,一种政府对军人救护、援助,以至多年以后仍寻找牺牲者遗骨的承诺,体现着社会对踏上战争之路的军人的关怀。”

长期以来,中国军队沿用前苏联军队的做法,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历次作战中,都采用在衣服、帽子的指定位置盖一个方章,印有姓名、单位和血型等项目,可以用毛笔、钢笔填写这些个人资料来进行身份识别。这种做法沿用至今。“这种身份识别法在历次战役战斗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但是现代战争中,这种方法的缺陷已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武器的杀伤力、破坏力空前增大。官兵伤亡时,很多已经血肉模糊、肢体不全。我军现有的身份标识,极易被焚毁、腐蚀和损害,已经不适应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需要,亟需对官兵的身份标识进行改革。“考虑到我军以前没有正式配发过身份牌,缺乏应有的实践经验,建议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先在师以下作战部队中配发,等条件成熟以后,再在全军配发。”翟振华说。

“即使在现实的和平条件下,我们也需要配发军人身份牌。”翟振华说。近年来,解放军参加国际反恐、维和、救援等事务的机会逐渐增多。国内发生地震、洪水等重大自然灾害时,解放军官兵也要积极参加抢险救灾,官兵也随时面临伤亡的威胁,配发军人身份牌也有利于及时抢救和识别伤亡的官兵。 (赵飞鹏)

责编:霍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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