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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二战秘密档案》 作者:[俄]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 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核心提示:叶廖缅科元帅就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著名的“常胜元帅”朱可夫的“军事艺术”的特点:“应当说,朱可夫的作战艺术就是:必须要有比敌人多5到6倍的兵力,否则,他就不会着手进行战斗,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他如今显赫的地位是用无数鲜血换来的。”有意思的是,统帅们大都像朱可夫那样指挥战斗。这大概是因为,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命令中,最经常见到的一句话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红军在作战时除了以无数的生命为代价去取得胜利外,根本就不会打仗,苏联的一些高级将领们也证实了这点。例如,叶廖缅科元帅就用下面的例子说明了著名的“常胜元帅”朱可夫的“军事艺术”的特点:“应当说,朱可夫的作战艺术就是:必须要有比敌人多5到6倍的兵力,否则,他就不会着手进行战斗,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他根本就不会打仗,他如今显赫的地位是用无数鲜血换来的。”

有意思的是,统帅们大都像朱可夫那样指挥战斗。这大概是因为,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命令中,最经常见到的一句话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1941年11月,К.К.罗科索夫斯基派遣第58坦克师进驻莫斯科城下,这个师刚刚从远东调来,也没有时间做好战斗准备。结果,这个师损失了3/4的坦克和几乎1/3的人员,而敌军几乎没遭受什么损失。当时,罗科索夫斯基还组织第17和第44这两个骑兵师发动近乎疯狂的进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苏联武装力量在卫国战争中的过大的损失还在当时就有一些苏联军官承认,虽然这并不是很安全的,比如,中将С.A.加里宁--他曾是方面军司令,后来从事预备役部队的训练工作,由于不谨慎,就在日记中写道,最高统帅“不关心保护人力资源,所以才在个别战役中造成了很大伤亡”。这份材料以及其他材料等“反苏联”的言论使得这位将军被判25年刑。而另一位指挥官--空军少将А.А.图尔然斯基在1942年被判12年刑,就是因为关于苏联情报局通报的很合理的观点,他说这些通报“只是为了安抚民心,并且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它们把我们的损失缩小,把敌人的损失扩大。”

我们的空军和海军不能因为自己的特别成绩而自诩。虽然在巴尔干和黑海苏联海军与敌人相比有着绝对的优势,但它并不能把这种优势变为现实。在刻赤半岛只进行过两次相对成功的海军登陆战役。但是,结果第一次以1942年5月的严重事故而告终,同时成功撤退的人只有极少数,就像从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撤退时的情况一样。1943年秋天在刻赤半岛进行的第二次登陆战役,在解放克里木的战斗中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是通过彼列科普地峡的缺口攻下了克里木。敌人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商务航行日渐嚣张,苏联空军和海军并不能给他们以沉重打击。他们不能够阻止1944年5月克里木的撤退,就像不能阻止1944年至1945年间德国警备部队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供给和撤退一样。总的说来,苏联海军行动非常被动,而在所进行的为数不多的海军战役中却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其中包括,战争初期进攻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时“莫斯科”号舰长阵亡,而1943年10月进攻克里木的港口时,德国空军击毙了两艘驱逐舰上的全体人员和“哈尔科夫”号的舰长。

红军惟一一次大型的空降战役遭遇了巨大的尴尬。为了争夺第聂伯河畔的战略基地,1943年9月红军空降了两队伞兵。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或者降落到了河里,或者干脆降落到了德国阵地上并因此阵亡或被俘。飞行员的经验不足影响了空军运输,而且运输机--主要是指美国的“道格拉斯”,我们严重缺乏。

我们也不喜欢承认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国在作战装备上的优势超过了苏联。德国“虎”式坦克不仅在与T-34坦克、而且在与最新式的约斯-2重型坦克(以约·斯大林命名的坦克。--译者注)的决斗中大获全胜。在“虎”式坦克的88毫米火炮击穿约斯坦克装甲距离内,约斯的122毫米坦克炮却无法击毁德军的坦克。德国最新型号的战斗机容沃-190当时常用做强击机,在战斗性能和飞行性能上都超过了苏联当时所有的战斗机。德国人终于在战争末期组织起大规模生产喷气式战斗机梅-262以及导弹V-1和V-2的能力。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是战后才有的,也是在很多方面依靠被缴获的德军资料、被运到苏联的德国设计师和后来英美科学技术秘密研究所中苏联情报机关的窃取才生产出来的。同样,苏联的原子弹、火箭和最新型的潜艇也都是靠复制德国人战时最后留下的图纸生产出来的。

我们那时也没有战略航空兵。难怪战后特别小分队在整个欧洲收集受伤的“飞行堡垒”。经过修理后,把它们纳入苏联远程轰炸航空兵,为的是哪怕对付一下昔日的盟国。这种飞机我们有60架,而美国人却有几千架!

不得不承认,二次大战期间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相比,要落后很多。只是战后的几十年里,我们以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在情报机关卓有成效的帮助下借鉴到西方很多工艺规程为代价,苏联终于在现代化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上能够与美国并驾齐驱。但是,作为经济潜力只是美国1/6的苏联,为这种竞赛要付出的经费只够维持40年的消耗。

对于苏联而言,1945年的胜利——就像冷战中的持久对峙一样,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国家能够动员所有兵力和资源用于战争所需。就像俄罗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样,为帝国的妄自尊大受到惩罚的只有人民。还在中世纪,当农民能够选择为哪位世袭领地主做工时,他们的生活算是比较好的。但是伊凡雷帝及随后的鲍里斯·戈杜诺夫企图征服其他国家,开始依靠贵族阶层--他们是国家主要的军事力量,于是便出现了贵族喜爱的农奴制度。就像为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我们的人民不仅要付出几千万人的性命,而且还变得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重用朱可夫的意图

1940年5月,朱可夫从乌兰巴托被火速召回莫斯科,关于这件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0年5月初,我收到莫斯科的指示,速到人民委员部报到,接受新的任职。这之前刚刚公布了关于给红军全体高级指挥人员授予将军军衔的政府命令。和其他人一样,我也被授予大将军衔。几天后,我受到斯大林的亲自接见,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

除斯大林外,会见朱可夫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会面结束时,据朱可夫的观点认为,在他和斯大林之间有下列一段值得注意的对话:

“现在你有战斗经验了”,斯大林说,“基辅军区就交给你,把你的经验好好地用到部队训练上吧!”

当我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我没有机会详细研究德国和英法联盟间的战斗军事行动进程。趁这个机会,我问道:“应该怎么理解西线战争的极度消极性和如何预测战事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斯大林笑了一下说:“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根本不想真正地陷入到对德战争中去。他们始终企图挑唆德国进攻苏联。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一起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们想以此证明,他们并不想束缚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是这无济于事。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没有远见的政策受到惩罚。”

朱可夫承认,同斯大林的谈话使他很震惊:

回到莫斯科宾馆后,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始终萦绕着这次谈话。

此时的朱可夫拥有一枚红星勋章,两枚列宁勋章和两枚因为哈拉哈河战役而获得的“大蒙古星”--一枚蒙古红星勋章,一枚图瓦红星勋章。这后两枚在形状上来说真得很大,比苏联的勋章大很多,而且有着星的形状。我们得提一下“庆祝工农红军20周年”纪念章,这是朱可夫与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一起在1938年2月被授予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在克里姆林宫领袖办公室的来访者登记本上,朱可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是1940年6月2日。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时间是第二天,即3日,然后是13日。

在回忆录里,朱可夫给读者留下了这一印象,就是朱可夫在动身去基辅之前只见过一次斯大林。但是,很容易就能确信,事实上并非如此。甚至即使接受6月2日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这种说法,在朱可夫动身去基辅之前的那些日子,朱可夫到斯大林那儿去过至少不下三次。

斯大林还通知朱可夫说,伏罗希洛夫被解除国防人民委员一职,取而代之的是铁木辛哥(5月7日)。给人的印象是,对于军队机关进行的这些重要干部调配,朱可夫还不知道。那么这次会面时间总体上说应该不晚于5月8日早晨。要知道,到这天的傍晚朱可夫已经不可能不知道国防人民委员领导一职发生了变更。

至于谈到任命朱可夫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看来斯大林通知他并不是在5月的那次会面中,而要稍晚些,在6月2日或3日。这几次会面后才随即出台了授予朱可夫大将军衔的命令。身为兵力最多、战斗装备最充实的最大军区的司令,必须要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军衔。

布琼尼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任命铁木辛哥的过程,那是五一阅兵式结束的当天晚上,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军官们都聚集在斯大林的别墅等候节日的盛宴:

“有一个人,人们都叫他钢铁人民委员。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吗?”斯大林微笑着问道。“是伏罗希洛夫!”--人们开始议论起来。“这样吧,让我们请他来领导整个国防工业,也就是,满足部队的全部需要。而国防人民委员这个职务……”斯大林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请铁木辛哥来担任。”

斯大林任命伏罗希洛夫来领导新建的、专门负责军工生产的国防委员会,虽然他想把伏罗希洛夫退役这颗苦果变甜一点,但仍未能掩饰住他的嘲讽:“钢铁人民委员”只能去监督钢铁生产,而不能领导红军队伍。

斯大林提议候选人后,一阵不自然的沉默笼罩着坐在桌旁的铁木辛哥。要知道这位新上任的人民委员,曾经在布琼尼的手下当过骑兵师长,现在却成了老领导的上级-原来的集团军司令员现在才是莫斯科军区的司令和副国防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说:“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这下可以自豪了。被提拔的人是第1骑兵集团军培养出来的。”

“我们考虑到了这点,”斯大林说,“铁木辛哥同志以前是布琼尼元帅的下属(过了几天,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也被授予元帅军衔。--作者按)。当然,不高明的战略家肯定会有各种假设,但是党不会向落后分子看齐。布琼尼同志不会对我们有意见的。他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肯定还会更重。对了,找个时间我们还要请铁木辛哥同志和总参谋长专门参加部队的作战训练,借鉴一下芬兰战争的经验。”

“两个谢苗,两个骑兵可要同心同德呀!”加里宁对讨论作了最后总结。7

斯大林是建立“息事宁人平衡系统”的专家,他可以排除任何威胁自己极大权力的潜在因素。出于迫不得已,他抛弃了对自己十分忠心却智商不高的伏罗希洛夫,事实已经证明后者跟自己在军事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完全不相称,斯大林选了一位年轻许多的军事长官来取代他--虽然对于铁木辛哥对自己的忠心程度并不完全有把握。到底为什么斯大林认为与自己真正喜欢的布琼尼相比,铁木辛哥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呢?布琼尼对现代战争的条件缺乏足够的了解未必起了主要作用。布琼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国防人民委员部讨论新式坦克Т-34的炮塔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他老实地承认说:“我在坦克方面懂得很少。专家才有发言权。”但是铁木辛哥在坦克方面懂得并不比布琼尼多。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布琼尼作为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员,从国内战争起就不仅在军队,而且在人民中都有很高的声望。还在1923年时,伏罗希洛夫就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布琼尼“小农意识很浓,名气太大,也很狡猾……甚至我们的敌人也认为,将来布琼尼会领导'人民'运动,应该能起到某种救世主(农民领袖)的作用……必须让他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为革命所用”。当时伏罗希洛夫曾惊慌地报告:“当问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他是为谁而战时,后者回答说'为布琼尼而战。'”还在20世纪20年代时,伏罗希洛夫就为把布琼尼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而担心不已,因为“把布琼尼派往农民土地的深渊,简直就是疯了。”8而如果当时,在1940年,再把布琼尼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那么红军战士去打仗的时候将会是“为布琼尼而战”,而不是“为斯大林而战”了。把世界上最强大的部队之一的军队领导权交给这样一个人,斯大林也是顾虑重重。最好还是让布琼尼当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二号人物,反正铁木辛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老领导面前摆谱。布琼尼实际上是独立于他的,并且万不得已还可以汇报一下这位新人民委员令人生疑的动向。

铁木辛哥部署了部队1940年夏季训练任务,他在自己签署的第120号命令中要求:“战场上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战场上部队需要怎么做,我们就教怎么做。”为了完成这一要求,他命令在演习中和训练场上只允许使用实弹。这导致红军各部队在和平时期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这一点也没使铁木辛哥感到难为情。他深信,这些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会减少未来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伤亡。同时布琼尼与铁木辛哥团结一致,他在回忆录中以赞赏的口气叙述即将实行军事训练条件要求更严的新举措。事实上,就像布琼尼证实的一样,部队在训练场上用实弹射击的主意是斯大林本人想出来的。他好像向铁木辛哥和其他的人表示过自己的态度:“我不认为这些个演习可取,士兵们一切都是按预先规定的动作做--射击、进攻,甚至按规定的动作挖战壕。人们应该那样学习,就好像他们在进行真正的战斗。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不惜弹药。只有在复杂的战况下,一个战士才能学会自信而英勇地作战。”也有人冒险反对说:“要知道,这样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是的,有可能。”斯大林欣然同意。“但是,如果现在我们不教会战士们如何使用武器,不学会进攻,不学会防御,在战场上我们将遭受更大的伤亡。

好像新举措并未取得什么效果。卫国战争期间红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天文数字,而大家也更倾向于把未经任何训练的补充队伍投入战斗,无论他使用过实弹还是没有使用过。毫无疑问,朱可夫肯定会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满意的。大概,就是根据铁木辛哥和布琼尼的推荐,斯大林才任命朱可夫领导基辅军区的,哈拉哈河胜利的荣耀也起了自己的作用,而哈拉哈河之战的另一名胜利者施泰尔恩在芬兰战争中大丢脸面。现在剩下的就是要检验一下朱可夫的分量如何了。是在战役中检验,而且很快。要知道,斯大林一直在为这场战争做准备,就像他在1940年5月推测的那样,距离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几个星期,那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月。

关于朱可夫乘火车去基辅走马上任一事,保存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证。朱可夫在蒙古时的副官М.Ф.沃罗特尼科夫引用了自己的老营长、曾经在哈拉哈河被授予苏联英雄的上校Г.М.米哈伊洛夫的一段叙述:“朱可夫对所有来为他上任而送行的人表示了感谢。谈话间他表现得很克制。偶尔他也开玩笑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们送行的人都觉得,'

米哈伊洛夫说,'朱可夫好像不太高兴,也有一些人说,他甚至落了泪。'

'不可能!'我反对说。

'我们也不信,可……我们不可能搞错。'”

很多年以后,副官找到了证明米哈伊洛夫的话正确的证据:“在一次谈话时,朱可夫称之为'叔伯兄弟'的М.М.皮利希恩的妻子克拉夫季娅·伊利尼奇娜插嘴说:

'谁也没见过朱可夫流泪,可我见过。'

'为什么事儿流泪?'我问她。

'我不说。'

'为什么呀?也许,这很重要。要知道他这么有魄力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轻易流泪。'

'我不说。'

她执拗地坚持着,不再理睬我们。谈话时她丈夫皮利希恩也在场。他推测说,朱可夫可能是回忆起蒙古时流泪了。但我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朱可夫为自己在这个国度的使命而自豪。

沃罗特尼科夫副官决定破解这个世人并未见过的朱可夫流泪之谜。他很想搞清楚,为什么皮利希恩的妻子隐瞒了一些事情。于是,他冒险向朱可夫本人询问这个问题:“一天在元帅的别墅,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问1940年4月(实际上是6月。--作者按)他动身去基辅时激动的原因。流泪说明了什么--如果真的流泪了的话,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伤心?

元帅没有马上回答……

'我被委以重任--指挥着一个最重要的边境军区。在同斯大林、加里宁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交谈中,我最终认定了这一想法,就是战争离我们很近,而且不可逆转。让我当这么重要的边境军区的司令也证明了这点。但是,它会是什么样子呢,这场战争?我们有准备吗?我们来得及充分准备吗?我似乎嗅到了某种灾难逼近的味道,我看着对此一无所知、为我送行的亲人和同志们,看着莫斯科,看着莫斯科人愉快的脸庞,想到:我们到底会怎样呢?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点。不知怎么地,我有点儿不自然,接着我就忍不住了。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战争已经开始了。可一走进车厢,我立刻就控制住了自己的伤感情绪。从那一刻起,我个人的生命就属于即将爆发的战争,虽然在我们的土地上当时还是和平……'”

至于自己关于红军对这场战争是否有准备的疑问,朱可夫在同沃罗特尼科夫的谈话中好像已经做了补充。可在《回忆与思考》中他对自己40年前的思想描述完全不同:“我们预见到,与德国的战争将是艰苦而又漫长的,但同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打算把这场战争和斗争继续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的武装力量不得不仓促应战,以致在最初的战役中,我方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并被迫向苏联纵深处撤退。”但是谈到眼泪,元帅没有否认。他两眼确实流出了泪水。因为同斯大林的几次谈话让这位新上任的大将深信:战争即将开始。实际上,朱可夫为了取得胜利,一点儿也不怜惜战士们的生命,不怜惜那些他根本分不清面孔、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们。但是,朱可夫对那些他很熟悉并喜欢的人并不冷漠无情。他清楚地记得,在那场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据他估算,离战争爆发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星期--许多在基辅火车站为他送行的亲人和朋友们死于非命。一年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许多朱可夫在哈拉哈河的战友--他们曾一起在蒙古大草原上变得亲密无间--为卫国战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М.М.皮利希恩身负重伤,朱可夫终生与他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在那次去莫斯科时,皮利希恩一家人对“叔伯兄弟”的妻子和孩子们关怀备至,而那位“叔伯兄弟”更多时候是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忙于公务。朱可夫的女儿埃拉证实:“皮利希恩一家人按莫斯科古老的传统用盐和面包来款待我们,并且总是热情地迎接我们。他们很熟悉莫斯科,所以就帮我们在熙熙攘攘、陌生的城市中辨认方向。那次去莫斯科,他们使我们长了见识,还去了剧院,所以我也没觉得父亲老不在,当时他经常都在忙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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